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策略] 胡扬名等:城镇化、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发展差距

胡扬名 王忻 宫仁贵（现任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教授）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工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农村经济发展却被严重滞后，城乡发展逐渐开始失衡。加速推进的城镇化进程所导致的城乡发展差距具有历史与现实双重必然性，而社会保障支出作为国家运用经济手段对社会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自诞生之初便被赋予了促进社会公平，稳定社会发展的职责。两者都是影响城乡发展差距的重要因素。此外，城镇化发展中日益庞大的城镇人口加重了对社会保障支出需求的同时，另一方面更为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提升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保障支出形态反过来也将极大程度影响城镇化的持续发展，更与城乡发展差距之间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影响关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需要围绕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改革完善相关机制和政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区域优势互补、城乡融合发展。”可以看出发挥政府的协调引领作用，均衡城乡发展更是推进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简而言之，城镇化、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发展差距之间存在内生互动机制，对其三者之间关系的清晰厘定，对推进当前我国城镇化由量向质的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社会保障支出所应有的协调稳定作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均具有关键性的现实指导意义。

1 文献综述

1.1 城镇化与城乡发展差距关系的研究

城镇化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与标志，也反过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城镇工商业产业聚集效应使得外围农村人口逐渐向中心城镇地区集中，加速了中心城镇地区的膨胀。产业劳动力资源的丰富为城镇地区经济发展注入充足动力，也使得政府开始了对经济发展速度的追求与城镇经济发展的偏向。所形成这种非均衡性的城乡发展形态将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进一步影响城乡非收入差距，而城镇非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会造成城镇化水平的低质量提升。同时在我国城乡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农村居民更难享受到发展的福利，从而引发更为严重的城乡发展失衡。但有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更大范围刺激了劳动人口流动，有助于提高城乡劳动力要素报酬的均等化程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内涵亦与1955年Kuznets提出关于收入分配的倒“U”型曲线有着相似之处。此外，苏红键与李萱从多个方面对对城乡发展差距进行综合探究均表明城镇化能显著提高城乡的均等化发展水平。

1.2 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发展差距关系的研究

政府在社会发展中承担着管控的职责，并通过社会保障与社会救济等职能手段来调节收入分配与收入差距。Jesuit、Subarna、He、Sato通过对拉美以及西方国家进行研究，发现社会保障因素对缩小收入差距具有很大的影响。丁焕峰发现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波动始终与国家的政策带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杨风寿的研究也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正向调节作用发挥与我国城乡均等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息息相关。但同时也有研究表明当代福利国家社会保障政策存在明显的缺陷，社会保障体系无法发挥出其应有的益贫性，高度依赖社会保障制度的家庭贫困并没有得以缓解，相反还会扩大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体制背景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偏向于城镇的财政支出结构，并造成城乡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上的巨大差距。

1.3 城镇化与社会保障支出关系的研究

经济持续发展能为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经济支持，是改善民生的必要条件。Bellrttini分析了世界上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发现经济增长对社会保障水平有提高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尤为明显。Veverka认为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能实现进一步的提升。从供给端来看，城镇化能推动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重新配置，促进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增强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的能力，有利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提升。Rodrik指出在社会新风险出现的情况下，政府在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和福利努力上更倾向于逐顶竞争的趋同。从需求端来看，社会福利供给存在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城镇人口聚集会提高居民的公共服务需求，政府必须扩大社会服务性支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乡居民福利均等。郑良海表示随着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提升，更能推动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当前中国处于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提升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尤其在我国政府主导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社会保障作为维护人民“安全”的“保险杠”对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稳定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以往相关研究观点的整理可以看出城镇化、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发展差距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但鲜有文献将其三者纳入统一的研究之中。同时，相关研究主要以全国、省际或是某一具体地区作为研究样本。由于受研究样本选取的差异化、研究视角的多元化以及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等方面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对此的研究观点与看法并不一致。此外，大多数学者对城乡发展差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居民收入差距方面。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在持续发展，城乡发展差距的内涵逐渐向基本公共服务等多元福利方面扩展。同时随着乡村振兴、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的提出，我们对城乡协调发展的要求需同时兼顾经济产业的发展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因此本文对城乡发展差距将从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维度来进行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探究当前我国逐步加快的城镇化进程与社会保障支出是否影响着我国城乡发展差距以及彼此之间所呈现的动态影响关系。这将对缩小我国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走好共同富裕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2 理论分析

