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存刚：时代嬗变与国际秩序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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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存刚（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

引言

人类生活需要秩序，包括自发的秩序和人设的秩序。秩序意味着稳定和安全，体现着确定性和方向性。人设的秩序是人类不同个体或群体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关系性存在。这种秩序一旦形成，便会对个体或群体产生规制作用，只有合秩序的个体或群体才能够生存和发展；而个体或群体互动方式的改变又会对秩序的形态和存续产生影响，只有合乎人类天性的秩序才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发展的可能性。秩序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自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秩序问题都受到高度重视。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之后，国际秩序问题更是受到广泛关注。

在西方主流理论中，“秩序”（order）通常被视为一种抽象的稳定状态。“国际秩序”（International Order）不过是具有鲜明无政府属性的国际社会相对稳固安定的状态。林林总总的各种阐释，本质上都是超历史的理性主义或自然主义的，即脱离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现实，尤其是脱离对人类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的社会经济基础。而按照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基底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理论的观点，国际秩序是指以世界性生产方式为基底，并由世界经济基础、世界政治上层建筑、世界意识形态共同构成的全球性、现实性的社会结构。其中，国际分工是世界经济基础的核心；国际权力结构关系及其所决定的全球治理体系，是世界政治上层建筑的主要内容；全球价值秩序与合法性是世界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狭义的国际秩序仅指世界政治上层建筑，世界政治行为体之间的权力结构关系、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这一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国际秩序，作为一种社会存在，都有发展属性，始终处在运动过程中。因此，探讨国际秩序问题，必须有时间意识和时间视角，特别是要充分运用大历史观，“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

时代正在嬗变，“新时代”已经到来

“时代”是一个在内涵和外延上均有很大弹性的范畴，既可以用于表示具有一定内容、时长一般仅为十年或数十年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也可以用于表示具有丰富内容、时长可达百年甚至数百年的重要历史发展时期。前者通常被称为“小时代”；后者则被称为“大时代”。“小时代”是“大时代”的特定发展阶段，从某个具体层次、具体方面、具体领域体现“大时代”的主题、特点和趋向。从人类历史发展看，特定国际秩序是特定时代的主题、特征在全球尺度上的具体表征。只有与时代主题相匹配，与时代特点相吻合，国际秩序才可能是稳固安定的，并能够发挥相应功能。因此，思考国际秩序要特别关注时代问题。

世界已经进入“新时代”。对于当今时代，世界主要大国及战略家、思想家有不同称谓。诸如“全球化时代”（The Age of Globalization）、“后真相时代”（The Age of Post-Truth）、“多极化时代”（The Era of Multipolarity）、“非极化时代”（The Age of Non Polarized）、“韧性时代”（The Age of Resilience）、“人工智能时代”（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甚至是“不可思议的年代”（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国际政治倒退的时代”。无论怎样命名这个时代，其实都潜含如下判断：当今世界已经发生时代嬗变。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高度关注时代问题。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对时代的分析。”正是基于这一科学认识，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的重大判断，奠定了波澜壮阔、成就卓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论基础。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世界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新趋势，中国共产党的新时代观逐步形成。2017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所谓“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就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时期，是一个跨越数百年的“大时代”。从现实看，当今世界仍然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政治思想、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和竞争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仍是我们的同时代人”。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如下重大判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个“新时代”，主要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角度判断的，也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密切相关，是“大时代”的一个新阶段。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当下的这个“新时代”是时代之变的一部分，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密切相关。对于大变局与时代之变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限于一时一事、一国一域，而是深刻而宏阔的时代之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人类历史已经出现全局性、战略性的根本转变，是时代之变“正以前所未有方式展开”的具体表现，并与世界之变、历史之变相互呼应、相互印证。

饶有意味的是，美国政治家们近年来也在谈论“新时代”问题。2022年3月，美国总统乔·拜登在出席“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组织举办的CEO季度会议发表演讲时宣称，当今世界正处于“历史拐点”（turning point in history），最终走向将由美国决定。拜登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美国建立的“自由国际秩序”正在遭受挑战。他强调，未来将会出现一个国际新秩序，美国必须处于领导地位，美国将联合自由世界的其他国家实现这一目标。2023年9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中呼应了拜登总统的“历史拐点”一说，声称“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两个月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雅克·沙利文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外交事务》中撰文指出，后冷战时代已经彻底结束，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承担的全球角色进入第三阶段，其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进行竞争。沙利文将这个时代也称为“新时代”（new era）。

