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寿：疫情下银行保险业供给侧改革思考

国粮

王俊寿（山东银保监局党委书记、局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银行保险监管部门及机构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打出有速度、有力度、有准度、有温度的金融服务“组合拳”，加大差异化优惠信贷支持，向疫情重点地区和防控一线倾斜信贷资源，纾解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困难；拓展保险产品责任范围，提高理赔服务效率，向抗疫一线人员赠送保险保障；开辟金融服务绿色通道，拓展线上服务渠道，大力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和实体经济发展。通过发挥银行保险业“稳定器”“助推器”的作用，坚决助力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战时有战策，战后有对策。党中央要求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为此，银行保险业必须提高站位、清醒认识、未雨绸缪、长远规划，充分预估疫情影响，科学研判需求变迁，前瞻思考应对策略，按照支持实体经济复苏与努力开展自救双线并进的思路，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
  对银行保险业供给侧现状的基本判断
  从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首次提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及金融委的领导下，金融管理部门推出系列改革举措，金融活水进一步畅通。银行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持续提升，风险从发散状态逐步转向收敛，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重点领域和方向破题起势。但是毋庸置疑，改革还在路上，银行保险业供给侧还存在诸多问题，影响着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效率。
  一是供给而非需求成为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银行保险业作为金融服务的供给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存在“脱实向虚”问题。银行业名为创新、实为套利的层层嵌套、乱加杠杆、乱设通道等现象，不仅增加了实体经济融资环节和成本，还弱化了货币政策、监管政策、信贷政策的传导效果，放大了金融风险。保险业“跑马圈地”式非理性经营长期存在，市场恶性竞争持续不断，销售误导和理赔难问题突出，一些保险资金甚至在资本市场上兴风作浪、野蛮举牌，严重偏离保险保障本源，导致风险积累。尽管近年来的市场乱象治理基本遏制并扭转了金融资金“脱实向虚”的局面，但银行保险业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是结构而非总量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症结。在我国金融供给结构中，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结构明显失衡，实体经济过度依赖以银行保险业为主导的间接融资，直接融资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具体到银行保险业体系，趋同的战略、相似的定位、单一的产品无法契合日益综合化、多样化、个性化的金融需求，金融服务“过度竞争”与“严重空白”领域并存。信贷资源扎堆聚集于大企业、国有企业、政府大项目、房地产等领域，对民营经济、小微企业、科创企业、三农等领域支持力度不足，也难以匹配社会民生领域金融需求和新经济引发的新兴金融需求。保险业同质化产品相对过剩与优质产品供给不足并存，财险中车险“一险独大”，寿险产品重理财轻保障，灾害救助、社会保障、健康养老等领域保险资源配置不足。
  三是质量而非数量成为行业进化的主要短板。经过多年改革发展，我国银行保险业机构体系不断完善，各类银行业法人机构数量超过4000家，各类保险法人机构数量超过200家。与庞大的机构数量形成对比的是，银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照新发展理念要求还存在明显短板，主要表现在：虚假创新治理仍需久久为功，服务实体经济、管理金融风险、保护消费者权益等方面有效创新不足；城乡、企业及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存在金融服务质量、信贷投放数量、保险深度与密度的失衡，服务协调性严重不足；碳金融、能效信贷、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气候保险等绿色金融模式还有待深入探索，绿色金融发展能力不足；为实体企业担当跨境金融的服务者、全球资本的整合者、金融桥梁的建设者、目标市场的探路者和抵御风险的护航者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对外开放程度不足；普惠金融服务范围、价格、可持续性等方面仍然存在短板，普惠金融发展质效不足。
  疫情加速银行保险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步伐
  银行保险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立足实体经济需求与金融供给之间的现实矛盾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实现银行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遵循和有效路径。从长远来看，改革的步伐只能加速，不能停滞。