城镇化与城乡发展差距之间并不是固化、单一的影响联系。从城乡关系理论来看，这种联系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而转变，甚至可以分为对立、统一两个阶段。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城镇发展初期，依靠其所具有的优越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资源，形成更加完备的社会生产资料与生产要素，发展速度远快于乡村，由此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开始逐渐显现，并迅速扩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这种状态的固化将阻碍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过大的城乡发展差距会制约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从我国国情以及现实发展状况来看，一方面，城镇地区的率先发展会实现对周边农村地区经济产业发展的辐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城乡户籍制度的影响，农村居民难以享受到发展的福利，导致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而城乡发展也正是在这种矛盾竞争中逐渐寻求协调统一。

基于国家干预主义理论，社会保障支出建立起了与城镇化、城乡发展差距的紧密的联系与互动机制。一方面，由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所导致的城镇地区人口的过量聚集对社会保障支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保障支出作为一种国家调控社会发展的手段，通过实现对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为城镇化持续稳定的发展保驾护航。此外，城镇化持续稳定发展下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更能为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提升提供着坚实的物资基础。另一方面，社会保障支出通过维护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有利于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提升社会整体幸福感。但从马克思的社会保障公平思想来看，社会保障所维护的公平并不是抽象的，是随着现实社会制度、经济关系的调整而变化的。社会的发展状况、政策制度的调整、领导者的意志同样会对社会保障支出造成极大的影响，使得社会保障支出的水平、内容、结构、范围与原则都处于不断调整变化的过程中，均等化的社会保障支出体系会充分的发挥社会保障支出对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维护社会公平的作用。而在对经济发展效率过度一味追求的社会环境下，社会保障支出会更易形成对城镇的偏向性，使得城乡之间的社会保障支出逐渐呈现二元分化，所形成的这种非均等化的社会保障支出形态将导致更为严重的城乡社会发展失衡，反过来更会造成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冲击与破坏。

综上，图1总结了城镇化、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发展差距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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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城镇化、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发展差距影响机制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设定

本文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来探析城镇化、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发展差距的动态影响关系，对其稳定性、时滞性等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然后将城乡发展差距分为经济发展差距与社会民生差距两个维度，对其差异性进行更深层的探析。PVAR模型要求面板数据中的截面个数大于时间跨度，且将所有的变量视为内生变量，将时间效应与个体效应引入其中来考察个体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本文考察的是全国30个省（不含港澳台西藏地区）15年的相关变化情况，因此符合其模型设定需求。本文设定的PVAR模型如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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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本文所涉及的变量与指标数据均来源于2004—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的年度数据。对城镇化、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发展差距的具体界定公式如下：

城镇化（PUR）：城镇化最主要的直接表现是人口向城镇地区的流入，因此选用人口城镇化率作为代理变量来衡量该省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具有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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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支出（ISSE）：从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来看，社会保障主要由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与社会救济四部分组成。而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衡量大多选择用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下的该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份额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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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发展差距（UD）：大多数学者都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城乡发展差距的代理指标，选择从经济角度来进行考察。而对城乡发展差距的综合测度主要从产业发展、经济发展、政治文化、居民生活、社会服务供给等方面进行。提升农业发展水平、推动农业现代化是均衡城乡发展的重要环节。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目的来看，需要实现的不仅是经济产值的提升，更要让人们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实现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趋同”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目的与追求。基于此，本文将城乡发展差距的指标构建聚焦于城乡经济发展差距（ED）与城乡社会民生差距（SL）两大维度。同时，从生产水平、生产效率、生产要素三个方面对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进行考察，从生活水平、生活条件、生活发展三个方面对城乡社会民生差距进行考察。最终通过8个反映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的指标以及10个所反映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的指标构建共计18个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通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城乡发展差距进行衡量，具体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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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城乡发展差距的测算

