陈文胜:合村并居不能偏离战略指向断了农业的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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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胜（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后，又进一步明确乡村振兴的战略指向就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如何推进乡村振兴，全国人大农业委主任陈锡文认为，最主要的是要明确乡村的最基本定位：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提供生态屏障和生态产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也就是说，从长远的现代化目标出发，乡村需要在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承担三大主要功能。
农业是乡村的本质特征，乡村最核心的产业无疑是农业，没有农业的乡村还是乡村吗？没有农业的乡村振兴还是乡村振兴吗？特别是在当前复杂特殊的经济形势下，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战略后院，只有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主动权，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确保中国大局稳定。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的审议时，明确要求把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人民日报》2019年03月09日1版）。因此，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新中国成立之时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发展工业和城市，因为泥腿子为执政队伍主体。时至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发展农业和农村，因为从家门到校门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是地方干部队伍的主体。小农大国的三农问题之复杂超乎想象，而最可怕的是，这么多“三门干部”又非常自负自以为是，只要一高兴，一会把发达地区的模式推广到落后地区，一会把落后地区的经验照搬到发达地区，一会把城市的模式推广到乡村，一会把乡村的经验照搬到城市。成功未必可以复制，但失败却往往在重复。对于乡村发展来说，成功的乡村总是独特而独创的，而乡村发展失败的教训都是重复着相似的死法。相比较那些成功乡村的经验，乡村发展包括农业发展失败的教训更值得关注。在中国当农民，是被久经折腾的运动员。但中国农业是一个百岁老人，是一个弱势产业，只能吃补药，如果吃泻药、动大手术，是会要命的。
  也许山东的干部还真不懂得，与市民住宅、庭院功能有着根本区别的是，农民的住宅、庭院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而合村并居节约土地也是个伪命题，因为山东不仅土地很少抛荒，而且农民房前屋后的地还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同时，合村并居让农民上楼，我们可能正在制造有屎以来最大的生态危机：农民不能养猪，不能养鸡养鸭，乡村没有了拉屎的动物了，即使有动物的粪尿抱括人粪尿也当做垃圾处理，全部进入下水道后排放。这样一来，农业生产所依赖的人畜粪便等有机肥源在不断“减量排放”，家肥走向灭绝，未来的农业生产将是“一粪难求”。美国的富兰克林在《四千年农夫》一书中认为，中国能用最小的耕地养活世界最多的人口，是因为中国的有机农业，是以家肥为主的有机肥使土壤保持几千年肥力而不下降。当下，我们一面高喊绿色兴农与推进化肥农药减量行动，一面是农业对化肥的依赖性与日俱增，在化肥使用一统中国农业天下之日也就是中国农业末日来临之时：农业生物链被严重的破坏，耕地不断被酸碱化，农产品质量不断下降，农业何以持续？这绝非危言耸听！
  那么，在打着乡村振兴的旗号下，合村并居就是消灭村庄加快非农化，上楼的农民失去种植、养殖、手工三业合一的庭院经济保障，连日常生活的农产品都不能实现自产自供而全面商品化购买，又远离耕地，陷入高生活成本低收入困境，沦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而山东的合村并居实质上是超越发展阶段快速推进城镇化的大跃进运动，是在土地增减挂钩结余出来的指标可以异地交易背景下的土地财政逻辑，使村庄遭遇前所未有的浩劫，乡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战略后院将不复存在。一个一个村庄大规模全面拆迁，想到了世界历史上在英国发生“羊吃人”的圈地运动，那是一场极其暴力血腥的夹杂着血和泪的驱逐农民远离土地、背井离乡的行动，作为共产党人，我们要牢记“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这句马克思的名言。
  山东的官员也忘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警告：“现在的问题是，在一些地方工业化、城镇化压倒了农业现代化，打败了农业现代化。在这个问题上博弈时，一些地方输的往往是大量良田，赢的是工业化、城镇化，而且很多人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因为土地一转让每亩可以产生几百万、上千万元的利润，在自己这一任中就能体现出效益来，而种地种一百年也没有这样的效益，有人就会想，凭什么要用这些地搞农业？（《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96-597页）”。本来工业已经产能过剩，城市就业形势严峻，党中央早就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却仍然在拼命地搞土地非农化。本应精简机构减少行政成本，减少企业税负激活经济，却变成包揽一切全能政府，特别是大规模并村后连古今中外都是国家不发工资的兼职村干部也成了全职的财政供养人员，就更加依赖土地财政和房地产这对孪生兄弟，这是在饮鸩止渴！因为中国特色的房地产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化的最大毒瘤，不仅造成高房价高生活成本，而且造成近三亿农民工难以留城。2018年年底，潘石屹认为中国房地产的市值高达65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欧盟+日本三个地方的数值。难道房地产要在乡村振兴的口号下全面下乡，用高生活成本低收入的手段迫使仍然守望乡土的农民背井离乡？断了中国乡村的进路就是断了中国农业的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推进城镇化不一定都要连成片，可以跨出去，搞串联式、卫星城式的发展，连成片就势必占用大量经过长期努力好不容易建设形成的高产农田。最好的农田往往都在郊区，都是投入最多的，把它们都变成城区了，还要再花钱去建设高产农田，要花多少钱啊，有没有算过账！”（《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96页）。而另一个问题是，难道城镇化真的缺地吗？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现如今人均住房面积已经达到了40.8平方米，目前中国的房子已经容得下40亿人居住了。