  宏观层面中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为银行保险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奠定了推进基础。新冠肺炎疫情“黑天鹅”对我国经济造成非预期的外生冲击，主要表现在对第三产业的直接冲击，特别是造成消费需求的中断、转移和推迟，并对进出口贸易带来下行压力。此外，受人流物流限制、交通管控、产业链开工不足等因素影响，正常的生产秩序被打乱，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也受到一定冲击。但是应该看到，上述影响是短期的，当前我国经济韧性较强，经济基本面和长期趋势的各种要素及其生产能力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保障，有超大规模市场、丰厚的人力人才资源、先进的基础设施、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生产能力作支撑，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技创新、新型城镇化等作驱动，经济将快速重返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的轨道。这无疑为银行保险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奠定了推进的平台和基础。
  经济形态的加速分化，对银行保险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现实要求。此次疫情发生在我国经济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进一步催化了生产、消费方式转变，加速了新经济对旧经济的改造升级和替代。一方面，疫情使传统线下经济特别是线下消费服务业受到影响，餐饮住宿、旅游、电影院线、交通运输、零售消费等行业受到直接冲击。除消费萎缩等短期影响外，疫情还可能对这些传统产业的生产供给模式产生连续性影响，促进其加速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以移动互联网为载体的新经济蓬勃发展，消费从线下到线上转移明显增加，移动支付、线上娱乐、生鲜电商、在线教育、在线办公、远程医疗等都迅速增长。可以预见，智慧医疗、AI工厂、5G应用、金融科技等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将加速发展，新经济发展趋势将进一步强化。这些都对银行保险业服务内容和模式提出了新的迫切需求，也为银行保险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新的机遇。
  业务经营的压力挑战，对银行保险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了倒逼效应。疫情对银行业的冲击以间接影响为主，具有缓冲性和复杂性。疫情使不少企业经营失序，导致银行信贷投放节奏被打乱，短期有效信贷需求减少，部分疫情严重地区信贷需求的下降将更为明显和持久。此外，相关行业和地区资金链紧张、部分企业和居民偿债压力增加，将使部分银行资产质量承压。中长期看更为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可能引发信贷规模新一轮扩张，如果银行风险管理不到位，也潜藏资产质量风险。疫情与保险业的关联则更为直接，寿险新单业务因线下营销受限将受到较大影响，部分财险特别是匹配交通、旅游、餐饮、制造等受冲击严重行业的险种经营受阻，企业、居民收入下行压力或将减少保费收入，保险业现金流压力加大。经营的显性和潜在压力，都要求银行保险业抢抓时机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避免疫情引发银行保险业风险。
  疫情影响下银行保险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
  疫情大考下的银行保险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遵循已有的整体布局和改革路径，又要前瞻分析疫情给经济社会带来的全方位影响和变化，以“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为着力点，将改革向纵深方向推进。
  第一，巩固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基础。一是正本清源，治乱象促合规。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时期，越要保持银行保险业稳健发展的定力，坚决防止死灰复燃、重蹈覆辙。要继续巩固市场乱象整治成果，坚持短期重整治、中期强制度、长期塑文化，落实“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的要求，将合规文化根植于每位从业人员心中。二是通经活络，稳住资产质量。金融管理部门要科学评估疫情影响，限期、适度采取阶段性、临时性监管措施，缓解疫情带来的冲击。银行要提前识别隐性风险，对潜在不良资产准备好应对工具箱，并加快存量不良贷款出清。保险机构要科学评估新单业务受阻、保险责任扩展、集中理赔等影响，前瞻防控风险。三是辨证施治，防控重点风险。答好风险企业“该不该救”“能不能救”“如何去救”三问，引导信贷资金有序退出“僵尸企业”，支持有市场前景的企业渡过难关。坚守“房住不炒”的定位，落实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遏制房地产泡沫化倾向。有效防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既要鼓励支持“开正门”地方债的发行，又要严防隐性债务风险。四是刮骨疗毒，妥处问题机构。对采取自救措施能够维持经营的，尽量通过股东及时注资、压降风险资产等方式化解风险。对自救无法维持的，建立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处置和隔离机制，地方政府适时调动资源给予化解历史包袱、引进优质股东等支持，监管部门在必要时依法实行接管。对不具备市场化处置和救助条件的，依法退出市场，严肃市场纪律。