从上文简要的叙述可以看出，中美两个全球大国对“新时代”内涵的理解是有很大不同的。这自然与两国所处的历史空间位置，以及对这种位置的理解、对世界前景的判断有关。但无论如何，它们都已确认，当今时代已经发生嬗变，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本文认为，这个新的时代，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明的“大的历史时代”也即“大时代”的一个新阶段，也是人类历史发展到和平与发展时期的一个新阶段，它蕴含“大时代”的基本特质，也具有新阶段的显著特征。

时代嬗变的显著特征。时代嬗变，即人类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具有历史必然性，是人类社会运动属性的具体体现。时代嬗变有特征可观，有规律可循，也有动力可察。

关于分析时代问题的科学方法论，深谙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精辟阐述。马克思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列宁指出：“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

遵循马克思主义分析时代问题的科学方法论，判断时代是否发生嬗变，一个重要途径是观察时代主题是否发生变化。所谓时代主题，是指那些在特定历史阶段能够反映当时世界的基本特征并对世界形势发展具有整体性、全局性影响的重大战略问题。而要准确把握、科学提炼时代主题，“首先必须较详细地研究一下实际材料，以便尽量确切地弄清楚这个时代和先前各个时代有什么不同，现在的情况究竟怎样”。在20世纪，时代嬗变具体表现为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变到“和平与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又出现了一些值得高度重视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推动着时代主题的新调整、新发展。

和平仍是时代主题之一，但全球和平赤字持续扩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局部战争和各种国际武装冲突频繁发生，但整个世界实际上进入“大国无战争”阶段，人类社会整体上收获了巨大的和平红利。但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若干年来，全球和平赤字不断扩大。当今全球和平赤字扩大，首先表现为权力逻辑回归，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加剧。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国际社会普遍担忧世界爆发“新冷战”，或者步入不同国家集团彼此隔绝的“平行体系”；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个别大国的所作所为，使人们平添了对全球范围内爆发大规模“热战”甚至核战争的强烈担忧。其次表现为国际政治出现“集团化”趋势。作为冷战遗存物的北约成员数量不断增加、覆盖地域不断扩展，进一步刺激地缘政治的敏感神经，进而加深了全球安全隐忧。最后表现为冲突思维日益凸显，国际关系中的“泛武器化”现象日益严重。以霸权国为主要代表，各国在全球事务各领域日益突出竞争性乃至对抗性，为实现自身目的、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频频将各种全球治理的组织机构、权力和资源“武器化”，比如，多边机制武器化、国际资金清算系统武器化、大宗商品贸易武器化、关税武器化，等等。

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之一，但全球发展赤字持续扩大。发展是实现人类幸福的关键，也是世界各国的基本权利；发展问题则是引发诸多全球问题的根源性因素，“当今时代的许多问题，追根溯源都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造成的”。因此理应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从现实看，全球发展虽已取得长足进步，但当今世界仍存在发展赤字且其持续扩大。全球发展赤字扩大，首先表现为全球的收益分配不平衡导致民粹主义泛滥，保护主义盛行，“逆全球化”汹涌。一些发达国家把自身问题“甩锅”给其他国家，这既无助于其自身发展，也对全球发展造成伤害。其次表现为全球市场信心严重欠缺，未来发展动能明显不足。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威国际经济组织多次下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全球经济前景的悲观论调在国际舆论场上持续弥漫。最后表现为某些大国采取的“断链”“短链”“近链”等具有鲜明单边主义色彩的对外经济行为，不仅对当下的全球发展造成严重消极影响，也为未来的全球发展蒙上了浓重阴影。

合作是时代主题之一，但全球信任赤字不断扩大。信任是合作的前提，也是繁荣的基础。存在于当今世界的各种多边机制，无一不是以信任为前提，并因此成为跨国合作的平台。比如，促进国际合作，就是联合国成立的初衷，也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宗旨。但近年来，全球信任赤字持续扩大。首先，表现为大国之间的信任赤字日益严重，相互之间的激烈竞争和对抗升级有可能演化为严重冲突。其次，表现为全球治理平台因霸权国基于自身利益考虑采用的予取予夺行为而呈现“弱能化”趋势。例如，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建立的二十国集团（G20），本应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探讨世界经济复苏、开展宏观政策协调和履行全球经济治理功能的核心机制，但在部分西方大国的操纵下，该平台逐渐被“政治化”和“工具化”，效能日益下降。