对城乡发展差距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需要对其进行可行性检验分析，通过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得出：城乡发展差距的KMO值为0.697，P值为0.000;经济发展差距的KMO值为0.609，P值为0.000;社会民生差距的KMO值为0.687,P值为0.000,通过了各指标之间的关联性程度检验，说明主成分分析结果较为理想。分析结果表明，总共从城乡发展差距的18个指标中提取了6个主成分，累计解释总方差的80.461%，提取效果较好，并能够较高程度的代表原始指标的数据特征。根据主成分的特征值与成分矩阵的系数可以计算出各指标的权重得分，将6个主成分以及最终的综合得分分别记为Z1—Z6、Z，其中18个指标变量依次记为q1—q18，由此可以得出相应的6个主成分的综合因子模型与样本的主成分综合得分，表达式如下：

Z1=0.369q1＋0.310q2＋0.297q3＋…＋0.130q17＋0.142q18

Z2=0.112q1＋0.088q2＋0.094q3＋…＋0.129q17＋0.169q18

Z3=－0.139q1－0.199q2－0.138q3－…－0.094q17＋0.284q18

Z4=－0.097q1＋0.055q2＋0.153q3－…＋0.511q17－0.202q18

Z5=－0.134q1－0.100q2＋0.228q3－…＋0.232q17＋0.565q18

Z6=0.063q1－0.127q2＋0.006q3＋…－0.488q17－0.047q18

Z=30.387%Z1＋17.646%Z2＋12.232%Z3＋8.147%Z4＋6.347%Z5＋5.703Z6

以此得出城乡发展差距的主成分综合得分，来衡量城乡发展差距水平，同时为后面的进一步分析奠定基础。城乡经济发展差距与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的主成分分析过程同上,其详细计算结果因文章篇幅所限进行略减。针对最终综合得分结果中所出现的正负问题，为了直观比较各地区的城乡发展差距以及便于后续分析过程的进行，本文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其方法如式（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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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OUD表示为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的城乡发展差距的综合得分，OUDmin为综合得分的最小值，OUDmax为综合得分的最大值，UD为标准化后的城乡发展差距水平，城乡经济发展（ED）差距与社会民生（SL）差距的标准化过程同上。为了更为直观展现出城乡发展差距的年份变化情况，同时对2004—2019年30个省的城乡差距水平取平均值，具体结果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我国城乡发展差距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从2004年到2013年城乡发展差距处于的持续显著缩小的阶段，到2013年后其缩小趋势逐渐减缓。城乡社会民生差距明显高于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其中，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的变化波动情况基本与城乡发展差距相似，总体在稳定下降。相比过去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等民生方面的差距实现了较大程度的缩小，而在后期这种缩小趋势则在逐渐减缓，后续作用力表现不足甚至缺乏。另外，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表现为平缓上升趋势。当前我国农村农业产业发展仍需强大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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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全样本动态关系分析

4.1 面板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模型分析之前，为了防止由于变量序列不稳定造成模型结果的偏差，以及“伪回归”现象的出现，而对后续相关研究内容形成干扰，因此需要对模型中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LLC、ADF与PP检验三种检验方法，其原假设为面板数据不含单位根，即面板数据不平稳。相关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所有变量均通过了单位根检验，均为平稳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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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运用AIC、BIC、HQIC三种准则对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进行选取，相关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模型滞后一阶的判定指标最小，因此选取的最佳滞后阶数均为1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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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判断相关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以及从短期来看响应变量在受到其他变量滞后项的冲击时是否存在着显著的影响效果，因此需要对所有变量进行滞后一期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具体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城镇化来看，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发展差距分别在5%与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说明在短期内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发展差距会对城镇化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来看，城镇化与城乡发展差距均是对其产生显著性影响效应的 Granger原因，体现了社会发展与社会保障之间的紧密联系。从城乡发展差距来看，只有社会保障支出的检验结果拒绝了原假设，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发展差距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而城镇化发展并无法对其形成直接的影响联系。从整体范围来看，短期内城镇化、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发展差距之间的因果关系表现明显，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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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PVAR模型参数估计