  第二，增强银行保险机构内生动力。一是牵住“牛鼻子”，深化公司治理改革。国有及国有控股银行保险机构要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与现代企业制度有机结合，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加强股东股权监督管理，推动集中登记、托管，规范股权质押、变更和增资等行为。加强“三会一层”建设，有效发挥股东大会的权力机构作用，加强董事会建设，做实监事会功能，规范高管层履职，实现从“形似”到“神似”的飞跃。二是校正“调节器”，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贷款利率并轨，在改革完善LPR的基础上，有序实现对存量贷款定价基准的转换，并稳妥推进和深化存款利率市场化。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培育有效的利率走廊和基准利率。加强配套体制机制改革，培育对利率高度敏感的经济主体。三是用好“指挥棒”，深化绩效考核体系改革。改变过于注重规模扩张而忽视风险调整的考核体系，完善薪酬延期支付、追索扣回等管理制度，健全问责体系，建立市场化的中长期激励约束机制。发挥绩效考核体系对业务模式的内在塑造作用，结合自身的功能定位和禀赋条件，着力塑造差异化、特色化业务模式。四是疏通“活水渠”，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完善银行保险业开放的制度规则，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促进相关制度与国际接轨。大力吸引有专业专长、在细分市场有特色产品和管理经验的外资机构，鼓励境外金融机构通过市场化方式参与中小银行和保险机构改革重组。支持银行保险机构“走出去”，围绕“一带一路”倡议，提升金融服务国际竞争力。
  第三，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一是提升执行力，缓解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题。目前各级各部门针对帮扶受困民营和小微企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既有短期的应急之策，也有长期的纾缓之计。银行保险业作为政策落地实施的主体和关键，要熟知政策、抓好落实，做好“辅导员”，当好“服务员”，打通政策落地实施的最后一公里甚至最后一厘米，让小微和民营企业切实感受到政策出台带来的红利。二是提升契合度，适应实体经济需求变迁。银行保险机构要敏锐捕捉实体经济的需求变化，及时优化组织架构、产品结构和服务模式。银行要加快完善新型信贷管理机制，建立符合新兴企业主体需求特点的授信评级和审批模式，实现授信从重资产抵押到重企业信用、重历史数据到重未来发展的转变。保险业要着力扩展全民健康险特别是重疾险覆盖面，探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共责任保险，加强养老保险第三支柱建设，进一步推进农业保险“提标、扩面、增品”，加快发展医疗卫生、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等领域责任保险，加大出口信用保险对外贸出口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对金融需求的适应性、灵活性和匹配度。三是提升智能性，加快科技创新和赋能。主动适应金融与科技融合的趋势，加快释放科技赋能金融引发的创新乘数效应，提高线上金融服务效率，推动科技手段在小微信贷、智慧金融、风险管理、核保定价、理赔查勘等方面的应用，通过先进技术重构金融业态。四是提升差异化，优化银行保险业市场定位。稳妥推进部分大中型银行综合化经营，提升综合金融服务水平。积极推进中小银行归核化发展，回归市场定位，深耕本地市场，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业务模式，探索特色专营银行模式。发挥政策性银行功能，有效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薄弱环节。引领保险机构回归风险保障本源，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风险保障和长期稳定资金。推动外资银行保险机构发展，丰富金融供给，提升市场活力和竞争力。
  第四，畅通银行保险业功能发挥的机制渠道。一是畅通对政策要求的落实机制。准确把握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精准落实监管规制性和导向性要求，积极围绕“六稳”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效果，提高银行保险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二是畅通银行与保险之间的互补机制。发挥银行保险业在支持实体经济上的互补效应，找准银保协同领域，在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民营企业等方面创新“信贷+保险”模式，更好发挥资金供给和风险保障的协同效应。三是畅通与直接融资渠道之间的协调机制。在有效发挥理财、保险、信托等产品直接融资功能的同时，健全与直接融资发展相适应的服务体系，运用多种方式为直接融资提供配套支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形成金融供给合力。四是畅通在重大应急事件中的协同机制。发挥银行保险机构作为经济社会“减震器”“压舱石”的作用，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合作，提前演练重大应急事件场景，制定综合化金融应急预案，最大限度发挥协同作用，努力熨平重大紧急事件对经济社会的不良影响和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