再根据潘石屹“中国房地产的市值是65万亿美元”的判断，以2018年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8737元/平米来计算，那么，2018年中国城市商品房数量大约4.4亿套，所有的农民全部进城都不缺房子住。所以，城市住房空置率普遍不断上升，大量占用耕地建设的不少城市被称为“鬼城”。凡是在城市居住的，都不难发现身边比比皆是的空置房。全国人大农业委主任陈锡文认为，工业化城镇化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要根据现在发展阶段的变化，要好好研究城市中怎么有力度地推进对闲置的、低效利用土地的二次开发，这是我们面临的大问题。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也指出，中国城市普遍存在“摊大饼”式扩张，过分追求宽马路、大广场，新城新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占地过大，建成区人口密度偏低；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资推进城镇建设，加剧了土地粗放利用，浪费了大量耕地资源，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也加大了地方政府性债务等财政金融风险（《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885页）。有网民就吐糟：对农民实行一户一宅，就连农业生产的大棚房也要拆除，屋前屋后的小块地被政府天天惦记着，却可以大量占用耕地在城市建设大广场、大园林、机关门前大空地，如陕西师大新校区图书馆、中山大学珠海分校、西安市长安区政府和区医院等等，门前都是用来做作为摆设大片广场大面积空地，需要步行很长时间才能走到门前，只是增加办事时间和难度而已，不像美国城市的商场、学校前的空地被充分用来作停车场。还有网民感叹：每亩不到5万的复垦费，能够在农村宅基地复垦搞出近万亩跟城市周边一样肥沃的耕地，这个比文革放卫星还天方夜谭。土地增减挂钩播种这么大的“龙种”，收获的却是令人痛心的“跳蚤”：一个山东的农民告诉我，换一个一个书记就新搞一个开发区，本地开发区的土地基本闲置，成为被广告牌遮掩下的城市废墟。
  根据山东官方的文件，合村并居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加快农业规模经营。需要认识到，农业是永续产业，不可能像工业发展那样快速转型升级。而人多地少是难以改变的最大国情，决定了小农户在中国相当长时期的必然存在。即使在2050年实现了全面现代化，城镇化率也达到了70%的战略预期，还有30%就是4亿多乡村人口不能城镇化，按照18亿亩耕地红线标准就是人均4亩多地。
  针对“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大国国情，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早就明确，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就是“家庭经营再加上社会化服务”。但长期以来充满了对小农户农业的偏见，认为小农户是落后而保守的代名词，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走规模化大农业之路，就是要消灭小农户。这20多年来从政策到投入、到资金、到补贴，花了多少代价来推进土地流转以实现规模经营，可始终未能实现政策的预期。根据有关资料，到目前为止全国经营在10亩以下的农户占95%，50亩以上规模经营的只有350多万户。
  听说北京大学姚洋教授上书中央高层，提出必要重新审视小农经济形式对中国发展的历史作用。他认为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中国农业仍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在清代就代表了全世界农业文明的顶峰；而且由于“无剥夺的积累”的优势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低成本发展优势，避免了西方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那种贫民窟大规模出现的现象。在世界范围来看，经历一个多世纪资本主义强势冲击及一次次经济危机的狂风恶浪，西欧、北美仍然是家庭经营为主体，日、韩仍然为东亚小农，小农占全世界人口的40%耕地的60%，是全球粮食的主要生产者，养活了世界70%的人口，看似弱势的家庭小农仍然顽强地生存下来而未分化。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正面肯定了“小农户”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客观存在，提出“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成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攻方向。中办、国办公开发布的《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就明确：“我国人多地少，各地农业资源禀赋条件差异很大，很多丘陵山区地块零散，不是短时间内能全面实行规模化经营，也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实现集中连片规模经营。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小农户家庭经营将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
  陈锡文到黑龙江、吉林调研，发现那里水稻生产使用的农业机械非常先进，有的在美国刚刚上市而东北的农民就用上了，比美国农民还早；更让全世界很惊叹的是，在使用无人机方面处于世界绝对领先地位，无论是使用量和技术水平都没有别的国家农业可以相提并论，却不是一家一户的农户都去买无人机等农业机械，靠的是少数人服务多数人种田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弥补了耕地规模的不足，赋予了农业规模经营以新的时代内容。我国一年大概种植3.5亿亩麦子，麦收的机械化率在92%以上，也不是一家一户的农户都去买收割机，是花钱买的社会化服务，推动了农机的跨区作业，使小规模的农业经营也能分享大机械的效率，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
  山东人均耕地只有1.21亩，低于全国1.38亩平均水平。与山东相邻的日本同样人多地少，城镇化率高达93%，经过半个世纪农业现代化的今天，农业规模化程度平均只有30亩左右。而山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城镇化率肯定难以达到日本的高度。因此，还是要回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考察时提出的要求：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的基础，但改变分散的、粗放的经营方式，是需要时间和条件的，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家家包地、户户务农，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本实现形式”，“不能片面追求快和大，不能单纯为了追求土地经营规模 强制农民流转土地，更不能人为垒大户”（《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70-671页）。
  此时此刻想到了一句话，言犹在耳，忠岂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