共赢是时代主题之一，但全球治理赤字也在持续扩大。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一度加速发展，形成了所谓的“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由此，国际分工更加精细、明确，各国、各地区在经济领域的密切互动和相互依存，使得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新冠疫情再次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各国休戚相关、命运与共”。共赢成为一种价值，一种现实需要。但与此同时，全球治理赤字也在不断扩大。全球治理赤字，首先，表现为全球治理供需的不平衡。一方面，全球问题数量不断增加、影响不断扩大，单一国家根本难以有效应对，世界各国对全球治理的需求日益增加；另一方面，既有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趋势、新格局，代表性、包容性均需改进和提升，部分传统大国的治理供给意愿不断弱化、能力不断下降，从而在供给侧削弱了全球治理。其次，表现为霸权国为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不断强化全球治理体系的集团化和等级化，对业已绩效不彰、危机重重的全球治理体系持续造成破坏。由此，全球治理逻辑正在发生消极转向，即从效率公平优先转为权力和竞争优先。

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复杂状况，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大判断：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另一方面，“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十字路口”。这个世界已经真真切切地进入“新时代”。人类正在经历“大时代”范畴内的演化和更新。从历史经验看，这样一种演化和更新过程即时代嬗变将是曲折、缓慢的，其间甚至可能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倒退。列宁就曾指出：“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个别的、局部的、有时前进、有时后退的运动，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形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为此，我们应当保持足够的耐心。

旧秩序为何适应不了“新时代”

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变迁的重要方法，也是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遵循这一思想路线，我们要正确认知“新时代”，构建国际新秩序，首先要正确认知何谓国际旧秩序，其次要说明国际旧秩序为什么无法适应“新时代”，也就是国际旧秩序如何失去了历史合理性。

国际旧秩序究竟是什么？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国际旧秩序，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也称自由国际秩序）。对于这一秩序的内涵和特征，学术界历来存在不同看法。其中，被称为“自由国际主义桂冠诗人”的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的阐述，因较为系统、明确而最具影响力。伊肯伯里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由其开放和以规则为基础的性质所界定。开放使得国家之间贸易和交流的障碍相对较低，各国以及它们所在的社会能够相互交往，商品、人员和思想能够跨国流动。规则以及制度或许带有权力悬殊的印记，但却是经由协商而定。这使得一些国家在塑造和经营规则和制度方面更有影响力，但规则和制度大体上具有共识性和正当性，因为它们来自各国之间的讨价还价和协议，至少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国家权力而运行。开放性和规则是包容和非歧视的这一点又表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多边主义的。总之，在伊肯伯里看来，自由主义及其逻辑延伸的多边主义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思想基础，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骨架，开放和包容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鲜明特点。

无论怎样界定，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思想基础都是自由主义；无论怎样看待自由主义，都无法否认它是近代以来对世界产生最大影响的一种政治思想。自由主义塑造的国内秩序自然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现代自由主义的发源地英国如此，实施“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同样如此。自由主义既是美国在冷战期间对抗以苏联为首的非西方集团——它们所塑造的国际秩序被称为“不自由的国际秩序”——的政治工具，也是笼络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推广西式现代化模式的手段。因此，由自由主义塑造的国际秩序无疑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冷战期间形成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基本上都以自由主义为标准划分和吸纳成员。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出发点是维护美国等西方核心成员及其外围成员的利益。这一国际秩序本质上属于霸权与扈从以及支配与被支配的等级秩序。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为什么无法适应“新时代”？从国际关系角度看，近代以来先后出现的各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本质上都是由当时的世界强国建立起来的等级体系，并根据这些国家的国家利益、价值偏好和现实需要维持暂时的——通常是局部和区域性的——和平。从大英帝国建立和维护的强调均势和间接统治的古典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到美国建立和维护的新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即霸权型国际秩序，莫不如此。在这一过程中，“大国用‘秩序化’的方式改造世界，不仅通过制度和规范，有时也采用胁迫之术”。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所以是一种等级体系，与其资本主义属性直接相关。而这种属性又是由建立并维护其运行的国家（集团）的性质决定的。“历史社会学和政治思想史研究揭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即现代自由主义及其主导的国内外政治秩序都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彼时的英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在数百年演化过程中，不仅彻底塑造了相关国家内部以不平等为显著特征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而且深刻影响了国际秩序的发展变迁。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内在包含以等级制为显著特征的极度不平等，具体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中心国家）对非资本主义国家（边缘国家）的体系性压迫和制度性剥削。对此，列宁曾写道：“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研究也表明：资本主义的生存依赖边缘地区国家被迫进行的剩余转移，中心地带国家通过直接榨取、不平等交换、贸易壁垒等方式剥削边缘地区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是由迄今为止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主导建立并强力维护的，它汲取两次世界大战对西方文明毁灭性打击的历史教训，以及1930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惨痛经验，并意在对抗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带来的冲击和威胁。这一国际秩序为现当代资本主义大体稳健的运行提供了制度性保障，避免了全球性冲突和世界大战可能导致的资本主义体系性崩溃。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标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达到顶峰。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资本逻辑成为全球发展的关键因素，“世界市场的力量”支配着国际秩序的变迁，变动、变革、动荡、不安，是这一国际秩序的基本特点。

