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埋母”案不难，解决“养老”题不易

国粮

  近日，陕西省靖边县“埋母”案引发人们关注。据报道，老母亲因病失能之后，常会在床上大小便，马某宽心生厌烦，用平板车拉着79岁的母亲王某芳，把她埋进人迹罕至的山坡废弃墓穴里。
  据知情人介绍，在母亲失能之前，马某宽与母亲倒也相安无事；母亲失能之后，“弃老”的苗子就在他心里越长越大。久病床前无孝子这样的案例，现实中也是有的，但马某宽的做法，已经超出了“孝与不孝”的范畴，是对生命的残忍，是对情理的摒弃，是对法律的无视，实在是于情不忍、于理不该、于法不容。

  如果单看手段，“埋母”可能属于个案；但如果论及性质，“弃老”并非仅此一例。在人类历史的进程当中，“弃老”现象确有存在。日本有一部电影叫《楢山节考》，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在一个贫苦的山村，由于粮食长期短缺，老人一到了70岁，就要被子女背到山中等死。其实这样的事情，日本之外，很多国家也有，当然也包括中国，我国一些地方现在还遗留有古时的“弃老洞”“寄死窑”等。
  当然，上述这些“弃老”现象有几个共同点：其一，都是比较久远的事情；其二，都是因为物资极度缺乏。总结起来，这其实是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下的绝望无奈之举。但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生存物资并没有那么紧缺，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包括马某宽在内的一些人，本不该“弃老”，而他们却“弃了老”。这些并非个例的农村“弃老”人伦惨案，折射的其实是农村的养老难题。过去的农村，主要通过养儿防老；现在的农村，养儿未必能够防老。
  其一，家庭困难无钱养。在一些城市，几千元钱可能是一个人的月收入；但在一些农村，几千元钱则可能是一个家庭的年收入。一些生活在农村的老人，虽然有子女，但如果子女只有几千元的年收入，养自己或者养自己的小家庭，都有不小的困难，又哪里有多余的钱用来养老人。这种情况不多，但也并非没有。
  其二，城乡分隔无力养。现在的中国，在经历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内容便是：由“乡土中国”变为“城乡中国”。现在多数的农村家庭，都是“半工半耕”家庭。年轻人在城市工作，老年人在农村生活，空间上的分隔客观存在，即便年轻人有养老的孝心，也往往会面对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难题。这种情况有较为普遍的存在。
  其三，孝道衰微无心养。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生产生活在农村，相关言行会受到传统道德礼法的约束，而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工作生活在城市，道德约束弱化，一些人离了乡土，便忘了爹娘。此外，因为农民子弟“离土进城”存在不小的难度，为了推动这一进程，家庭资源会向下流动和集聚，久而久之，很多人会认为老人的“付出和牺牲”是理所当然的。孝道衰微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甚至有一些年轻人自己住楼房、开小车，却“等着政府养爹娘”。如果任由发展，这种情况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农民是难以退休的，因为一旦退休，就有可能面临着饿肚子的风险。但农民也是人，总有老到干不动的那一天，当他们被迫不得不退休的时候，他们的生活谁来照料？他们的疾病谁来护理？他们的精神谁来慰藉？在经济发展不平衡、家庭组织零碎化、传统孝道正衰退的叠加影响下，农村老人的养老难题，需要多方合力，逐步解决。
  首先，精准开展政府养老。一些有条件的年轻人，想把父母甩给政府供养，这自然应该拒绝。但对于农村当中的一些失能老人、贫困老人等，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加强精准识别，既不让不孝之子钻了空子，也不让失养老人老无所依。政府养老当然不可能把所有的农村老人都养起来，但为部分特殊老人提供“兜底养老”还是有必要的。
  其次，大力发展社会养老。陕西靖边“埋母”案发生后，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一养老院表示愿为老人提供免费托养服务。事实上，社会中这样的爱心机构、爱心人士不在少数，政府相关部门应该搭建平台，给慈善爱心养老文化提供“孵化场”和“聚集地”，这相当于撬动社会资金为部分农村老人建设养老院。
  再次，合理开发村庄养老。以上两种方法，适用于部分特殊老人，覆盖面较为有限。鉴于多数老人还是在农村度过晚年，现在，一些地方正在试行“居村共助养老”模式，具体的名称可能有不同，但核心特点是一样的，即通过文化鼓励、机制促进等，让农村年轻一点的老人帮扶年迈一点的老人。
  最后，有效推动家庭养老。无论是从数量上分析，还是从质量上考量，农村养老最核心、最基本的模式还是家庭养老。社会各界应该大力弘扬孝道文化，让年轻人愿意尽心尽力奉养老人。同时还应该创新机制，为尽到养老责任的年轻人适当减轻税费负担。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每个家庭都有老人，每个人也都会老去，养老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而是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客观说来，“埋母”案作为养老个案问题，案件本身并不复杂，处理起来也不会太难，但想要解决其背后隐藏的农村养老问题，则不是那么容易。但也正是因为不容易，我们对此才不能不作为，我们此刻才不能不出发。（来源：重农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