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反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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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赵建院长内部形势研讨会发言整理。有删改。

可能从来没有哪一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像今年这样令人期待，原因有三个：

• 一是疫情在闯关的关键阶段，工作会议的说法是“转段”，在这种环境下开会实属不易。前几天有外媒传言会议推迟，现在如期召开，也是显示了高层的重视态度和决心。
• 二是风高浪急的2022年即将过去，中国为了防疫战付出了较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大家都想知道明年怎么干。因为这涉及到每个人的饭碗。对做投资的人来说，涉及到每个人的头寸安排。
• 三是政策思路是不是有彻底的真正的改变，过去两年对房地产，平台资本，债务资本都是一种持续的高压状态，现在另一种风险骤然上升，三重压力到了极限状态，下一步是什么态度。尤其是对待房地产的态度，大家希望有更加有效的政策，因为这关系到每个人的财富。
  
  

通读会议讲话内容，我认为这不是一篇简单的经济工作会议文件，更多的是高层在传递一种态度和决心。虽然不能说是跟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里程碑式的会议相比，但是会议通稿用词之重，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年度经济工作会议。一般的年度经济工作会议更加注重重点问题，具体的政策安排等，今年却出人意料的提到了很多“意识形态”类的重磅词汇，仿佛回到了四十多年前刚改革开放打开人们心结的那段时间，比如“实事求是，尊重规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等。

因此，我们需要站在更高的视角去理解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更长的周期去解读其中的政策涵义。很多投资者，民营企业家，这几年都在抱着看空和悲观的心态看待中国的未来，他们最大的担忧并非经济的周期性起落，而是制度的永久性收缩。疫情之前，就有很多“民营经济退场”等严重影响预期的不良论调。疫情之后，很多人又曲解了共同富裕、人民经济、资本治理等政策，整个社会预期，人们的心态、心气都非常低落，三重压力中预期转弱是最严重的。

因为现代经济就是信心经济，如果人们都对未来没有了信心，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就不可能有投资，有信用，有货币，有金融。很显然，现代经济的核心变量都是基于未来的，如果没有了对未来的信心，或者感觉没有了未来，谁还会投资、借贷，谁还会持有虚拟和契约形态的货币和有价证券。没有了未来，人们最优的决策就是把储蓄和投资全都转换为即期的消费。在这种状态下，银行、基金、股票等一切虚拟经济都会被”挤兑“，这就是信心和预期对于现代经济的严重性！可惜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

我们现在面临三重压力，这一年并没有真正得到有效缓解，还可能还在加剧。同时我们还处于几个变量剧烈变化的关口，长期看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短期则是疫情、治理系统、趋势性和周期性下行因素交织的复杂时段。首先，抗疫三年，现在正进入尾声，但是如同我以前提到的，“退出一场战争并不容易”（赵建：战争如何退出是一门学问）。以前我们采用全国一盘棋的阵地战，举国之力调动资源支持严重的地区。最近半年我们采用的是各个城市各自为战，但是由于奥米克戎变异太大，阵地战已经完全无法应对。今天，我们在精疲力竭的情况下被动放开，开始跟病毒打巷战，以社区和家庭为单位的游击战。牺牲还是要付出，最近三个月中国经济会受到疫情大面积感染的健康损害，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损失，这会影响到供给，但肯定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损失那么大。不一样的地方是，这让我们至少看到了回归正常社会的希望。

其次是核心治理团队的更替，新旧领导班子第一次同台研讨经济，人们也特别想知道新一届治理团队的治国理念，对市场经济，对民营经济，对房地产，对平台资本等的态度。因此在会议上标明了那么多具有方向指向意义的词，其实也是表明了新一届治理团队的态度，那就是当遇到困难的时候，重新从改革开放寻找精神指引和思想资源，重新从过去付出巨大代价的试错中寻找正确的道路。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实践是检验整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等会议中提到的表述，都来自改革开放初期那段艰难探索的时代。

第三，中国经济现在的确处于“最危险的时候”，三重压力有增无减，不确定性因素还在增多。这一两个月疫情要闯关，经济受到多少创伤很难预测。房地产债务风险还没出清，地方债风险在明年偿付高峰到来时又成为一个巨大的灰犀牛。全球经济衰退几乎已成定局，出口这几个月大幅跌落。今年由于疫情防控原因，蔬菜、粮食、猪肉等日常食品供给遭到冲击，明年的供给也并非完全充裕，通胀压力也不能忽视......这一系列变量的收缩让中国经济最艰难的时间可能在明年上半年出现。（赵建：经济最困难的时间可能在明年上半年出现）在这个严峻时刻如期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绝非是走个过场和形式，而是要实打实的解决问题。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工作会议提到了具体的货币、财政、产业等一揽子稳增长政策的方向。政策信号很明显，那就是各种力量，无论是去年遭到打压的房地产和平台资本，还是一直在纪律监察氛围中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都要拿出劲头，各显神通，敢想敢干。尤其是高层也看到了外需的疲软，政策发力点放到消费和扩大内需上。然而促进消费并不容易，消费型社会是罗斯托发展经济模型最终的形态，需要法治、身份认同、公民社会等一系列现代经济体系来托起“顾客即是上帝”的消费主义文化。这在中国的当前还有很多路可以走。

无论现在遇到什么问题，还是要尊重现代经济的基本规律，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还是那句话，现代经济的内核，一是信心经济，二是契约经济，当然信心和契约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不了，所有的政策都会是大打折扣的“推绳效应”。

如果不能修复信心，让经济主体，无论是不断受到政策冲击的民企，还是在反腐高压下的国企，还有房价股价大跌下财富不断缩水的居民充对未来的环境有更好的预期；不能完善契约经济，增强全体社会尤其是基层政府的法治理念，多一些长期的立法，少一些短期性、临时性的部门文件、办法和指导意见，那么整体的信心和安全感依然是无从谈起。

我们要清楚，疫情三年，伤害最大的可能不是经济，而是社会对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对政策的一致性的信心。如果没有这份信心，所有的经济活动都会大打折扣，甚至影响到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和信心。正是基于这些深刻而严峻的问题，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才会显得那么“语重心长”，才会让人感觉新一届班子在重寻改革开放的制胜法宝，更难能可贵的是一种反思精神。这是让人感到安慰和振奋的事情。但是，真正的信心并非来自纸面的话语，而是具体的、科学的、让老百姓感觉不折腾的润物细无声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