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粮调研：高回报率吸引资本下乡！

gecccn

　　2021年，国家三部委联合印发通知，针对稻谷、小麦、玉米三大农作物，开展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逐步覆盖13个粮食主产省份的所有产粮大县。

　　直到6月5日小麦机收完毕，王汉才长舒一口气。作为红彤彤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他肩上承担的是19200亩流转土地的重任。该合作社创办于2011年，位于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原本以为去年秋汛，再加上冬小麦晚播，有可能会影响到今年夏粮产量，所有农户也都做好了减产预期，结果小麦收获后，单产竟出乎意料，不但刷新历史纪录，而且小麦品质也不错。

　　王汉既感到庆幸，又觉察到隐忧。庆幸在于，大规模种地这十年来，今年可谓特例，产量高、价格也高，合作社准备下个月参加一位客户的竞标，若中标，卖价可能会更好一些。隐忧在于，今年的特例，恐将进一步刺激资本下乡，竞逐土地流转，推高地租成本。

　　“我们真正种粮大户的心声是希望稳定发展，不论是粮价，还是流转规模，每亩土地的收益不说赚得特别多，一年只要赚150~200元就行，考虑到体量较大，总体收益也很可观。然后稳扎稳打，逐步扩大。”他说。

　　中国农民种粮收益到底如何？整体来看，跟其他行业比，农业收益肯定不高；而在农业行业中，种粮收益也不及非粮作物收益，即便是粮食作物，关键还要看种植规模。每亩地一年收益200元，就算种得好一些能达到300元，如果种植规模小的话，比如只有10亩地，也无法解决农户基本生活问题。若小规模经营农户的绝对收益过低，不利于提高种粮积极性。

　　在2021年国内实现粮食生产“十八连丰”的背景下，中国要想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就要充分调动占绝对比例的小农户的种粮积极性。只有农民愿意种粮，粮食产量才有保障，饭碗才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于乐荣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农民愿种粮、爱种粮、种好粮之间，要想达到平衡，一方面，要稳定种粮农民补贴，让种粮有合理收益；另一方面，要推动适度经营规模，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包括农民种粮专业合作社和种粮大户等。

　　种粮大户：收益“既高又低”

　　要回答“农民种粮收益”这个问题，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农户，也许各有不同感受。但不论是哪个地区的种粮大户，在他们看来，种粮收益是“既高又低”。

　　先来说“低”，每亩地的年净收益的确很低。地处黄淮海平原的固镇县，种植业主流是一年两季，一季小麦，一季玉米。先不考虑地租，一季小麦净收益，去年每亩是762.38元，今年预计1045.15元；一季玉米净收益，2021年每亩是203.43元，2022年预计145.75元。这意味着，每亩地净收益，2021年是965.78元，2022年预计达到1190.9元。

　　地租，也就是土地流转成本。在种粮大户看来，正是“拿地”成本，占了很大一部分净收益。目前，每亩800元被视为合理价格，但地租并非静态，上涨才是常态。根据王汉多年的种粮成本核算，每亩850元为“利润临界点”，这是合作社设置的“拿地”底线。要是超过850元就不做了，因为“没有利润的几率比较高”。

　　“每亩地一年能赚150~200元”，这也是种粮大户所认为的“低”。这些年来，深耕种粮的王汉在种粮的每个环节精打细算。对于每亩地的净收益，他给予通俗解释，就是要比投入成本“多生产100多斤粮食”。如果管理不善，特别是之前没有规模种植经验的大户，少于100斤，就没有利润了；少于50斤，就要亏钱。

　　种粮的绝对收益低，尤其体现在小规模经营农户身上。并且，尽管近些年土地正在加速流转，种粮大户也在逐渐壮大，但小规模经营的农户仍占绝大多数。

　　2017年9月，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蔡海龙在《农民日报》刊发署名文章《从粮食安全与种粮收益看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该文称，据原农业部软科学课题组调查，当前80%的小规模农户经营60%的耕地，3%的种植大户经营20%的耕地。从农户数量看，我国三大谷物种植规模在10亩以下的农户数量占农户数的80%以上，50亩以上的占3%。从种植面积看，10亩以下小规模农户的种植面积占总面积的60%以上，但50亩以上的大户也占有相当比例，在水稻、小麦和玉米总种植面积中分别占18%、23%和28%。