对城镇化、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城乡发展差距三者进行广义矩估计（GMM），具体估计结果见表5。当城镇化为响应变量时，滞后一期城镇化对自身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表现为正，说明城镇化发展是一个无法逆转不断推进的过程。同时滞后一期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发展差距对城镇化的影响作用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表现为负，单纯的扩大社会保障支出并不能有效促进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提升，相反会抑制城镇发展的活力。而不断扩大的城乡发展差距会严重的阻碍城镇化的发展，发展结构的失衡将对社会的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当社会保障支出为响应变量时，滞后一期城镇化对其表现为明显的正向影响，部分原因在于城镇化的发展从需求范围与供给能力上都扩大了社会保障的支出。滞后一期社会保障支出对自身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表现为正，社会保障支出对自身表现出较强的惯性驱动作用。滞后一期城乡发展差距的影响作用为负，说明过大的城乡发展差距将会制约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提升。当城乡发展差距为响应变量时，滞后一期城镇化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效应为负但并不显著，城镇化发展与社会保障支出能起到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作用，但这一支持效应还仍待强化。滞后一期城乡发展差距对其自身的影响显著为正，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会引发愈来愈严重的城乡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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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脉冲响应分析

GMM估计结果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基础上初步显示出三个变量之间的影响联系，PVAR脉冲响应函数图更能在此基础上直观的显示出某一变量对于其他变量以及自身的标准差冲击所形成的动态影响变化关系，以探究其三者之间的短期与长期相互依赖性。通过Monte Carlo方法，进行200次模拟，得到关于城镇化、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城乡发展差距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如图3所示。其中，横坐标表示为滞后阶数，纵坐标表示为冲击响应程度，中间曲线表示为脉冲响应曲线，虚线表示为5%—95%的置信区间。

第一行表现为城镇化在受到相关变量冲击后的反应：当期城镇化受自身冲击的影响为正的最大值，而后逐渐减小。说明从长期来看城镇化对自身的推动作用在降低，持续的发展需要借助更多的外力来蓄能。社会保障支出对城镇化的冲击影响表现始终为负，并且其影响水平逐渐增强。可见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过高将会持续制约经济发展的活力，影响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提升。城乡发展差距对城镇化的冲击影响也为负，其负向影响在第1期内迅速增强，到第2期速度减缓并在第2期末达到最高水平后，而后逐渐开始回缩。这说明经济差距对城镇化发展的制约作用在短期内表现得更为激烈，而随着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这种影响效果开始趋于缓和。

第二行表现为社会保障支出在受到相关变量冲击后的反应：城镇化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冲击影响为正，当期达到最大值后逐渐减缓后在第2期末达到平稳，说明在当前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形势下将会促进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提升，且这种影响效应具有持续性。当期社会保障支出在受到自身冲击时立刻表现为较强的正向影响效应，随后呈现降低的趋势，但在第6期末依旧维持在较高的正向影响水平。社会保障支出环境始终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提升有较强的影响作用。城乡发展差距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冲击为负，且表现强烈，同时在第2期末达到最高值而后有所减弱，但整体处于较为稳定状态。表明城乡发展差距对城镇化发展的制约效应在短期表现的最为明显，并呈现不断扩大化的趋势，而后由于国家财政扶持等相关政策的调整以及其他因素的干预使得制约效应的增强趋于缓和。这也与我国当前所倡导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思想相一致。