马克思曾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在当今时代，等级体系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经受新的动荡与重大变革，这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在引发全球力量分布重大变化的同时，正在试图重构国际规范体系。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是当今国际关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世界政治意义。基于不同角度和尺度，人们又将新兴市场国家称为“中等强国”（middle power）、“地区大国”（regional power）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成员散布五大洲的“金砖国家”（BRICS）。这类国家通常拥有多样化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和发展议程。鉴于自身在既有国际规范的最初制定阶段发挥作用微不足道甚至根本“不在场”，在国家实力日益增长的态势下，它们已不再满足于扮演国际事务中“被动的规范接受者”（passive norm taker）角色，而是希望承担“规范塑造者”（norm shaper）和“规范创设者”（norm maker）职责。它们质疑和批判既有国际规范，明确表示要推动修改这些规范。即使是那些长期处于国际体系边缘地位的小国，在国家间业已存在大量利益交汇和利益共享、全球共同利益日趋凸显的当今时代，也在特定议题领域，借助现有和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赋予的国际道义，不断提升自身国际话语权。比如，太平洋上的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既遵守国际道义，又将自身生存权、发展权与全球共同利益联结起来，借助科学论证和国际法专业知识，积极参与并引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议程设置和相关讨论，倡导新的治理规范，从而成功提升了自身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远超出其国家实力的国际话语权。由此，那些服务于既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国际规范，或者被修正、更新，或者被完全颠覆，以更好适应当今时代的新特点、新需要。那些在既有国际规范塑造中曾经发挥过关键作用的所谓“中心国家”（core countries）——通常是指美欧等二战后主导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构建和维护的传统大国，其态度、政策和行为虽然会影响到所谓的“边缘国家”（periphery countries）——通常是指发展中国家——塑造的国际规范效力的强弱，但并不必然导致“边缘国家”国际规范塑造的失败。而国际规范转变一旦完成，势必直接或间接地对国际秩序产生影响。

其次，美国正在成为当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事实上的破坏者。应当承认，当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产生和维持，都离不开美国。美国自身也从这一秩序中获益颇丰。冷战结束被视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历史性胜利，并催生了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自信满满的美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积极推广以自身为典型代表的西式民主制度。美国以形形色色的“颜色革命”、所谓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和以“人道主义干预”（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保护者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为借口对他国内部事务的粗暴介入，均是这方面行为的突出体现。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所遭遇的重大挫折，也意味着美式自由主义的严重失败。不无焦虑的美国政治精英们对自由主义的态度悄然发生变化。2017年，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上台执政后，声称“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公开宣布奉行“美国优先”原则，在对外关系中强力采取反全球化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对各种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则频频实施“退群”行为。民主党人乔·拜登继任美国总统后，虽然强调要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但在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华关系中却大搞所谓的“脱钩断链”“小院高墙”以及“近岸外包”“友岸外包”“去风险”等。无论是当年的特朗普，还是当下的拜登，他们的对外政策本质上都是反自由主义的。由此，当下的美国事实上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最大破坏者，其口头宣称的理念与事实上采取的行为相背离。这个国家虽然“身体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它在对外关系中依然信奉实力至上逻辑，大搞零和博弈、恃强凌弱、巧取豪夺、结盟对抗、封闭排他。这些做法显然与世界多极化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与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走向格格不入，与当今时代主题严重不符，理所当然地遭到包括其传统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反对和抵制。