　　前述课题组调查显示，根据当地农业雇工成本及自家用工投入计算，亩均劳动力成本水稻500元、小麦350元、玉米330元。在不计政府补贴、土地成本与自家劳动力成本情况下，亩均收益水稻996元，小麦723元，玉米815元。如果扣除劳动力成本，亩均纯收益水稻496元、小麦373元、玉米485元。

　　这意味着，一个粮食种植面积为10亩的农户，年种粮收益实际上仅1万元左右。

　　而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价格成本调查中心编制的《全国农产品(000061)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21）》显示，从“三种粮食平均”成本收益情况来看，2020年，产值合计1166.73元，总成本1119.59元，净利润47.14元。据该汇编材料编者说明，“三种粮食平均”指稻谷、小麦、玉米平均。

　　然而，对于红彤彤农业专业合作社而言，即便每亩地一年净收益200元，全年净收益也能达到380万元。“土地流转规模上去了，净收益就比较可观了。”王汉说。

　　对于农民种粮收益，布瑞克·农产品集购网研究总监林国发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农业种植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农忙时间短，劳动强度大，特别是夏天农忙，需要顶着烈日作业。不过，跟其他经济作物相比，近年来，粮食价格具有稳定性，且不用担心销售问题。如果单纯从投资收益来看，种粮收益的风险较小。

　　绝对收益低，但投资回报率“令人咋舌”

　　“在当地，我家种地规模最大。”张立伟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开鲁县的种粮大户，流转了7500亩土地，一年种一季，主要是种玉米；除此以外，还种有400亩洋葱、白菜。

　　一直都做粮食生意的张立伟，由于自家有粮库，每年都会收购玉米，待脱粒烘干后，直接发往南方市场。他种植玉米的面积，在2018年以前，只有1000亩左右；近年来，眼看着玉米价格不断蹿高，就不断扩大规模。

　　他提到，当地年轻人纷纷选择外出打工，留守农村种地的都是年纪大的老人。种玉米的净收益，一亩地每年400多元，如果规模为20亩的话，能收入8000多元，基本够这些老人一年的开销。“在家种地，就相当于出去打工了。”

　　对种粮大户而言，经营风险被视为收益“低”的最主要原因。2021年，张立伟一共流转了6000多亩地。其中，从牧民手中流转过来的3000多亩沙地，适合种植大豆、高粱，然而遭遇风灾，作物产量受损严重，再加上沙地没有农业保险护持，总体来说，去年种粮基本就没挣钱。

　　此外，种地成本也在不断上升。“这7500亩地，得投资1000多万元，平均每亩地的成本在1500~1550元。其中，农地流转费用占大头，每亩达到900~950元，其余是农资、农业生产各环节社会化服务等成本。由于每亩地玉米产量能达到1700~1800斤，如果今年玉米价格每斤1元，每亩就能净收益200~300元。要是价格再高一些，就能多剩一些。”张立伟说。

　　在两广地区，既有农户选择全年都种水稻，早稻、晚稻一共两季，也有农户选择种植一季早稻，待早稻收获后，种植甜玉米、辣椒等经济作物。前一种农户，每亩水田两季水稻收入2600~2700元，早稻成本900~1000元，晚稻成本1000~1200元，实际收益为500~700元。

　　广东省湛江市种粮大户老秦是后一种农户。他流转有200亩水田，第一季早稻收获后，每亩收入只有800~900元，能够基本覆盖人工、种子、化肥等成本，主要收益是第二季种植的辣椒、红薯、甜玉米。

　　老秦称，种植水稻主要是养地，同时减少杂草。至于第二季经济作物，主要根据前一年种植收益来做决定。比如，由于前一年冬季种植辣椒亏损，2018年，就果断全部种植辣椒，虽然亩均投入2500元，但当年辣椒价格高，每亩净利润达到5000元。当然，也可能遭遇决策失误，导致严重亏损。比如，有一年，辣椒采收成本就仅次于收购价格。