第三行表现为城乡发展差距在受到相关变量冲击后的反应：城镇化对城乡发展差距的冲击为负，且整体表现较为平稳，这说明我国城镇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带动持续推动了周边农村发展，并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都有利于城乡发展差距的缩小。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发展差距的冲击为负，在第1期达到最大值而后逐渐收敛，可以看出社会保障支出并未充分的发挥其维护社会公平的职责与作用，而需要构建更加合理支出结构、扩大覆盖范围、优化保障过程等方面发力，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当期城乡发展差距在受到自身冲击时立刻表现为强烈的正向效应然后逐渐回缩，在整体依旧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而这也与我们之前得出的广义矩估计结果相一致，城乡发展差距存在惯性特征，如果不加以调控会进一步破坏社会整体发展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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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能更为精确的表现出变量之间的影响力大小，以及这种影响力随着时间发生所呈现的变化趋势，这对我们进一步的分析总结具有重要的作用。模型变量预测的方差分解结果如表6所示。根据表6给出的各变量10—50预测期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从整体上各变量的波动从第40期后已经趋于稳定。从各个变量的具体波动情况来看：

对城镇化的方差贡献最高来源于城乡发展差距，虽然随预测期数有所下降但整体维持在40%以上。城镇化的自身方差贡献率从第10期的38%逐渐降低，到40期以后维持在33%左右。社会保障支出对城镇化的贡献率随着预测期数的增加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整体范围稳定在16%—25%之间，说明社会保障支出对城镇化水平的解释能力随着时间在逐渐增强。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城镇化发展初期基本处于一个速度较快，更为活跃的形态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镇化发展的自身活力会消减，陷入发展的漩涡中，但逐渐显现的城乡发展差距导致人力、财力、物力日益集中于城镇地区，为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注入动力。但在后期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各项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政策的调整使得社会发展状况逐渐趋于稳定。

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方差贡献最高来源于城乡发展差距，从第10期的61%上升到第20期的63%后保持平稳。社会保障支出的自身方差贡献率随着预测期数增加总体略微下降，但基本稳定在24%以上。城镇化的贡献率相对较小，但整体处于较小的波动范围内。可以看出城镇化与城乡发展差距对社会保障支出影响的长期效应较为明显，只有经济社会的协调稳定发展才能为财政支出提供着强有力的保障。

对城乡发展差距的方差贡献最高来源于自身，有所下降但整体波动不大且稳定在92%左右。其次，城镇化的贡献率要高于社会保障支出。但从波动状态来看，城镇化的方差贡献率整体较为平稳，保持在5%左右。社会保障支出的方差贡献则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说明当前社会环境及政策调控对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效应正逐步凸显。但由于我国城乡失衡的发展状况具有很深的历史性，并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对与城乡问题的彻底根治更需要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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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稳健性检验

上述一系列分析过程逐渐揭示了城镇化、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发展差距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但得出的结果是否稳健可靠仍需进一步分析。本文对于城乡发展差距变量的选取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进行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出。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对于城乡发展差距的衡量选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代理指标。因此，此次检验将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IGUR）对原来的城乡发展差距指标进行替换，重新进行城镇化、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三者之间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IGUR）用泰尔指数来表示，如式（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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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脉冲效应函数图所反映的动态影响关系较为集中与全面，不仅可反映出变量之间相互影响效应的正反方向、强烈程度，还可以表现其影响效应在短期与长期的波动情况，因此本文的稳健性检验将只从脉冲响应函数图方面进行。结果如图4所示，当各变量受到其他变量的冲击后的响应程度、系数大小与图3所示相比存在一些差异，但从整体范围来看，其正反方向、变化趋势呈现基本一致，可进一步说明前文所得出的分析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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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维度动态关系分析

随着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提升，国家对城乡发展差距的关注逐渐由经济产业发展差距向社会居民生活水平方面扩展，并提出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等一系列旨在协调城乡均衡发展的战略规划。因此深入比较城镇化、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发展差距在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两大维度上的动态影响差异情况，完善对城乡发展差距在纵向与横向上的动态探究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维护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并为城乡发展战略规划提供参考。城镇化、社会保障支出分别与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的PVAR模型分析过程同上所示。在模型估计之前各变量均通过了面板单位根的平稳性检验，根据最佳滞后阶数选取的3种信息准则分析得出城乡经济发展维度的最佳滞后阶数为3阶，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维度的最佳滞后阶数为1阶。