最后，自由主义精神内核出现严重危机。这种危机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上都有鲜明体现。在国内层次上，最近几十年来，随着超级全球化的发展，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投资更为便利，那些寻求成本最低、壁垒最小而收益最大的跨国企业大量采取外包（outsourcing）行为，由此导致某些国家特定岗位的工人大规模失业，这些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由此更加严重，加之金融资本的过度扩张，社会1%富人所拥有的财富已相当于99%人口所拥有的财富之和。相关国家的政府并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长期存在且日趋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现象，社会动荡的隐患持续加重。在国际层次上，自由主义宣称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而平等从政治领域向社会领域扩展带来的却是移民和难民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移民和难民问题的出现，乃是平等从国内政治领域向国际社会领域延展的结果”。按照自由主义的逻辑，各国理应张开怀抱，欢迎人员的跨境自由流动，并积极接收寻求庇护的各类难民，但人员的跨境自由流动特别是大量难民的涌入，的确给美国等西方国家带来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包括就业竞争、社会动荡、文化冲突、民族融合等。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冲击和干扰的本地人对自由主义价值观产生严重怀疑，一些秉承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对过度的平等主义展开激烈批判、反对开放的多元主义对本土传统文化的稀释及对文化主体地位的冲击。公众对传统主流政党的不满日益加剧，混合着反全球化、反移民的仇外情绪和孤立主义、本土主义、保守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民粹主义思潮和运动——其中既包括激进左派，也包括激进右派——盛行。政治极化现象日益严重，一些持极端立场的政党和政客在欧洲多个国家取得执政地位，走到国家权力舞台中央和世界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如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也被普遍视为美国民粹主义的胜利。在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多重冲击下，自由主义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均发生蜕变，所面临的是一种内生型危机。以至于有学者断言：自由主义已遭遇重大危机，其面临的改革压力前所未有，但改革的方向和方式却无从谈起。

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哪个层次看，当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都是巨大的，其陷入困境也是实实在在的。那些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忠实拥趸们也都看到和承认这一点。比如，伊肯伯里尽管辩称困境和张力与自由主义愿景及其在现实世界中的政治形态相伴“不足为奇”，坚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作为世界政治的一种组织逻辑，被证明是具有韧性的，它仍然有市场”，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近年来“美国领导的霸权主义体系陷入困境”，困境和张力“以新的并且特别明显的方式浮现出来，已致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逻辑和可行性受到质疑”。基辛格则更为明确地指出，“在地缘政治世界中，西方一手建立并声称全球适用的秩序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

历史经验表明，当国际秩序与它所处时代因错位而不相匹配时，它的调整、更新乃至转型、更替便必然会发生。在当今时代，时代嬗变正在推动国际秩序进入更新阶段，国际秩序的转型、更替依稀可见。这种更新、转型、更替需要时间，总体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国际新秩序的构想与国际秩序演化的逻辑

如何构建理想的国际秩序，历来是战略家、外交家、理论家们深入思考、乐于谈论的问题；在国际秩序与所处时代出现严重错位的历史十字路口，它更是成为一个焦点话题。但历史方位、学术立场、价值偏好、文明归属等多方面差异，导致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或者愿景又是如此多元，甚至产生激烈争辩和尖锐对立。在国际秩序面临多方面严峻挑战的当下，情况依然如此。

一个世界，多种想象。作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虔诚维护者和权威阐释者，伊肯伯里对这一秩序的未来充满信心。他虽然承认该秩序存在局限，也意识到它在冷战结束后面临危机，但认为其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所面临的只是一种“权威危机”（crisis authority），即由谁来领导这一秩序的问题，而自由国际主义本身具有高度复原力（resiliency）和强大生命力。相比伊肯伯里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过度热情和乐观预期，同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代表人物的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这方面的表现要冷静、克制得多。他虽然承认在过去70年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维护世界安全稳定的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坦率地指出，“有关秩序的神话可能被夸大了。虽然美国表现出对民主和开放的整体偏好，但它又一直在支持独裁者，时常做出见利忘义的利己主义举动”。英国学者帕特里克·波特（Patrick Porter）则以嘲讽的口吻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称为一种“虚假承诺”（the false promise of liberal order）。尽管遭到各方批评，但充满乐观情绪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理论观点显然对美国执政者产生了重要影响。拜登政府在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中就宣布，21世纪20年代将是决定性的十年，必须积极塑造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国际秩序。

作为忠实的现实主义者，米尔斯海默、基辛格等人对新的国际秩序的看法显然与伊肯伯里、奈等人不同。在冷战结束之初、西方世界一片狂欢之际，米尔斯海默就对未来国际秩序作出悲观预测，认为欧洲将重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动荡，重归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诸国纷争局面将再次开启。在历经十年写成的《大幻灭》一书中，米尔斯海默在概述和分析自由主义核心观点后指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无政府的，而不是等级制的，这意味着将自由主义应用到国际政治中是行不通的”。他甚至断言：“自由主义是一切麻烦的根源。”对实力和均势两大因素有着明显偏爱的基辛格，长期关注国际秩序问题。面对世界混乱无序而各国之间却又史无前例地相互依存的现实，他坚称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秩序。基辛格认为，当前国际秩序面临源于合法性重新界定和权力均衡变化两种趋势的根本性挑战。要成功建立国际新秩序，其核心规则和限制条件是该秩序必须为相关行为者共同参与的一种非霸权进程的结果。在西方失去对非西方统治的形势下，国际秩序的重建只有通过某种凸显广泛参与性和存在性的共建进程，方能获得合法性。