　　尽管看上去，种粮的绝对收益低，但考虑到农业生产特点，种植粮食的投资回报率会让人咋舌。“远远高于大多数行业一年的投资回报率，如果折合成年化投资回报率，全国所有行业更是望尘莫及。”业内人士张长春称。

　　以开鲁县一户较具代表性村屯的农民为例，一户5口，共计11.4亩，每人2.28亩。80后儿子儿媳出外打工，60后老夫妻与孙子留守，耕种土地，并在本地打零工贴补生活。

　　在当地，种植熟制为一季春播作物，种粮农民大多数选择播种一季春玉米，普遍采用滴灌密植的种植方式。2022年春季玉米的种植成本，按照普通农户从农资商店零售可以获得农资价格，每亩地购买农资投入390元；按照普通农户作为完全管理者来看，生产过程全部采用雇佣劳动，每亩地雇佣劳动投入310元。总投入达到每亩700元，农资投入占比56%，雇工投入占比44%。

　　再来看每亩滴灌玉米的回报，涵盖三个部分：加权平均折干粮食销售价格、回收滴灌带销售价格、玉米秸秆销售价格，分别为1692元、25元、80元，合计接近1800元。此外，国家为农户提供粮食种植者补贴，每亩约70元。合计总收入高达每亩1870元。

　　这意味着，该农户亩均净收益1170元。

　　张长春称：“由于玉米从种植到收获，周期不超过150天，仅为5个月。即使不考虑补贴，5个月的投入回报率已高达157%，远远高于大多数行业一年的投资回报率。如果折合成年化投资回报率，更是高达377%，这几乎让所有行业都望尘莫及。而且每亩700元的投入成本，接近一半可以在收获变现后再支付。如果计算现金投入的回报率，那更要翻番。”

　　正在“内卷”的“拿地”成本

　　不同的农业经营主体，对于种粮收益，有着各自的情绪。小农户苦于很难扩大种植规模，要想成为种粮大户，既需要启动资金，又离不开经营才能；种粮大户的烦恼，源于对风险的警惕，地租已经成为种粮成本的大头。

　　先说小农户，可以假设出现两种极端情况：一种是玉米价格、秸秆及滴灌带销售价格全部腰斩，上述农户销售收入仍然有900元，扣去700元成本，仍有200元种植收益；另一种是农资价格翻倍，农资投入达到前所未有的780元，合并雇佣作业成本310元，总成本达到1090元，按去年的销售价格，农民依然有710元盈利。

　　张长春称，“前一种极端情况，农户不会选择撂荒土地，留守的老人仍会继续种植，外出打工的人依旧会把土地转包出去，只是地租的价格会明显下跌。后一种极端情况，就更谈不上弃耕弃种。”

　　但也要看到，尽管上述农户种植回报率很高，亩均收益1170元，但每人仅有2.28亩农地，一年的总收入也只有2667.6元。

　　再来看当地一位60岁的留守农户，在村镇中打零工，平均日薪150元。这意味着，他只需要务工20天，零工收入便已经超过种植全年收入。而且由于机械化的普及，农户一年下地管理或直接劳作的总时间，不超过30天，全年其余330余天，就近务工并不受影响。

　　张长春称，对于年轻一代农民来说，不论种植收益高低，都必须在自家口粮地外另谋生计；而留守老人仍需就近务工，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

　　而对种粮大户来说，因为种粮的高回报率，刺激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种粮大户的“拿地”成本正走向“内卷”。

　　仍然以开鲁县种粮大户为例，在当地，村民间的熟人转包，年产900公斤含30%水分玉米的农地，2021年春节前后，每亩转包价格为1000元。转包后，每亩70元的种植者补贴由流转方享有，因此包地实际成本为930元。而同期种植成本为700元，地租已经明显超过了种植成本。按照销售收入1800元来算，流转土地的种粮大户收益仅为每亩170元。

　　这意味着，投入成本合计1630元，投资回报率仅为10%左右。只要粮食销售价格下跌10%，种粮大户将面临全面亏损。而且承包土地难以集中连片，经营成本和损耗会高于小农户。同时，地租通常无法赊欠，甚至还要一交多年。

