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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深刻认识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意义
1、新发展阶段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新发展阶段不同于以往发展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发展大势，并明确提出“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这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深刻认识“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丰富内涵，对于走好走稳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保证新发展阶段奋斗目标的实现，意义十分重大。
高质量发展，实质上就是以质量和效益替代过去的规模和增速，也就是经济发展从“有没有”“有多少”向“好不好”“优不优”转变。从根本上来说，这一变化取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就要围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而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和问题。
推进高质量发展，要在深刻认识高质量发展丰富内涵和内在规律的基础上，找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和着重点：
其一，要根据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围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着力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和问题；
其二，要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目标、新部署，围绕为“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而深入推动全面深化改革；
其三，要有效发挥新发展理念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围绕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而持续发力；
其四，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领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不断提高供给能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以及个性化发展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需要；
其五，要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支撑力量，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而持续发力。
只有满足上述要求，才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的背景下，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2、新发展阶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如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主题，习近平总书记阐发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作出重要部署。在以“十四五”规划为起点的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任务突出地摆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但是，由于底子薄、基础弱，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如同经济社会发展一样，也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我国是经济后发展国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之路同西方发达国家有着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基本上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国是经济后发展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我们的现代化发展过程是一个“并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并联式”发展过程大大缩短了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但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存在诸多短板和缺陷，特别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不仅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带来了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新挑战。正因为如此，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发展阶段，必须在现代国家制度建设方面下工夫，着力解决阻碍现代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进而实现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内的全面现代化。
3、新发展阶段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必须指出的是，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能否形成国内国际的双循环，关键在于能否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催生新发展动能，创造有利于加快形成双循环的制度环境。
如何催生新发展动能是摆在新发展阶段的头等问题。如果不能进一步激活发展动力，在原有改革红利失去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就可能会停滞下来。因此，在新发展阶段，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部署，加大改革力度，特别是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搞好，激活新发展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创新发展活力，既是形势使然，也是发展必然。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新变化，唯有更具针对性、更大力度的改革，才能破解时代课题，战胜种种困难和挑战。要通过深化改革，理顺关系，清爽体制，注重制度要素的创新和供给，加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制度创新，系统解决长期以来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供给不足问题。
4、新发展阶段是以人民福祉为中心发展的新阶段
在新发展阶段，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有新的要求和新的境界。新发展阶段有许多发展目标，但有一个较之以往更为突出的目标，那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福祉，以人民幸福感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项具体工作。
人民福祉是一个包括物质福利和幸福感，即物质丰裕和心理幸福相结合的美好生活状态。幸福感虽然是一种主观感受，需要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但幸福感是从人的内心发出的，并不完全与物质条件划等号。它具体表现为“四心”——安心、放心、舒心、开心。安心要求安居乐业；放心要求社会稳定；舒心要求心情舒畅；开心要求健康快乐。因此，在新发展阶段的指标体系中，必须将人民福祉置于突出地位。
以人民福祉为中心，要求以共建共治共享拓展社会发展的新局面，为其提供良好的社会承载。在新发展阶段，一方面，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进一步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将和谐稳定创建在基层，进而实现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另一方面，要加强平安社会建设，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使广大人民真实地感受到“幸福”存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
5、新发展阶段是由全面小康向美好社会转换的新阶段
2020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的成功实现，我国将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转向更好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即建设“美好社会”。新发展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推进小康社会与美好社会的衔接，实现由小康社会到美好社会的转换。
什么是美好社会？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将其定义为“可行的社会，而非完美无缺的社会”。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而言，美好社会是小康社会的自然延伸；由小康社会向美好社会演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逻辑：
首先，美好社会是富裕的社会，具有较高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拥有较为丰厚的社会财富，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庶、心情愉快、幸福安康；
其次，美好社会是民主的社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以及各项民主权利得到充分保障；
其三，美好社会是文明的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社会风气积极向上，人际关系和谐安宁；
其四，美好社会是法治的社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权利平等、公平正义成为社会风尚；
其五，美好社会是发展的社会，国家为人们能够充分发挥潜能、拥有高质量生活水平而创造条件。