作为一位活跃的建构主义者和多元文明信奉者，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对当今和未来国际秩序均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在他看来，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和平的贡献被夸大了，该秩序的阴暗面，它遭遇抵制的程度以及美国之外行为体的作用都可能被低估了”。阿查亚认为，新的国际秩序不是一个多极世界（Multipolar World），而是一个复合世界（Multiplex World）。这个世界如同在一个多厅影院内，观众在同一屋檐下可以选择不同电影，有着不同的演员、导演、剧情和多层治理。“秩序的建立和管理更为多样化和去中心化，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其他国家、全球和地区实体以及跨国非国家行为体都会参与其中。”在阿查亚看来，美国的权力仍是复合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受到约束。新兴大国会塑造国际秩序，但由于其内部弱点和彼此间的冲突，它们不可能独自领导国际秩序。地区和地区秩序在未来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性将愈加显现。

与上述学者主要基于国家关系视角的考量不同，被公认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试图通过扬弃具有悠久历史的世界主义传统，提出自己的国际秩序构想，即“世界公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在哈贝马斯看来，康德主张的“世界公民联合体”实质上是一种国家间的联合体，当前最重要的是改造康德的“世界公民”概念，使之重新焕发活力。世界公民社会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全球化使人们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风险的共同承担者；无论克服世界无政府状态，还是构建永久和平的国际秩序，都需要超越民族国家；而遏制资本扩张带来的社会危机，则需要构建全球性的世界政府。与哈贝马斯相比，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提出了更为宏大也更加抽象的国际秩序观。他写道：“我诉诸的是这样的世界，在其中巨大的邪恶得以消除，正义（至少是合宜的）的基本制度已由遵奉万民法为‘现实乌托邦’的自由与合宜人民建立起来……我们在其中可能合理地希望，所有自由及合宜的人民，都可以作为合格的成员，属于一个合理的人民社会。”

同一个世界，多样化的愿景，凸显了当下的差异性、复杂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在当下，探寻适应时代特点的国际新秩序，需要我们了解和理解这些观点，特别是那些以往基本不为外界所关注的区域、国家和社会的人们的需求与愿景，以让国际新秩序体现真实而非虚假的全球性，并籍此获得真实而非虚假的合法性。因此，塑造国际新秩序，需要尊重世界多样性，塑造基于真正多元主义的全球共同价值观，夯实“新时代”人类互动的思想基础。

国际秩序更新的底层逻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指出：“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藏着的基础。”这段话，为我们探究作为全球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秩序演化的底层逻辑确立了思想路线。

当今国际秩序更新根源于全球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全球生产方式之所以发生深刻变革，首先是因为生产力发生了基础性、革命性飞跃，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日益数字化，数字劳动（digital labor）生成。作为一种崭新的劳动方式，数字劳动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劳动对象，以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为关键性劳动资料和劳动工具，生产数据和数字产品，提供数字服务。这一切都得益于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巨大进步。人工智能是数字技术发展的最新阶段，它在本质上具有生成性（generative），即通过被称为“训练”（training）的过程从现有内容中学习。这个过程能够创建一个统计模型，当出现相关提示时，该模型会生成新内容。通过了解训练数据的底层结构，人工智能可以生成与训练数据相似的新样本。借助人工智能，企业或国家可以打造一个具有持续创新性的科技平台，以带来更多、更大的创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企业或国家的实力已不再像以往那样，表现为对某些特定技术或自然资源的掌控，而在于是否具有创新力（creativity），即发明、使用和适应新技术的能力。科学技术业已成为企业或国家提升自身影响力的重要工具，并成为影响国际竞争重心和国家对外战略、深刻改变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关键因素之一。目前，包括量子计算、量子通信和量子精密测量在内的量子科技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最前沿领域。一旦量子技术发展成熟，嵌入这种技术的超高速计算机将有能力处理更大规模、更为复杂的数据，并形成更强大、更全面的人工智能系统。这些人工智能系统又会在其他新兴领域催生更具突破性、颠覆性的重大创新，从而重塑人类技术体系。可以说，人工智能将彻底改变人类进行科学研究的方式和性质，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将对经济全球化和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全球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其次体现为全球生产关系的深刻调整。从微观层次看，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在生产过程中的广泛使用，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在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变得更加去中心化、个性化，从而彻底改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消费者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不在场者和最终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直接参与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过程，由此，个性化定制的按需生产模式取代了以往长期存在的大规模集中生产模式。此外，金融资本的角色和作用也在发生重大变化。按照列宁的观点，“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由于数字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日益深度嵌入生产过程，因此一旦生产能力达到某种高度，商品和服务的成本将大为降低，甚至无限趋近于零。在这种情况下，金融资本在近代以来长期具有的特殊重要性将会大幅降低，曾经主宰世界经济乃至世界政治的金融寡头将隐入历史尘烟，取而代之的乃是知识储备和技术创新的优势。作为生产和生活主体的人的本质将得到新体现、新扩展。从宏观层次看，全球价值链重构持续推动着全球分工的调整。全球价值链重构，其一表现为生产者在价值链上的位移持续发生，企业和国家不断寻求更高效的增值方式和更高层次的价值位阶，研发和创新成为实现目标的关键环节。其二表现为区域化的价值链网络的致密性不断强化，国际合作特别是相邻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动更加活跃，经济关系更为密切。其三表现为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持续增加，全球贸易呈现更多边、更多维的演进态势，多边主义成为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全球价值链重构增加了国际竞争参与者，刺激着企业间、国家间的战略竞争行为，促使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形成新的工作重心，引发国际竞争格局发生新变化。为应对全球价值链重构引发的新变化与新挑战，传统大国纷纷调整本国对外政策，主要包括凸显经济外交重要性、重视区域经济与安全平台建设、强调价值观的一致或相近性以及试图重塑国际制度、国际规范等。