所得出的广义矩估计（GMM）结果如表7所示。可知城镇化、社会保障支出分别与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的影响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当城镇化为响应变量时，从两个维度来看，各滞后变量均对其具有显著性的影响。但滞后三期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为正，而滞后一期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当社会保障支出为响应变量时，滞后一期城镇化、社会保障支出对其影响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滞后三期则表现不显著，其影响效应仍有待强化。同时，滞后三期城乡经济发展差距与滞后一期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的影响效应都表现显著，但方向相反。当城乡经济发展差距为响应变量时，滞后三期的城镇化、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均对其不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当城乡社会民生差距为响应变量时，只有滞后一期的城乡社会民生差距对自身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后面将着重对脉冲效应函数图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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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5、图6所得出的脉冲响应函数可以看出：城镇化受自身冲击影响在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维度与城乡社会民生发展差距维度中都表现为正，而后都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但整体范围来看这种影响效应在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维度上表现得更为强烈，城镇化发展具有更强的自身惯性推动作用。城镇化受社会保障支出的冲击影响后在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维度上表现为正，并在第2期末达到最大值后逐渐回缩，但依旧维持在较高的影响水平，在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维度上则表现为负，同时负向影响效应随期数逐渐增强。这可能与不同维度下最佳滞后阶的选取有关，同时也表明在不同的社会发展环境以及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下，社会保障支出并不总是起到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抑制作用。城镇化受城乡经济发展差距与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的冲击影响均为负，说明各方面的城乡失衡都将抑制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但同时也明显的可以看出城乡社会民生差距在初期对城镇化发展的抑制作用表现得更为强烈，在第3期后呈现出减弱的趋势，而在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维度上逐渐增强到第3期末后开始趋于平稳。但从长期来看，由于城乡社会整体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保障措施的完善，其影响作用开始出现回缩。而经济产业等物质发展条件从长期来看依旧是持续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社会保障支出受城镇化的冲击影响在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维度与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维度上都表现为正，在滞后1期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维度下的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相比之下滞后3期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维度下的正向影响效应较弱，且不具有持续性。城镇化发展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推动作用会随时间逐渐减弱。城镇化发展能促使地区社会保障支出的扩大，但不会无限止的扩大，理性政府在后期更倾向于推动社会保障支出内容与结构的优化。社会保障支出受自身冲击的影响变化在两维度上的呈现基本一致，其正向效应虽然随期数逐渐下降，但整体依旧维持在较为高的影响水平，社会保障支出具有较强的自身惯性驱动作用。社会保障支出受城乡经济发展差距与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的冲击影响均为负，其影响效应虽然都呈加强的趋势，但具体波动情况却有所差异。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抑制作用增强到第2期末后开始趋于平稳。相比之下，城乡社会民生差距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抑制作用则增强到了第4期末后才开始趋于平稳，其抑制作用也表现得更为强烈。可以看出，城乡经济产业发展差距的影响在经过短期内的激烈碰撞后后期呈现出持续且稳定的状态，而城乡在公共服务等福祉民生上的差距更是当前以及今后影响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关键重要原因。

