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帆：中国经济为何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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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帆（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波动幅度小，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当前，虽然目前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海外疫情仍呈现出快速扩散的明显态势，迄今为止还难以清晰地看到“拐点”的来临，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面临着疫情输入性风险以及由此产生的防控压力。域外贸易保护主义和疫情扩散会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对我国外贸企业发展产生冲击，并通过加剧金融波动而对中国资本市场稳定性产生影响。这些因素使中国经济面临着复杂严峻的格局，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将承受更大的下行压力，而中国经济的韧性以及自我修复能力也面临新的考验。
  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是一个匀速的、线性的过程。1978 年以来，中国经济遇到过不同类型的冲击，并在不同时期有波动特征。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和末期我国经济有过两次调整，与此相伴随，1981 年、1990 年的 GDP 增长率分别降至 5.1% 和 3.9% 的较低水平。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的程度在快速提高，从而使国内外经济的联动关系得以增强，域外经济波动对中国的影响程度、范围也在扩展。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国际经济领域的两次大事件，它们均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明显的拖累效应。1998 年第二季度、2009 年第一季度中国的 GDP 增长率分别为 6.9% 和 6.4%，这两个数据是上世纪 90 年代、本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增速的“谷底”。
  尽管存在着阶段性的波动，但中国经济仍呈现出这样的特征 ：处于“谷底”的时期较短，且随后会步入新一轮的持续高速增长阶段。从全球比较的角度看，1978-2018 年中国GDP 的年均增长率为 9.5%，持续40年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速在人类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不仅如此，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未伴随着“大起大落”，而是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健性。按照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测算，1978-2018 年中国 GDP 增长率的变异系数为 0.2830，同期美国、日本、印度和世界的变异系数分别为 0.6837、1.0893、0.4360 和 0.4187 。
  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确实有波动，但波动的幅度较小，即使出现增速的短期下降，也会快速走出这种态势并复归到持续增长的基本趋势。就时序比较和跨国比较而言，中国经济确实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因素相互交织，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在这一阶段，人们需要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及其形成根源，并审视自我修复能力对回应当前复杂格局的实践意义。
  原因
  我国经济强大自我修复能力的四大来源
  作为一个正处于体制转型进程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经济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来源于大国经济效应、城乡二元结构转化、渐进式的市场化转型以及本土化基本经济制度，这四者分别从总量特征、结构转化、转型策略和制度安排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可称为我国经济强大自我修复能力的四大来源。
  1、大国经济效应：使中国经济面临冲击时能够减缓冲击力度，保持自身稳健，并在产业转型中获得新动能
  中国经济的首要特征是其涉及的人口总量、地理规模以及与此伴随的内部差异举世罕见。从人口、地理、经济总量等维度来看，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或大国经济效应。
  大国经济效应对我国经济自我修复能力的意义，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内，中国人口众多、空间广阔，不同群体的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具有差别，不同地区的禀赋条件、发展状态也存在落差。不同群体的发展差别，可以内生出多样化的产业结构。不同地区的发展落差，则使我国可以在国内进行产业梯度转移。据此，中国经济即使面临某种冲击，但是产业结构的多样性及空间梯度转移意味着更大的腾挪空间，“东方不亮西方亮”，大国特征使中国可以减缓冲击力度，并在产业转型中获得新动能。
  二是在国际上，1978年以来，中国与域外的经济关联性在增强，但中国不是被动地适应全球经济。大国经济意味着中国具有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特别是有与实体经济紧密关联的工业体系，“世界制造中心”就刻画了中国工业产业的完整性和影响力，中国具有形成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格局的有力条件。大国经济还意味着中国是全球化的参与者，也是全球化的影响者和塑造者，并且在开放进程中，中国对金融、能源等重要领域仍发挥政府调控功能。这样，域外经济即使发生波动，甚至在发生经济或金融危机时，即使危机会通过贸易、资本、预期等渠道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但也难以改变我国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以及长期发展趋势，这使中国经济面对冲击能够保持稳健，并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2、城乡二元结构转化：为农民应对风险提供了“担保机制”，这可以缓冲国内外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力度
  从绝对规模和增长速度的角度看，中国都在经历人类史上罕见的城乡结构转化和城市化进程，1978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这种结构转化特征为我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提供了有力支撑的原因是 ：城乡二元结构转化首先意味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在宏观层面，劳动力转移表明要素实现了跨产业、跨地区、跨城乡再配置，“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劳动力总是从低生产率领域流向高生产率领域。因此，农村劳动力流转会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增长，并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获取竞争优势提供条件。在微观层面，劳动力转移为社会成员，尤其是农民拓宽了收入来源，提高了收入水平。农村劳动力转移还改善了农村人地关系，为农村要素组合方式、生产经营方式变革提供了推动力量。从宏观、微观两个视角看，城乡二元结构转化均意味着中国城乡要素再配置蕴含着充沛的增长潜力，而微观主体，特别是农民会因要素再配置而改善了生活条件，增强了风险应对能力。
  此外，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转化是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一方面赋予了农民在城乡间自发配置商品和要素的权利，另一方面保留了外出农民退回农村和从事农业生产的通道。即便经济波动对农民工外出务工产生冲击，但这些劳动力仍可返回农村，并借助对承包地的承包经营权获得经济回报，而当农村之外的经济形势出现好转或就业岗位增加时，农民仍有机会通过进城务工获得工资性收入。城乡二元结构转化为农民应对风险提供了“担保机制”，这可以缓冲国内外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力度，使中国经济较快地摆脱困境并表现出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3、渐进式的市场化转型：使我国发展具有风险的分散特征、创新的激励特征以及转型进程的逐步深入特征
  1978年以来，我国推动了市场化导向的体制转型。作为举世罕见的发展中大国，我国的市场化转型在策略上具有独特性，它不是在所有领域齐头并进推进改革，而是存在着渐进式特征，例如：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地区试验到全国推广等，“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这种渐进式体制转型的形象表达。
  推进市场化转型，且转型是渐进式的，这种特征也使我国经济具有显著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这是因为市场化转型极大地扩展了微观主体的发展空间，使我国在1978年之后形成了规模庞大、分布广泛的微观主体。这使得冲击具有“结构”特征，避免某种冲击对所有领域产生系统影响。即使发生某种冲击，微观主体会依据市场信号调整经营行为和要素组合方式，并依靠产品创新和市场创新来摆脱困境。