总而言之，全球生产方式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是一个必须认真审视的客观事实。由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过程”，因此伴随全球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世界经济结构、世界政治结构及至全部庞大的世界上层建筑也在发生深刻变革。作为世界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国际秩序更新，就是这种变革的具体体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秩序演进的正确方向

如前所述，作为一种人设的秩序，国际秩序是动态的、发展的。它向何种方向发展至关重要。只有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世界才能获得持久和平、实现共同繁荣。国际秩序的正确发展方向需要先进理念和正确思想的引领。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型国际秩序观。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崭新理念。经过十余年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了历史视野的再拓展和思想内涵的再深化，确立了“从‘五位一体’总体框架到‘五个世界’总目标”。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新型国际秩序观，为人类未来锚定了更明确的目标、描绘了更清晰的图景，是当代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原创性重大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兼具现实性和未来性、在地性和超越性等多重属性和特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性，主要体现在它以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为遵循，既有深刻的现实思考，又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路径和行动方案，符合时代主题，顺应历史潮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性，主要体现在它回答了“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历史之问，为国际关系走向确立了新思路，为全球治理变革提供了新智慧，为国际交往方式开创了新格局，为美好世界塑造描绘了新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像有些国家所诬称的那样，是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要世界人民携手开创更加美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在地性，主要体现在它基于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实践，继承弘扬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中华文明特殊性和普遍性的辩证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超越性，主要体现在它“把人类历史长河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弘扬起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价值共识，汲取世界多元文明相融相通优秀成果，反映了全人类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心声”，反映了和平发展、团结共生、合作共赢等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通之处。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上述属性和特质，也得到了一些有见地的欧美战略家、理论家的某种回应和肯定。对国际秩序演进有系统观察和深入思考的基辛格就曾指出：“要建立真正的国际秩序，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保持自身价值的同时，还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这就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知名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认为，在中国提出的所有理念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全世界所有人而言最重要的一个，因为它强调的是所有人所共通的事情、所有族群的共同经历，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

“全球南方”的崛起为什么十分关键？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国际秩序更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同样需要革命性的物质力量。这种物质力量，不可能是作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守成力量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西方国家”或者“全球北方”（global north）国家，更不可能是该秩序的主导国美国。基辛格认为，无论从哲学角度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建立国际秩序”，并建议“美国在两个层面上追求国际秩序：拥抱普世原则，同时接受其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现实”。但从大历史观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实已经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正处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又译詹明信）以及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人所界定的“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阶段，或者是约翰·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等人所探讨的“晚期帝国主义”（Late Imperialism）阶段。按照曼德尔、福斯特等人的观点，“晚期资本主义”或“晚期帝国主义”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存在以下基本矛盾：个别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有理性和资本主义经济整体无理性的矛盾；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与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作用日益扭曲的矛盾；消费社会发展与资本全面扭曲人的需求的矛盾。上述矛盾整体上呈现不断激化的趋势。为缓和这些矛盾，特别是降低资本主义经济整体无理性所造成的严重消极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必须持续强化自身力量，不断加大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力度，以发挥“理想的总资本家”的作用。由于“深信技术的无限威力”的技术理性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国家受到持续扩大的市场和持续增强的新的意识形态的双重夹击，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治理绩效总体趋弱，而社会冲突则在不断强化。总之，“晚期资本主义”或“晚期帝国主义”阶段的生产逻辑，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严重制约生产力的发展，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无法得到有效抑制，资本主义在遭遇经济发展方面的极限之前，将陆续遭遇其他方面发展的极限，从而导致相关国家的国家能力持续降低。从大历史观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长期盘踞的世界舞台中央退场，只是时间问题以及采取何种方式的问题。

