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艳：什么是农民眼中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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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艳（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要求我们更加重视“三农”工作，更加重视乡村。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没有乡村的振兴，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诉求，既与农民自身的特性关联，也与社会变迁对乡村社会带来的影响力有关，更与农民的流动性特征不可分割。
  那么，什么是农民眼中的美好生活？他们对美好生活又有哪些向往和期待？信息传播对农民设计美好生活过程有何影响？这些都是极具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李红艳在《学术前沿》发表文章，生动地回应了乡村振兴过程中社会公众最为关切的问题。
  核心观点
  农民眼中美好生活的两种研究视角
  农民日常生活的逻辑研究：“过日子”，直接对应着农民自身的再生产、家庭再生产、社会关系和生活意义的再生产。
  幸福指数测量：通常有两种研究取向，一种是探讨影响幸福的客观要素，主要包括生活质量和各种人口统计学变量等的影响；另一种是着手从个体的主观内在角度加以解释。
  个体农民面临的三种常见矛盾
  自身所具备的能力、知识与外部就业条件之间的矛盾。
  政府部门以及相关机构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信息或者就业培训内容与农民就业诉求之间的矛盾。
  农民的思维和即将变成市民身份之间的矛盾。
  信息传播与农民个体美好生活的实现路径
  新媒体在农民生活中成为传播信息、表达日常生活情绪的日常工具，成为农民设计未来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中介。
  结论
  当农民开始从原有的乡村社会秩序中走出来的时候，流动中的个体与家庭的关系成为他们选择职业和设计未来生活目标的主要动力。
  无论是留守乡村还是流动于城乡之间，乡村本身的变迁都是农民设计美好生活的理想预设或者理想前提。
  信息传播在个体农民的美好生活设计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
  对美好生活的诉求，从古至今一直是全人类关注的话题
  在《工作与时日·神谱》一书中，赫西俄德（1991） 描述了一些美好的日子，指出这些美好的日子是对大地上的人类的一种恩典，其余的日子不会很吉利，因为这些日子捉摸不定，不能给人类带来任何东西。但是，这些好日子并非只是依靠神灵，还要依靠劳动。此后，希腊哲学家从不同视角探讨“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认为，古希腊将人区分为自然人和社会人，并从社会生活引出的词汇来描述自然人。他们认为自然人是以某种社会秩序的存在为前提的，社会人的资格意味着要对某种特定社会秩序有明确的认知、对个人应该过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有一定的预设。同样，在中国古代典籍《论语》《庄子》和《道德经》中，均涉及对个人日常生活中理想状态的描述。
农民眼中美好生活的两种研究视角：“过日子”和幸福指数测量
  那么，何为农民眼中的美好生活呢？与此问题相关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点通常集中在农民日常生活的逻辑研究和幸福指数的测量两个视角中。
  就第一个视角而言，“过日子”这一概念被认为是概括农民日常生活特征的词汇。陈辉（2011；2012）认为，“过日子”直接对应着农民自身的再生产、家庭再生产、社会关系和生活意义的再生产，它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套伦理，蕴含着中国农民特有的一套生活逻辑。过日子也是一个人从生到死的生命过程，是以人、财、礼为基本要素的家庭生活过程。简小鹰、谢小芹（2015）认为以“过日子”为中心的农民生活，其价值归属的意义在于生活本身，而不是在生活之外，村庄生活系统是农民“过日子”的行为逻辑的叠加和延续，在这个过程中，村庄秩序和价值也就不断地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
  针对第二个视角的研究，即学术界在对幸福感的研究进程中，通常有两种研究取向，一种是探讨影响幸福的客观要素，主要包括生活质量和各种人口统计学变量等的影响；另一种是着手从个体的主观内在角度加以解释。熊彩云、孟荣钊、史亚峰（2014）研究指出，具体而言，农民幸福感虽然仍较大程度地受物质条件的影响，但对政策环境和政府治理的依赖程度更深，加之对未来幸福生活的信心缺乏，极大地影响着当前的幸福程度。
  个体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设计
  首先，美好生活，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因此本文通过对农民的生活设计来进行描述性定义。其次，本文的个体农民是与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概念相区别的。具体而言，经过作者的调研观察，正在变迁中的个体农民的美好生活是以职业为基础来进行“规划”的，因此，本文从职业理想的美好规划出发进行论述。就职业的美好规划而言，在对农民就业观念培育的培训中发现，个体农民通常面临三种常见的矛盾：