美好社会与小康社会虽然是两个不同发展程度的社会，但从发展逻辑来说，两个社会又是相互联系、无缝对接的。美好社会将集中解决小康社会未能解决的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时至2020年即小康社会收官之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存在不足：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差距依然较大，相对贫困问题凸显出来；社会矛盾和安全问题交织叠加，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这些问题都必须在美好社会建设过程中得到解决。
小康社会与美好社会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两个不同但又相互连接的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讲，小康社会是美好社会的必要准备，美好社会是小康社会的必然趋势。美好社会虽然不是（也不会是）完美的社会，但必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经由美好社会中国社会发展将进入一种全新的境界。
02、新发展阶段国家治理应注重提升的四种能力
1、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高效能治理能力
2020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分析了国际国内发展大势，指出“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再到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而且在社会和政治层面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深刻认识“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丰富内涵，是新发展阶段针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新目标和作出新部署的重要前提。
从国内来看，当前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得到不断发展和深入推进，但发展的不充分、不均衡等问题依然显著，发展的差异性格局和治理的层次性需求将长期存在。在已经实现较高城市化率的地区，无论是福利保障均等化还是居民消费占比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城市化的质量还不够高，服务于更稳定的城市化人口结构和更高质量要素聚集的制度支撑还不够完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包括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在内的各项制度改革，更好促进人口自由流动和城市人口的长期稳定居住；进一步优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数量、质量与结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活宜居与社会公平正义的和谐统一；进一步释放包括税制改革在内的制度红利，减少社会负担，增加社会就业，同时提升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含量。
新发展阶段，我国的国家治理不仅需要担负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继续推动工业化和高质量城镇化发展的任务，而且要面对较充分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之后的治理挑战，包括破解特大城市治理难的任务，协调不同性质、不同主体和不同层次利益关系等治理任务，并将迎来一系列具有“后小康”特征的治理任务。随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提高，他们不仅会期待更高的治理效率，而且对于治理的形式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多样性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高质量发展，在国家治理层面就是要顺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而非单纯的物质文化需要，全面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相对于原有模式来说，这意味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精细、更加公平也更加安全的公共产品供给。
2、适应社会组织系统变革的灵活调整能力
美国学者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认为，传统的建立在“复杂”体系基础上的“科学管理”，应当让位于更加“错综复杂”基础上的治理模式。他指出，复杂的事物并不难管理，它虽然有很多个部分构成，但是这些部分通常都是以比较简单的方式彼此连接的，即使是内燃机这样的复杂装置，也可以被分解成许多有着内在联系的小部件。一旦设备中的某个部分被激活或改变，我们就能够比较确定地推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错综复杂和复杂不同，它也含有很多个部分，但是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联性更强、更多，互动的密度更高、更活跃。如果说复杂系统的特征是“线性运行”，那么错综复杂系统的特征就是“非线性运行”。
高度风险化和模糊化将成为未来社会组织形态的主要特征，大都市就是国家治理高度风险化、模糊化特征的集中体现，城市治理就是这样一个具备错综复杂特征的现象综合体。在人口、信息、科技高度集聚的城市化空间，包括观念、组织、技术在内的一系列社会发展条件的变革，将推动形成更加复杂的治理环境。截至2019年底，全国人口规模突破千万的城市已经达到16座，中国拥有世界级的超级大都市集群。新发展阶段，中国城镇化将继续深化发展，在未来可能实施的以中心城市带动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战略下，城市人口将会进一步集聚，城市化质量和形态将更趋复杂化。大都市地区要素多样性的构成，社会组织系统的裂变聚合，以及市民精神秩序的变化等，对于新发展阶段的国家治理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新发展阶段国家治理将呈现相对风险化和模糊化的特征，未来国家治理的任务和工具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如果说传统治理体系强调结构化的线性管理与效率优先，那么在高度复杂化和模糊化的治理环境中，灵活的适应和调整能力则是对治理体系的优先要求。为此，除了要用韧性思维应对治理的不确定性外，最重要的是从全新场景的治理试验中总结治理经验，尤其要针对基层治理的微观界面，持续改革治理的组织结构与治理方式。对于一些重要领域的治理，需要果断打破层级架构，构建更加健全的全信息网状组织。一个拥有抗风险能力的治理结构，还需要构建更加广泛的利益和风险的共享机制，以便在面临不确定性考验时，有更多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治理风险研判，共同构筑起更为有效的治理体系和治理防线。
3、适应重大社会风险防范的预测预警能力
近年来国家治理领域出现了一系列重大风险和考验，这些风险考验不仅影响范围广、风险程度深，而且具有一些新的特征，各领域风险叠加、矛盾相互交织的总体特点也进一步增强。受高度流动性和信息技术互联互通等因素的影响，个别领域的风险还呈现出更强烈的“跨界”特征，各领域风险爆发后次生灾害的溢出效应明显，容易形成具有某种总体性和系统性影响的风险类型。有些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甚至具有极强的国际化影响力，处置过程需要更加有力的区域联动、领域联动和制度联动。这些现象预示着，新发展阶段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更好适应风险社会的管理。
面临重大风险和考验时，要赢得主动，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对各类风险的预测预警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没有意识到风险是最大的风险”，新发展阶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着重提高对重大风险类型特征与内在规律的认识，加强对国家治理理论和治理实践的整体性理解和研究，全面提高风险的预测预警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在这一过程中，要坚持底线思维，善于学习用科学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用假设的“有”取代暂时的“无”，才能及时发现、有效处置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与考验。
在具体的治理实践层面，新发展阶段的国家治理还需要着力培育和开发符合新型风险考验内涵与特点的新理念、新方法与新工具，围绕基本可预期的风险类型构建一套系统严密的战略和举措，除了风险危机的预测预警机制外，还包括风险防范的宏观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防范社会风险的战略思路安排、区域治理体系的全域化管理、资源保障体系的全要素管理、社会化和市场化资源配置空间管理以及微观层面的治理策略与技术支撑等环节，系统推动重大风险防范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升级。
4、适应新技术革命变革的智能化应用能力
新技术革命以及新技术在公共治理领域的广泛应用，为国家治理体系各领域的改革创新提供了重要契机，新发展阶段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强化技术革命背景下的智能化应用能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新技术企业的参与，可以视为我国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现象级事件，标志着新技术企业已经成为危机管理和公共治理的重要主体，未来更多政府公共行为将同新技术企业的运营和支持密不可分。
新技术环境下，海量数据正在成为支撑各类数字技术应用的“燃油”，数字化技术逐渐成为社会治理和公共治理的重要工具，科技进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发展演进。在政府内部，治理领域的智能化应用需要政府部门协同联合技术企业和技术组织，从而实现对数据更全面、多元、高效的掌握与运用；需要利用数字新基建构建平台化社会化新型数据治理组织，提高基于大数据集成和大数据分析的高效协同精准的治理效能。
以政府管理为例，通过云化平台和区块链等数字化共享与融合技术构建政府“数字平台”，可以有效推进全国范围政府数据的汇聚融合，可以有效完善政务数据的共享交换与安全保护，打通政府体系之间的部门数据流通的闭环。通过全面采集各种互联网数据，结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还有助于对社会问题与社会风险进行预测预警，提高对事件的溯源与分析能力。基于大数据构建多主体协同、信息均衡、数据驱动的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将成为社会治理领域新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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