从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只能是“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也就是占世界人口大部分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国际秩序更新的关键，在于“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持续性崛起。这种崛起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即“全球南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在大幅提升之后取得对“全球北方”国家的优势；同时也应当是精神上的，也就是世界文明演进历史上曾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事实和叙事话语最终退场、非西方文明彻底觉醒，以及由此形成的各文明在平等基础上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共荣共进。“全球南方”国家真正确立文化自信并籍此巩固发展道路自信和社会制度自信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围绕国际秩序更新而展开的国际竞争，不仅是一种硬实力竞争，更是一种包含理念和信念、价值观和现代性、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在内的软实力竞争，是一种以整个世界为场域、以赢得人类未来为目标的系统性竞争。从现实看，“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关键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已经成为塑造世界新秩序的重要参与者。金砖国家和七十七国集团日益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合作平台与集体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并因此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和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在2023年8月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之前，有40多个国家表示希望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其中23个国家正式提出申请。此次会晤决定接纳沙特、埃及、阿联酋、阿根廷、伊朗、埃塞俄比亚等六国为金砖国家的正式成员，并传递出进一步扩员的明确意向。2024年1月举行的“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第三届南方首脑会议，呼吁构建更加普惠合理的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以更好反映当今世界现实。与此同时，全球北方国家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日渐减弱。比如，近年来，众多新兴市场国家频繁遭遇拥有“超级特权”的美元的冲击甚至洗劫，包括美联储为对抗美国国内通胀而采取的加息行为所导致的美元借贷成本飙升、美元流动性紧缩等，加之美国通过加大债券发行力度等方式维系本国政府支出，导致国家债务累积屡攀新高，债务违约风险不断增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将美元视为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的主要来源和对自身经济安全、国家主权的重大威胁，从而加快“去美元”（De-dollarization）步伐，寻求推动货币体系多元化。巴西、伊朗、沙特、阿联酋、印度、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先后公布计划或采取实际行动，寻求用非美元货币进行国际贸易结算。2023年4月举行的东盟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主要讨论启动本地货币结算问题，以减少在贸易和金融交易中对美元的依赖。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自进入21世纪以来整体呈下降趋势，而同期世界各国央行的外汇储备大多在稳定增长。又如，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绝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其中的关键国家，并未迫于美国压力而追随其制裁俄罗斯，而是展现战略自主权，对已经备受质疑的美国影响力提出新挑战。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全球南方阵营的当然成员”。自2010年以来，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目前经济总量的全球占比接近20%，是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出身南方、心系南方、扎根南方，始终与南方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秉持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不断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努力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国长期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关系稳健前行。中国积极推动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更好发挥作用，努力扩大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合作机制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权和发言权。尤为重要的是，中国以扎实有效的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秩序更新提供了强大动力源泉和正确前进方向，推动着等级制的国际结构向着平等化的国际结构转化，霸权型国际秩序向协商型国际秩序转化。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特别是重大世界政治意义。这一既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更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超越了“西式现代化”逻辑，为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了新贡献，为人类文明创造了新形态。

结语

深谙历史辩证法的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按照这一逻辑，时代和既有国际秩序，都是人们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条件”，无法回避，必须直面。在时代已然发生嬗变的当下，国际旧秩序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整体不适应性显而易见，但其最终退场并实现国际秩序转型、更替尚需时日，其中的某些合理成分也需要批判地加以继承，这也是“国际秩序更新”的要义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美好愿景，是国际秩序演化的正确方向，为人类开辟了共同发展、长治久安、持续繁荣的美好前景。人类虽然正在面临且将继续面临诸多重大挑战，但数千年文明史已充分显示，最具创造性的人类有能力应对各种挑战、管理好自己的事务，未来终究是光明的。不过，光明的未来不会自动生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接续努力。在此过程中，信心与决心、格局与胸怀、担当与行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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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