　　地租上涨大幅增加了种粮大户的生产经营成本。林国发称，以华北地区一年种两季粮食为例，每亩净收益只有200~300元。如果使用了贷款，贷款利息将占50%左右的利润；如果遭遇天灾，种粮收益的不确定性较大。虽然流转土地面积超过500亩的话，每年10万~15万元的净收益非常诱人，但前期需要大量启动资金。比如，地租每亩800元的话，年初就需要支付40万元；另外，农资、雇工等种地成本，需再投入30万，才能有第一季作物收入，然后再投入，继续经营第二季作物。

　　对比来看，五年前，虽然玉米价格低于现在，但种粮成本下降更多，种粮大户的投资回报率反倒高于现在，风险承担能力更强。

　　“粮食价格的大幅走高，种植收益率持续抬升，小农户所获收益非常有限，但是对土地集约化经营的种粮大户，并未有显著益处。”张长春称。

　　农业保险仍有较大政策空间

　　对于地租的上涨，种粮大户都有切身体会。张立伟称：“流转土地的地租，迟迟降不下来。如果你把价格压下来，还会有其他人去流转。”于是，就这样逐渐“内卷”起来。他说，那些没种过地的人，认为种粮挣钱容易，总想着尝试一下。只有真正赔钱了，他们才会正式考虑退出。

　　“现在出现一种新情况，那就是工商资本认为种粮行业存在暴利，以前开饭店的、搞桑拿洗浴的，都开始下乡‘拿地’，有些地方高的地租已经超过每亩1000元了。这对真正种粮的大户来说，并非好事，而且也不利于规模农业长期稳定发展。”王汉提到，这跟10年前，也就是2012年前后，合作社刚开始涉足规模种粮时候的情况很类似。当时，也出现了一轮资本下乡，但经过市场的慢慢洗牌，凡不是真心种粮的，经营管理能力跟不上的，最终都会被清洗出局。

　　这一现象，正是近年来国内集中涌现了一大批大规模集中经营数千亩，乃至数万亩的种粮大户的一个缩影。张长春称，这背后是由两方面特殊因素促成的。

　　一方面，过去五年，随着国家临储玉米逐渐去库存，玉米售价呈现显著上涨态势，由此带动地租跟涨。虽然计算下来，种粮大户净收益仅是微利状态，但大量踊跃进入规模化种粮的主体，是在对赌玉米价格继续上涨。然而价格一旦滞涨，甚至触顶回落，这些规模化经营的种粮大户，将会面临大幅亏损。

　　另一方面，近年来，国家鼓励规模化经营，对合作社、国企，乃至流转土地集中经营的个体，给予其农机具、农资、贷款等方面大量优惠和补贴，甚至部分地区对经营达到一定规模的主体，直接现金奖励，催生了大量的种粮大户。但如果政策不再补贴，粮价滞涨回落，这些种粮主体很可能经济上就算不过来账，并退出市场。

　　在张长春看来，种粮净收益即使增长再多，洒向亿万农民，每个人也是杯水车薪。而在个体农户看来，流转土地的成本抬高，对种粮大户而言将会难以承受。

　　此外，即便农资、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也几乎不会对小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产生影响，更不会存在因此大面积撂荒的可能性。但是，高位波动的农产品价格，最终却会令规模经营者望而却步。

　　为此，他建议，保障农民基本生活与种粮回报率，应该作为两个独立的问题，按照各自的逻辑去看待，并着手处理。

　　虽然在WTO规则框架下，农业补贴的政策空间有限，但从农业保险角度来看，仍有较大政策空间。

　　2021年，国家三部委联合印发通知，针对稻谷、小麦、玉米三大农作物，开展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逐步覆盖13个粮食主产省份的所有产粮大县。其中，2021年纳入补贴范围的实施县数不超过省内产粮大县总数的60%，2022年实现实施地区产粮大县全覆盖。保险保障对象为全体农户，包括适度规模经营农户和小农户。

　　在保费补贴方面，在省级财政补贴不低于25%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及东北地区补贴45%，对东部地区补贴35%。

　　于乐荣称，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总体上属于绿箱范围。WTO认可的绿箱保险，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灾害保险，另一种是收入保险，也被称为“安全网项目”。（来源：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