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耀东：关于正确经济安全观的几点思考

国粮

石耀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今年2月，当全中国14亿人都在奋力“抗疫”之时，没有人能料想到一个多月后，一枚小小的口罩就让深陷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痛苦不堪，甚至上演了机场“截胡”这样的闹剧。我想这样跌宕起伏的剧情，恐怕连好莱坞的那些最佳编剧们都意想不到。人们不禁要问，那些习惯于站在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的两端、轻松攫取高额利润却动辄以高端芯片、操作系统、专利权和光刻机等这些高端技术和产品禁运来卡别人脖子的发达经济体，难道也存在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由此还引出更深层次的思考，掌握高端的技术、产品、标准、人才、市场等全球话语权的发达经济体，就一定能确保天衣无缝的经济安全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经济安全观？
  看似简单的问题，回答起来却并不容易。《辞海》是这样定义“安全”的，即“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延伸到经济安全，无非是指一个经济体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中免受或抵御外部危险、威胁和意外事故的侵害，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失的状态与能力，无论是对一个企业还是个体投资人，抑或是一个经济体而言，概莫能外。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来自于外部的危险和威胁可谓无处不在，它可能是一种股市或资产价格波动带来的收入减损（如美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3月份的10天之内4次熔断），也可能源自一场风灾或地震（如2 0 0 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和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等意外冲击造成的不可预料的经济损失，还可能是一种人为的供应链或市场阻断（如针对伊朗的全球禁运和针对华为5G技术的全球性围堵）。无论是外部客观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还是人为主观因素导致的产品、技术、市场或金融风险，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相互依存的各个经济体没有一个能够独善其身。如果大家不能携手应对、共克时艰，却袖手旁观甚至以邻为壑、损人利己，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在蝴蝶效应的作用下，由一个局部性的经济扰动或病变，恶化成一场区域性的经济危机甚至是全球性的经济灾难。而当巨大的外部冲击来临时，再紧固的经济联盟或伙伴关系也会松动，甚至最终崩塌瓦解。不幸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全球性冲击正残酷地向后一种情况趋近。
  历史地看，这方面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但问题是为什么同样的悲剧总是不断地重复上演？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经济领域的各种风险与不确定性是不可预见和无法避免的，那么为什么经济体不能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特别是一致性行动来最大限度地减少共同损失？
  笔者认为，导致悲剧重复上演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一些经济体存在着侥幸心理，认为那些意外风险不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他们相信自己不会是那个“倒霉蛋”；二是一些经济体由于自身能力不足，认为即使未雨绸缪地采取一些应对措施，在巨大的外部冲击面前也可能是杯水车薪；三是一些经济体对自己的全面能力过分自信，认为单凭一己之力就能轻松化解外部冲击。尽管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全球蔓延肆虐之中，但我们现在应该开始反思，即使是强壮如美国这样的世界最大经济体也可能被小小的病毒轻易击倒，即使发达如纽约这样的世界最强城市也会为一枚小小的口罩所困。中国最先抗击疫情并最先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是电影《2012》中那个拯救世界的诺亚方舟，中国为取得抗击疫情的积极成果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疫后需要重建的不只是口罩、防护服和呼吸机等这些技术含量并不高的硬件生产和储备体系，亟待重建的还有人们正确的经济安全观。那么，什么是正确的经济安全观？笔者认为，它至少包含以下几个重要的要素：
  首先，安全是相对和相互的，没有绝对的安全。再强大的经济体也不可能包打天下，再完善的游戏规则也可能出现一些例外情况。如果每一个经济体都关起城门来自成体系，全球经济就可能倒退回重商主义时代。对于小型经济体而言，那更是灾难性后果。占据产业链或价值链高端的经济体未必就是绝对安全的，占据产业链或价值链低端的经济体也有存在的价值，特别是在意外冲击强势来袭时。比亚迪能在一周之内改建成功口罩机生产线，通用汽车为何不能呢？高端制造与低端制造可能在价值链分布上有所不同，在谈判话语权上有主动与被动之分，但在突如其来的巨大外部风险面前，低端制造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安全就是安全，无高低之别。
  第二，在经济冲击甚至经济危机来临时，相互依存相互取暖才是最佳和最安全的战略选择。这是一个相互依靠、互惠互利的全球化时代，尽管存在逆全球化的势力，但人们终将发现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拆台、优势互补而不是恃强凌弱、开放共享而不是闭关自守、互利共赢而不是以邻为壑，才是我们作为地球村村民的最佳选择。否则我们会陷入无休止的制裁与反制裁、围堵与反围堵、霸凌与反霸凌、单极化与多极化的争斗当中。无节制地开启印钞机、无节制地量化宽松放水的行为，最终的结果可能是饮鸩止渴。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应对。让一个处于困境中的囚徒回归理性的合作博弈，不能仅靠忍痛承受最坏的结果。
  第三，从全球供应链的角度来看，基于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国际产业链分工与贸易投资合作依然是抵御外部风险、安全涉险避难的最有效的战略选择。我们不怀疑美国、德国、瑞士、法国等发达国家在疫后投资建设几条口罩机和呼吸机生产线的能力，但我们应该重视的是他们会不会将这种针对特定产业和产品的经济安全措施，扩大化成疫后普遍性地推动制造业全面回归的产业政策。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以美国、德国、瑞士等国家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他们生产出售价为8美元的N95口罩如何与售价为3美元、印着“Made in China”的KN95口罩在国际市场上直面竞争？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他们会开启贸易壁垒（包括提高关税或进行数量限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他们这种贸易壁垒行为会不会由口罩扩大到其他那些我们传统的优势出口商品上，由策略性应急机制转变为战略性常态机制。
  第四，一个设计良好、良性运维的国际经济规则是抵御共同经济风险的机制。相信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过后，各国领导层开始反思现行的和未来的国际合作机制。欧盟国家的盟友为了一枚口罩都能无情地翻脸，这说明联盟的联结机制存在缺陷。展望疫后的世界经济格局，现行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及其争端处理机制等都可能会重新拿来检讨。但无论国际游戏规则如何更改，中国都不应该只是国际游戏规则的接受者，我们需要一定的话语权来维护自己的正当经济安全利益。中国应该展现出博大精深的哲学传承和文化基因的全部精华，一个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有着五千年悠久文明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应该是未来重建全球经贸规则中积极的、建设性的、负责任的角色。我们不会用以邻为壑的思想和损人利己的行为寻求自己在经济领域的绝对安全。在共同风险和共同危机面前，我们选择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国际经济安全观，并以此携手各国共建新的国际经贸规则。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经济安全。通过以邻为壑和损人利己的行为来构建自私自利的经济安全体系，是不稳固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坚船利炮来护航，也保证不了经济安全。我们应当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艰苦历程中体会到，在全球人均GDP超过11000美元、各个经济体紧密相互依存的21世纪，我们只有相互依靠相互取暖，相互尊重相互支撑，才能迎来相对的共同经济安全，这也是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