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国内大循环的突破口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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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

  导读：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主张时，强调“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这对于制定“十四五”规划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如何将“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国内大循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对“十四五”规划的献言建策，笔者建议：在“十四五”期间，针对月收入千元的六亿人实施收入倍增计划，将其作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突破口或着力点。这对于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具有“一着棋活,全盘皆活”的重大战略意义。
  有许多人可能认为笔者的建议太激进和不可行，这说明他们肆意地蔑视历史。在这里，笔者不用谈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收入倍增计划”，只要看看我国最近十年的经验就可以明白笔者的建议是合情合理的。
  针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需大幅度下降的局面，我国在“十二五”（2011-2015）规划中制定了最低工资年均增长率13%以上的计划，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不可能实现，但实际上呢？“十二五”最终完成最低工资年均增长13.24%，最低工资接近于提高一倍，有力地推动了内需的增长，对我国应对当时的国际金融危机功莫大焉。其中，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从2010年的1650元（笔者的新书《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第109页）增长到2015年的3072元，增长86%。但在2016-2019年，最低工资年均增长率却降到了6.6%。
  面对比当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更严重的局势。笔者建议：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应该通过就业保障计划将全国人均月最低工资增长率安排在15%～17%，实施 “月收入千元的六亿人收入倍增计划”。这不仅可以有力地打开“国内大循环”的新局面，而且对于提高经济增长率、扶贫攻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支持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和战略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那么，从何处下手才能畅通国内大循环并开启这场“循环之战”呢？
  1、为什么要搞“六亿人收入倍增计划”
  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着力点，目前的文章归纳起来就是三个方面：扩大“两新一重”（新基建、新城镇化和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的投资；通过对企业减税刺激企业扩大投资以带动就业和内需的增长；将超4亿中等收入群体作为启动消费需求的着眼点。这些政策建议都忽视了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并引起全国大讨论的“月收入千元的六亿人”的问题。
  笔者认为，上面三种着力点对启动“国内大循环”确实能发挥一定作用。但是，相对于提高底层收入者的收入，上述措施对于扩大内需并保持物价稳定来说就逊色多了，它们无法起到“六亿人收入倍增计划”纲举目张的关键作用。因为目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世界经济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是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非投资和减税主要针对的供给约束。
  提高底层收入者的收入，对于突破我国由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所导致的“低工资—内需不足—出口依赖—低工资—……”的结构性陷阱具有纲举目张的战略意义。
  简单地说，上面三种着力点存在如下缺陷。
  第一，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指出，需求不足问题不能靠投资来解决，因为增加投资带来的总供给量将超过总需求量，从而导致供给过剩将更加严重。“十二五”期间（2011-2015）四万亿投资导致的大量供给过剩，引发了“十三五”期间大规模的“去产能”，这种教训就在眼前。假如不是“十二五”规划同时实施了最低工资年均增长率13%以上的计划，这种过剩将会何等严重？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日益导致“没有就业的经济增长”，投资拉动就业的作用越来越小，它无法解决我国城镇6%左右的失业率问题。
  第二，“六亿人收入倍增计划”是解决我国廉价工业制成品出口危机的根本性措施，对扩大内需来说，没有再比增加其收入更直接的了。我国2019年农民工数量为2.9亿，加上其家庭其他成员，基本上与月收入千元的六亿人数量相当。正如笔者在《国内大循环》第二十章指出的，“农民工及其农村家庭是消费倾向最高的”，因此对于直接拉动消费来说，将着力点放在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上，远不如增加9亿多低收入群体特别是更底层的6亿人的收入效果更明显。
  第三，下面提出的就业保障计划也优于目前的减税政策。给一家企业减税1亿元，并不意味着该企业会扩大生产或创造就业，该企业仍可以使用减税1亿元的现金流从事“脱实向虚”如抬高房地产价格的活动，这对宏观经济特别是内需是极其有害的。但是，花在就业保障计划上的1亿元财政支出，绝大部分将会转化为众多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收入，进而转化成消费、实体经济的企业收入、利润、投资，从而有力地拉动经济增长。
  当然，笔者这样说，并非否认扩大投资并适当采取减税措施的重要作用，笔者当然也赞成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思路。但是，笔者要说，我们一定要将“六亿人收入倍增计划”放在优先地位，这是提高投资效率、吸收投资的产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最有力的措施。
  2、如何实施“六亿人收入倍增计划”
  “六亿人收入倍增计划”具体建议如下：在城镇和乡村实施就业保障计划，并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大幅度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将农村闲置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利用起来。
  就业保障计划在国外的实践都是成功的，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一些学者近年来都在大力呼吁在其国家实施就业保障计划。
  具体地说，它是由中央财政出资、地方实施和管理，只要有工作意愿并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提出就业要求，政府就必须以最低工资为其提供工作岗位。
  关于就业保障计划的实施问题，笔者在今年6月19日曾上报过一个近四千字的内参《保就业、保民生亟需实施“绿色公共就业计划”》，此不赘述，笔者回头将有专文公开讨论这一问题。