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受城镇化的冲击影响在当期表现为负，并在第1期末迅速收敛于零。其影响效应并不具有持续性。城乡社会民生差距受城镇化的冲击影响则表现为更为明显的负向效应，虽然缓慢呈缩小的趋势，但在第6期末仍然处于一定的抑制水平上。说明城镇化发展在短期内有利于缩小城乡经济产业发展之间的差距，当物质基础实现了整体范围内的提升后，从长期来看则更主要的起到着缩小城乡居民在社会民生福祉发展差距的作用。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受社会保障支出的冲击影响在当期表现为负，随后逐渐下降迅速收敛于零。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的抑制影响仅表现于初期阶段，依旧不具有长期性。城乡社会民生差距受社会保障支出的冲击影响在当期表现为明显的负向效应，而后呈现下降趋势，在后期逐渐趋向于零。可以看出，社会保障支出对缩小城乡在经济发展维度上差距的作用是有限的，更主要发挥着保障社会民生、稳定社会发展的作用，而这也与社会保障的目标和宗旨相一致。但这种驱动随时间逐渐表现乏力，其长期效应仍有待强化。城乡经济发展差距与城乡社会民生差距受自身冲击的影响在当期都立刻表现为强烈的正向效应，而后逐渐下降。但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的自身惯性推动作用要强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表现出了当前对缩小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的迫切与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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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通过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对中国其中30个省份2004—2019年的城镇化、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发展差距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广义矩估计、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差分解，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发展差距三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内生相关性。其中，城镇化发展对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提升作用不具有持续性，理性政府在后期更倾向于推动社会保障支出内容与结构的优化。而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提升并不总是推动着城镇化发展，相反可能会抑制其本身的发展活力。此外，城镇化、社会保障支出与城乡发展差距在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两大维度上的动态影响关系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可在准确把握其动态影响关系的基础上，探究我国城乡均衡发展路径。城镇化发展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提升对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作用从长期来看，主要表现在城乡社会民生差距方面。而对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则集中于社会发展的初期，农业产业发展逐渐呈现乏力的状态。城乡差距的扩大对城镇化发展以及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提升具有强烈的抑制作用，其中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的抑制作用则表现得更为激烈，是影响当前以及今后城镇化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关键原因。由此可得出以下相关政策启示：

第一，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优化城乡发展格局。我国当前处于城镇化飞速发展的阶段，农村人口快速向城镇聚集，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现阶段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方向，把握发展的节奏，坚定发展的信心，逐步实现城镇化发展的由量向质转变。从政策制度层面建立起均衡城乡发展的长效保护机制，打破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结构的制约，优化地区经济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配置，稳定城乡经济发展的基础，充分释放农村经济发展的活力。从产业发展层面来看，通过发掘中小城镇的特色核心产业来形成具有独特竞争力的产业发展模式，增强当前城镇发展的质量与水平。发展程度较高的城镇要做好产业发展定位，提升产业发展层级，同时实现与周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产业发展良性互动，充分发挥其经济辐射与带动作用，提升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能力。

第二，发挥社会保障“灵活性”，增进民生福祉均等化。为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支出的现实作用，现阶段应该进一步发挥各地政府的主导力量，在结合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对社会保障支出结构进行科学优化，增强资源分配的合理性与社会保障下的保险、救助、福利等方面的实际用处与能力。在强调社会保障城乡全覆盖的同时也要实现对于特殊人群及贫困群体的关注与政策的适当倾斜，使每位公民都能够享有公平的社会保障权利，形成完整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充当好补齐市场化社会发展的短板之责。从长期来看，社会保障要始终立足于社会的现实发展与变迁，把握时代内涵，以为人们提供更加美好的生活与发展环境为目标。人们对于社会发展的追求早已不仅仅局限于物资层面，更多在生活层面以至精神层面上提出了要求，而社会保障也应在明确自身责任边界的前提下，进一步兼顾并实现好其“保障性”与“灵活性”的平衡。

第三，增强农业产业发展竞争力，激发农村整体发展活力。随着二三产业的崛起，人力、物力等资源从传统农业领域逐渐开始转移，以至于极大程度的限制了农业乃至农村地区的整体发展活力。为此，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支出的手段，更应该着眼于塑造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形态，通过一系列支农、强农、惠农政策制度的引导形成以政府支持为主体，多方协调配合的农村农业发展格局。具体而言，从政府方面，需大力拓展推动农业产业发展的筹资融资渠道，肩负起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的重要责任，指明方向、积极引导、不断强化，逐渐为农村农业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从农村自身方面，更要注重对专业人才的引进与运用，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输入更加鲜活的血液。此外，更要加强对农村居民的知识技能培训，提高当前农业劳动力的质量水平，以此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发展新格局，激发农村整体发展活力，推动城乡协调融合发展。（来源：乡村发现转自：《统计与决策》2022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