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民有一定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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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特聘教授，现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田不交税了，日子过得好，而且国家推进新农合、新农保，看病能报销，年满60岁的老年人每人每月还能领取70元基础养老金，这真是比儿子给的养老费还多。
  区区70元基础养老金，竟然让农村老年人觉得国家政策所提供的保障比养个儿子还好，这与很多人认为国家给农民保障太少，网络上一些人散发不满情绪，可谓泾渭分明。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反差？这个反差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值得深入讨论。
  每月70元的基础养老金，让农村老年人无比感激，其中一个原因是，长期以来，农村老年人从来没有获得国家提供的养老保障，而是靠家庭养老。子女不孝，老年人就会无助。
  他们过去没有既得利益，没有形成利益刚性，现在国家每月发钱，就是天上掉馅饼，当然会真诚感激。
  这就说明，中国社会结构还有很大弹性。正是弹性的社会结构，使中国具有巨大的利益调整空间，使中国可以应对各种危机和困难，可以将主要资源用于发展战略产业，完成产业升级，从而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当前正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障，意思是养老保障不再分城乡，而是城乡一样。而实际上，城乡可能还真的有些差异。在领取基础养老金的同时，农村老年人仍然可以种地，而不需要子女赡养。就算到了不能种地的年龄，还可以种菜，养猪养鸡，从事力所能及的副业。
  城市老年人没有可以劳动以自给自足的土地，每月几十元养老钱，根本无法生存。因此，在推进城乡居民养老保障时需要考虑城乡差别。
  中国社会结构的这种弹性还可以用来分析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进城农民工，年轻时进城希望通过努力和运气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
  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绝大多数进城农民都无法获得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好在农民工进城时，他们的父母仍然在农村务工，务农收入不多，却足以解决温饱问题。年轻人进城，赚了钱最好，赚不到钱无所谓，可以养活自己就行。等到生儿育女，有了压力，他们变得节俭，考虑长远。
  运气好则逐步成为城市的一分子，甚至将年老父母接到城市里来。运气不够好，就将子女送到农村父母那里养，夫妻一心一意在城市挣钱，将人生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他们并无沉重的赡养父母的经济压力。
  到了中年仍不能在城市体面安居，他们就开始考虑返乡了。虽然能在城市体面安居最好，但若不能在城市获得起码的体面生活，他们就宁愿选择返乡。
  换句话说，正是农村的存在，正是土地在农民手上，农民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获得了在城乡之间进退往返的自由空间。若失业农民工无乡可返，国家就必须为他们提供失业保险，若国家不能提供如此庞大数量人群失业保险，这些人就无法生存，就会社会失序甚至政治动荡。
  显然，可以容纳无法进城农民且可以让进城失败农民返乡的制度的存在，使中国社会结构具有极大的弹性，可以应对各种危机冲击。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中国城乡之间存在着对农民的保护性结构，这样的结构使中国社会结构保持了弹性，使国家有能力相对自主地分配经济增长剩余，从而使中国可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并不限制农民进城，农民能否进城和在城市安居主要不再是制度问题，而是他们能否在市场经济寻找到机会的问题。或者说，当前农民能否进城的唯一障碍是他们有无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但城乡二元结构却仍然限制城市人下乡，限制资本下乡，比如城市人不能到农村买农民的房子。
  有人说，不让城市人下乡限制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不是市场经济行为，会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是，当前农民的住房、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究竟是市场经济的生产要素，还是兼有农民的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若是农民的基本保障与社会保险，则基本保障能否自由交易？显然，基本保障是不能自由交易的，因为这是底线生存。
  城市人到农村买房子，是因为要为过剩资本找到储值手段，或要在农村多一个休闲去处，而对农民来讲，一旦他们失去农村住房，他们进城失败就不再能返乡，他们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基。不是一个农民，而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绝大多数农民都不可能在城市体面安居，农民失去返乡退路，中国当前的弹性社会结构也就不存在了。
  在城市这块狭窄局促空间中，激烈的不同人群、不同阶层、阶级之间的冲突也就会习以为常。那个时候，因为失去了农村这个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再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就没有可能。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不再是剥削农民的结构，而是对农民的保护。这一保护性结构是中国社会结构至今仍然可以保持巨大弹性的关键。
  一旦不再有保障性的城乡二元结构，一旦作为农村基本保障和社会保险的农村宅基地、住房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被当作了财产，可以拿到市场上交易，则进城失败的农民就失却了退路，中国在发展进程中再出现任何一次危机，都会有一个巨大的缺少弹性的结构性力量来加强其烈度，其结果就是，中国社会将陷入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发生冲突的中等收入陷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