  此外，渐进式的市场化转型使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可控性、稳定性，它避免了社会秩序的剧烈震荡，为经济波动之后的恢复性增长提供了条件。更值得强调的是，渐进式市场化转型也使我国可以通过连续的体制改革，在不同时期获得前后继承的增长动能。“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幅度虽小但不停顿的改革使我国可形成多种发展动力。1997 年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形下，我国在更大范围内推进了对外开放，通过入世实现了从局部开放向全面开放的转变，进而依靠增强“全球化红利”来推动经济发展。2008年之后，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我国强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大研发投入强度和完善创新体制机制，以此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并拓宽发展动能。显然，渐进式市场化转型使我国发展具有风险的分散特征、创新的激励特征以及转型进程的逐步深入特征，这也导致我国经济在面对内外部冲击时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功能。
  4、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本土化特征：使微观主体对中国经济制度具有明晰稳定的预判，使我国可以组合政府和市场两者的力量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包括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运行机制在内的“三位一体”制度体系。从体制比较的角度看，这个制度体系契合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本土化特征，具有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独特性，并成为经济自我修复能力的制度源泉。
  就所有制而言，我国通过激活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通过国企国资改革来发展公有制经济，保持较高比例的公有制经济来应对经济冲击，平滑经济波动，体现宏观效率和整体利益。
  就分配方式而言，我国明确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可将各类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引入到经济活动中，从要素供给和要素组合两方面推动经济发展。同时，我国强调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强调通过政府转移支付等调节分配，这对于激励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规避分配悬殊和周期性危机是重要的。
  就经济运行机制而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中国在相互嵌套、彼此增强的逻辑下理解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同时关注政府内部不同层级、市场内部不同领域之间的关联。我国在经济运行中，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凸现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长期规划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显然，由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运行机制构成的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本土化特征，这一特征使微观主体对中国经济制度具有明晰稳定的预判，使我国可以组合政府和市场两者的力量，推动增长并形成经济波动时的自我修复能力。
  应变
  复杂多变的格局下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中国经济如何发力？
  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自我修复能力的四大来源是稳健的，在未来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作用，我国经济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会得以保持和延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可以高枕无忧。
  日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明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
  因此，我国需要统筹考虑短期应急方案和长期改革方向，通过制度和政策优化，使经济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被充分发挥释放出来，从而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和支撑。
  基于此，一方面，我国要关注国内外格局的动态变化，做好政策工具储备，对域外疫情发展和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做好应对预案。立足于“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适时适度改变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统筹考虑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个方面。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指出，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宏观经济政策要加强协调配合，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同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应。
  另一方面，要深刻认识我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从长远角度理解发展的基本趋势，坚定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的信心，避免因短期的经济政策调整而延缓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摆脱单纯依靠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思维，保持对经济发展理念、战略目标、制度安排的定力，依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形成发展的持久动能。
  就此而言，2020 年上半年，我国政府先后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等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些安排都体现出这样的基本思路 ：从基本面、长期趋势的视角理解我国的经济发展，依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解决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这种发展思路与对我国经济强大自我修复能力的认识逻辑具有内在一致性，并能在根本上支撑我国达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等战略目标。
  依据上述考虑，当前我国应将短期的经济政策与长期的改革方略结合起来，以此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组合式目标的实现，利用组合型政策来实现组合型目标是可取的，也是必须的。在确保疫情可控的前提下，采用分类分级方式实现复产复工，通过降低税负、拓展融资渠道等提高企业经营活力，稳定企业的就业创造能力。注重增强对粮食、能源等基础产品的储备能力，依靠扩大开放范围、放大国内市场等保持产业链、供应链顺畅，增强对域外疫情冲击和金融风险的防控能力。同时，我国还应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着力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筑牢社会保障体系，按照城市类别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放松农村人口的进城落户限制，以此夯实和增强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发挥国内消费在驱动经济发展中的“压舱石”作用。
  此外，我国还立足于信息化快速发展、全球化格局转变以及产业竞争态势激烈的背景下，瞄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生态环保、健康养生、教育医疗等领域积极布局，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知识化，提高产业的附加值、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重视农村的就业“蓄水池”功能和经济“稳定器”作用，深化土地、资本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推动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社会化配置，尽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现劳动、资本、技术、信息等在城乡间双向流动，通过完善市场价格机制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回报率、土地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促使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创新性、持续化、集约型的增长方式，以支撑我国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