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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群(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城镇化持续是今后内地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第四大潜力。
过去40年内地的城镇化取得了巨大的进展。2018年城镇化率(城镇人口佔人口总比重)已从1978年的17.9%跃升至59.6%,超过全球平均56%的水平。但与发达国家大都超过80%相比,仍有很大的距离。从这一视角,内地的城镇化进程已步入中后期,但也只是刚过中点,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从另一角度,应该认识到,城镇化率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城镇化率越高,现代化水平越高,否则反之。因而内地的城镇化率在今后经济进一步现代化的过程中必将继续上升;否则就意味着现代化进程终止,进而经济增长停滞。不能想像一个现代经济体仍有40%的农村人口,也不能想像在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过程中40%的农村人口不向城市流动。这一角度也表明,内地的城镇化率势将上升,且上升空间很大。
的确,过去40年内地城镇化率的快速上升与内地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步的,或互相促成的。所谓互相促成,一方面,城镇化为经济增长提供廉价劳动力,使得经济发展取得了成本优势,从供给端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又为经济带来了新的或更高的消费支出与投资需要,从需求端也拉升经济增长水平。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农民工创造了在城镇的工作岗位,也为他们/她们在城镇生活提供了衣、食、住、行的条件,吸引他/她们进城,进而提升城镇化率。第一方面的意义清楚地意味着,城镇化进程持续将是今后内地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而城镇化率的上升空间就是内地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潜力。
过去40年城镇化率从17.9%跃升至59.6%,每年平均上升1.05个百分点。其实,最近10年上升更快,每年平均1.4个百分点。
那今后进程将如何呢?
大致估计,内地的城镇化进程将持续至2045年左右,届时城镇化率将达到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即80%左右。这也意味着,今后26年,内地城镇化率上升的速度将逐步放缓,平均每年0.8个百分点,其中前13年为1个百分点,后13年0.6个百分点。
这样一个持续的城镇化进程将是内地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重要保障之一,将支撑内地经济今后26年的年均增长速度在4.0%以上。
值得关注的是,内地今后的城镇化进程将出现一个新的动向,即农村人口向城市群的卫星城市聚集。这是由当前与今后内地城市群崛起的趋势与方式所决定的。
从和谐发展的角度,也许人们认为或期望的是星罗棋佈的大、中、小城镇共同发展与繁荣的局面。但全球城镇化进程的经验告诉我们,“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农村人口最为向往的城市是大城市,而非中小城镇。所以,大部分国家的历史事实是,农村人口直接向大城市移动,使得大城市越来越发展与膨胀,以至于人口不堪负荷,而中小城市则越来越萧条与萎缩,以至于成为退休人士都不愿踏足的 “小城寡民”。看到过前一段时间的一条新闻说日本一离东京仅2个小时车程的小镇以送房而吸引外人(包括日本人与外国人)在其定居的新闻吗?最终,大城市被迫向周边发展,周边城镇因而兴起或扩张,与大城市组成城市群,共同吸纳农村人口并组团发展。目前各国的城市群,从发达国家的伦敦、纽约、巴黎、东京、首尔,到发展中国家的孟买、圣保罗、雅加达、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当然还包括内地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人口都是好几千万,甚至上亿,且还在不断扩大。伦敦、巴黎、东京、首尔、墨西哥城等城市群佔本国总人口的比重已分别超过30%、20%、30%、50%、与18%。
所以,城市群的兴起是今后内地城镇化持续与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并按笔者的预判将成为今后内地最为显着的宏观经济景象。目前内地已形成15大城市群,即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哈长、辽中南、山东半岛、海峡两岸、北部湾、关中平原,包鄂、太原与黔中,前5个更为支柱型城市群。今后内地城镇化持续,必将是农村人口向这15大城市群,特别是5大支柱城市群流动。而很多城市群中的主导大城市已发展相对成熟,发展更快的必然是其周边的卫星城市。因而今后城市群中的卫星城市将成为吸纳农村人口的主要载体,农村人口将大规模向这些卫星城市进军。
如前所述,无论是从供给意义还是需求意义上来说,农村人口加快流入这些卫星城市又是这些城市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卫星城市的兴起与扩张又必然推进整个城市群的进一步发展,而各城市群的进一步发展又势必推动整个内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虽没有以前高速那麽快,但是中高速。
今后内地城镇化的一个新任务是现有1.4亿左右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2014年中央政府提出新型城镇化概念,强调 “人口城镇化”,而非以前的 “土地城镇化”,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促使进城农民工获得市民待遇。2017年全国农民工数量达2.87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1.37亿。这近1.4亿的农民工,虽在城市工作与生活,却没有城市户籍,即没有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医疗、教育、就业、购房、社会保障等待遇。今后,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这些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势在必然且当务之急。同时,他/她们的市民化又将从需求角度为城市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由于没有市民化,大部分的进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都持临时性观点,消费节制,不拥有住房,钱存下来或寄回老家或为今后打算。如果市民化,他/她们的消费水平将逐步向城市居民靠拢,也将在城市购置住房以作长居。这即将大大推动城市居民消费的增长,也将加快城市的房地产及基础设施投资。仅住房一项,如果他/她居住面积能够翻番而达到当前城市居民的水平,可想而知需要新建或消化现有多少的住房。其他公用设施,如供水、供电、供气、通讯网络、环境保护等,也是同样。所以,只要农民工市民化这一进程真正启动,内需进而经济将出现一个新且闪光的增长点。
而另一方面,鉴于当前城市群中的主导型大城市各方面的负荷都已很重,加之这些城市与卫星城市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快速改善,卫星城市房价又比主导大城市低得多,目前在主导大城市工作与生活的农民工转移并定居于卫星城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也将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群的卫星城市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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