  第一，自身所具备的能力、知识与外部就业条件之间的矛盾。比如，作者在2012年调研中发现，很多村民都有驾照，家中也购买了车辆，但是没有合法的外出载客的许可，加入了网约车平台之后，又觉得开车束缚太多，行动自由受到了限制。
  第二，政府部门以及相关机构所提供的就业机会信息或者就业培训内容与农民就业诉求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就业机会和就业信息并不能满足40岁以上男性就业的需求；另一方面，很多农民寄希望于政府来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
  第三，农民的思维和即将变成市民身份之间的矛盾。比如从某小区收物业费的故事可以看出这一冲突。由于该小区是当地政府兴建的小区，物业一直由政府派人管理，且拆迁前一大半房子空置，但由于拆迁，很多村民到该小区内租房或者买房，小区开始收停车费，每月1600元，农民认为，即使交了停车费，物业也不负责车辆的安全，为什么还要交？农民之前也没有交物业费和买车位的习惯，因此，很多农民意见很大。这是一个小区居民与物业之间博弈的过程。
  在作者的调研资料中可以发现农民对职业的美好规划有三个特点：一是不用坐班，可以中午回家休息；二是不用加班；三是工资每月在5000元左右，节假日有补助等。这种理想化的美好规划与农业生活方式之间有一定关联。但主要在于农民对城市就业市场认知不足，依靠政府的想法比较严重。
  简言之，美好生活这一理想的理念设计，对农民而言，是以职业规划为基础的，对于外出者和留守者而言，集体式的个人主义和家庭式的个人主义扮演着较为突出的角色。因此作为农民个体，在对美好生活的设想中，更多地是以家庭依托和以政府为依赖的设计，对于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认知不足，导致他们对超出职业之外的未来生活诉求，还缺乏主体性思考。作者在研究中发现，当代中国社会的乡村文化再生产出现了行政性、自组织性和重新秩序化的特征，尽管乡村文化的表现形式是以农民为主要呈现者，但文化的引导者并不是农民自身。
  信息传播与农民个体美好生活的实现路径
  柯克·约翰逊认为，媒介在乡村生活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其四种进程：民主化、消费主义、城市建模和语言霸权是普遍存在的。21世纪以来，移动传播媒介在中国乡村社会几乎成为主导媒介。新媒体在农民生活中成为传播信息、表达日常生活情绪的日常工具。
  作者在201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新媒体在农民生活中已经成为传播信息、表达日常生活情绪的日常工具和农民设计未来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中介。
  农民网络依赖性与其年龄、学历存在显著的关联，与其性别、职业（是否为传统的农业生产者、亦或是农村干部和文化组员等）没有关联。换言之，信息传播在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日渐增加，信息成为农民设计未来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中介。
  结论与讨论
  从本文的三个层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诉求，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逐渐清晰起来的。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当农民开始从原有的乡村社会秩序中走出来的时候，流动中的个体与家庭的关系成为他们选择职业和设计未来生活目标的主要动力，生存本位和职业本位的选择一定程度上是他们在设计美好生活时当下生活变动的一种经验性叙述。
  其次，无论是留守乡村还是流动于城乡之间，乡村本身的变迁都是农民设计美好生活的理想预设或者理想前提。在这种理想预设中，乡村生活无论是作为现实还是作为记忆，都是他们进行未来美好生活的一种背景，这种背景对于老一代农民而言是一种经验记忆和情感牵绊，对新一代农民而言是一种乡愁记忆和文化情怀，他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设计，在乡村和城市都带着农业社会的节奏感知和空间预设，以及一种对未来不可知的风险意识，而这种风险意识是以回归乡村为最终归宿的。
  最后，信息传播在个体农民的美好生活设计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无论是流动还是留守，信息经验成为他们与生活世界之间对接的方式，信息的本地经验化和外来信息经验化之间的冲突与交融，凸显在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设计过程中。这种冲突与交融，在未来乡村社会的变迁中，始终存在。
  在信息时代，农民对个体生活的规划，虽然是在制度规训、集体化的历史背景和家庭影响等因素的制约下进行的，但是作为个体的农民，其主体性有了一定的复苏，而自我主体性成为他们在制度规训中以个人主义意识应对制度规训的方式，这种应对中呈现出来的张力，与大小传统的解释模式，以及国家与社会的相互赋权的观念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中国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设计，超越了市民、乡民之间的显著性分割，形成了新型的社会现实，这种新型的社会现实则需要进一步观察和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