  由于实施就业保障计划，凡是有劳动力的低收入家庭也就是“月收入千元的六亿人群”都能覆盖到，通过每年将就业保障计划覆盖的就业人员最低工资平均提高15%～17%，推动最低工资提高，“十四五”结束时，“月收入千元六亿人”的收入将提高1倍。
  具体测算如下：由于没有2020年全国人均月最低工资数据，而且2020年因疫情影响，全国人均月最低工资增幅应该不大。因此，我们假定2020年全国人均月最低工资与2019年持平，为3700元。笔者建在“十四五”期间，全国人均月最低工资增长率计划在15%～17%之间，17%是按照年均2%的通货膨胀率（2016-2019年这个数值为2.15%）考虑的。如果按年均15%增长率计算，在“十四五”结束的2025年，全国人均月最低名义工资将增长到7442元，比2019年的3700元的最低工资翻了番；如果按17%，全国人均月最低名义工资将增长到8112元，实际工资增长1倍。
  3、实施就业保障的资金从哪里来
  按照现代货币理论学派的研究，就业保障可以同时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双重目标。实施就业保障的资金问题不用担心，它不需要地方政府出资，而是通过中央政府的赤字开支进行。为此，我国必须保护财政金融体系。
  正如笔者最近出版的《国内大循环》的自序和第三编中指出的：保护货币发行权就是保护财政主权。美元作为所谓国际储备货币的供给是美国政府赤字开支的产物，我国积累的贸易顺差越多，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我国的美元越多，我国政府赤字开支的空间就越小，它对我国财政主权的损害就越严重。
  在我国没有实施“金融保护主义”（笔者新书《国内大循环》第六章）的情况下，美国财政赤字开支与我国政府赤字开支的能力此消彼长，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就业保障的资金就无法得到保障。
  实施“六亿人收入倍增计划”也不用担心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十二五”（2011-2015）期间，最低工资年均增长率为13.24%，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即物价上涨率年平均为2.8%，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国的企业家应该明白，在美国等许多国家对中国实行保护主义并在世界上围堵中国产品的严峻局势下，只有我国国民收入特别是近九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不断增长，其产品市场才能不断扩大。正如笔者在《国内大循环》第七章指出的，“当我们把眼光聚焦于内需，聚焦于国内市场一体化之时，我们就会发现，劳动者的工资不再简单地是成本反而是内需最重要的源泉，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和企业生产率（及其赢利）的提高之间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这就是国内经济大循环众多原理中最重要的原理：劳动者收入的增长与企业赢利的提高之间可以形成互为因果、循环累积的国内大循环。
  “六亿人收入倍增计划”作为国内大循环的突破口，不仅将强有力启动内需，而且，它还可以通过产业间相互提供需求，为制造业发展的高端化创造国内市场，并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落到实处，进而推动我国另外八亿人口的收入持续增长，通过“水涨船高”的原理，有力地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奠定“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格局，迎来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新阶段（参看附录1）。
  附录1 我国城镇就业保障计划的测算
  美国丹佛大学经济学系教师黄逸江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以解决中国2019年城镇2427万失业人口作为案例，对中国在城镇实施就业保障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和政策研究。
  他根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中国就业人员4.4247亿和5.2%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计算出中国2019年总城镇劳动力4.667亿，城镇失业人数为2427万人。2019年农民工月均收入3962元，他假设中央政府以人均月最低工资3700元雇佣所有城镇失业者，另额外增加总工资的35%作为五险，额外增加总工资的10%作为项目材料费，人均财政支出5365元。由此计算出雇佣中国2019年城镇所有失业者需要财政支出约1.56万亿元人民币，占2019年99.0865万亿元GDP的1.57%。
  只需要增加1.57%的财政赤字，就不仅将消除中国城镇失业，而且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也非常明显——它将带来3.13% ～ 4.55%的新增GDP，将中国2019年GDP增长率推至9.23%～10.65% 的区间！
  附录2：本文写作的缘起
  笔者在下一本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写道，根据经合组织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就是在实际工资提高的同时仍然在世界市场上保持竞争力。但我国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和新结构经济学所谓利用低工资成本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却彻底地颠倒了这种国际竞争力的逻辑。
  由于低工资成本的低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大量过剩，我国企业不得不通过竞相削价扩大出口，而产品价格的降低反过来又迫使企业只能通过抑制工人工资的提高来降低成本，其结果是造成内需越来越萎缩，而内需的萎缩又迫使企业不得不依赖国外市场需求。因而利用低工资劳动力成本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就会陷入这种恶性循环难以自拔，这是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和2009年两次提出扩大内需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这次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主张，本质上是要解决前两次无法解决的体制和发展模式问题，而非只是简单的扩大内需问题。这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的革命，必须打破主流经济学的传统思维，才能取得成功。
  但我不得不悲观地指出，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学界的支配性影响，由于人们对发达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的肆意漠视，人们很难理解这种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的革命，中美经济战和新冠疫情的这次转型机会很难被我国完全利用。笔者书中所阐释的“国内大循环”的战略革命，只有等下一次世界政治经济危机爆发后才有可能较充分地展开。
  笔者在《国内大循环》的第一章讨论了我国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为什么是内需不足和“三农”问题等无法解决的根源，并在第七和第二十章专门讨论了如何通过提高农民工收入（及其家庭收入）启动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问题，本文的思路就是这三章的逻辑结论。由于《国内大循环》的书稿在2019年3月就交给出版社了，今年5月底两会结束时，该书的三校已经结束，这些新思考无法再加到新书中，因此，只能在这里补正了。
  “月收入千元” 的六亿人群体基本上是农民工家庭，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本质上仍是八亿多农民问题（按非城镇户口计算），解决这一问题对中国的繁荣富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