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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娟（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深刻把握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
经济全球化推动各类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实现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形象地说，全球化试图打造一个“莫比乌斯”循环，在这一循环下，“内”“外”只是视角上的不同，内外循环将实现自由联通。然而，当前少数国家的部分人基于私利，力图打破和阻隔这种自由联通，大大制约了经济全球化的进度。我们既要立足“斗争”看清和应对好这部分人制造的“麻烦”，更要立足客观规律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新趋势。
首先，经济全球化从来都是人的全球化，是分工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为比较优势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天地。这里的比较优势，经历了由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优势，到组织或企业的比较优势，再到个人的比较优势的分工细化过程。这个分工细化的过程，从一开始就是指向“人的需求与价值”的，这也使得经济对物质要素或资源的依赖程度逐步降低，取而代之的是人的行为，特别是创造性行为。随着经济范式由“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转变，一方面，“零工经济”“服务经济”“无形经济”等新经济形式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新经济形式越来越依赖更高水平的全球基础设施，包括硬件的和软件的。尤其是在全球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当下，新经济形式在特定条件下具有“收缩”的发展态势，如近年来部分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回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但也孕育着新的更高层次的全球化。新的更高层次的全球化需要一个“突破”，而最根本的就是技术上的突破，如人工智能、区块链、3D打印、基因技术等。我国要在这些领域加大投入，在这些“无人区”中占据一席之地。
其次，新的更高层次的经济全球化呼唤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全球化也不例外。全球化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要素或资源的跨国流动，另一方面表现为影响和约束这种跨国流动的规则和秩序。生产要素或资源的流动发生了变化，必然带来规则和秩序的重构。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强调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和国家界限，将整个人类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在此基础上考量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价值理性，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全球观。这与少数国家裹挟人民意愿提出的“本国优先”的狭隘全球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三，当前部分国家“去全球化”，维护的只是少数人的利益。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最先进的经济体，其新经济形式的发展也是最为成熟的。美国人民主观上具有突破“以所有权为中心”、实现“以使用权为中心”的需求，这客观上造成了“制造业回流”的现象。这种需求和现象的演化，会进一步激化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存在这一问题。为了避免矛盾激化，少数国家的部分人将矛头指向了尚不完善的全球基础设施，并将之归结为少数发展中国家的“非市场化行为”。这是典型的置分工细化的客观规律于不顾、置本国人民的真正需要于不顾，绑架人民意愿、实现个人私利的行为。这种行为对内具有隐蔽性，对外具有威胁性，其隐蔽性又进一步强化了威胁性，给世界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因此，对于我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能陷入“去全球化”的“陷阱”，也不能将对少数人的制裁恶意扩大化。
最后，我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对于我国来说，无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这些理念和举措都是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主动抉择，而非被动选择。“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对上述理念和举措在当前国际语境下的一种阐释。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此外，由于国内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当前部分发达地区、部分先进产业已经具备接纳新一轮全球化的基础设施，但广大内陆地区、大部分传统产业还处在上一轮全球化阶段。扩大对外开放、畅通国民经济大循环，都是推动平衡充分发展的重要条件，必须长期坚持。
辩证看待我国超大规模市场，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
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这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天然条件。对于这个市场，既要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视角来看，又要从优势和不足两个方面来说。前两个视角的关键词是分工与竞争，供给细分是需求多样化的基础，供给主体间、需求主体间的竞争直接影响着供给细分的程度和方向；后两个方面的关键词是异质性与竞争，超大规模既会带来优势，也会带来不足，超大规模竞争下的异质性和同质性，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同的意义。这些不同视角、不同方面的具体情况，共同构成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特点，共同奠定了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的基础。
首先，改革开放是激活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关键一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延续活力的战略方向。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引进先进技术，启动了我国的后发优势，从供给侧激活了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这里强调供给侧，一方面是因为新技术的引进细化了分工，创造了更多的供给；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新技术引进的初期，需求仍然主要集中在国外。需求是在供给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发挥作用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虽然带来了后发优势，但“福”与“祸”总是相依的，“后发”有优势，也存在一定的隐患。与后发优势相伴的隐患主要有两点：一是创新的路径依赖问题，主要表现为后发优势客观上提高了自主创新的机会成本，降低了另辟新路的可能，为今天的“卡脖子”埋下了隐患；二是发展基础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发展注重速度而忽略质量，客观上带来了今天发展质量不高的一系列隐患。面对这两大隐患，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一方面要抓住“卡脖子”降低自主创新机会成本的契机，瞄准科技前沿，使“卡脖子”清单变成科研任务清单，让“卡脖子”卡出创新的更多路径；另一方面要夯实传统优势产业，推动分工在较高层次实现细分，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切实解决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
其次，供给多元化是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繁荣的重要基础，提高产品或服务的异质性是持续繁荣的必要条件。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建立起了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体系带来的供给多元化，是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繁荣的重要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在规模和竞争的双重作用下，很多主导产业的利润将会迅速趋于零，经济发展也将失去动力，陷入“辛苦”而没有“意义”的境地。2015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服务业在我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首次超过50%，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之所以说重要，是因为服务业尤其是传统服务业相较制造业具有劳动生产率低的特点，当前很多经济体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后都面临高就业、低增长的困境。其背后是经济实体已经开始从同质性的规模化生产转向异质性的个性化生产，而衡量经济实体的理论和实践并未发生相应的改变。经济学研究的范式面临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的重大调整。虽然“互联网+”“零工经济”“无形经济”等经济形式的发展为各个经济体走出困境提供了出路，尤其在我国超大规模需求的条件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只是一个过渡的形式，我们仍需进一步提高产品或服务的异质性，以更好地匹配“人的需求与价值”，实现有“意义”的发展。当然，这种异质性是建立在同质性基础设施之上的。这也是未来更高层次的全球化的重要内涵——同质性基础设施与异质性产品或服务的全球化。
第三，创新的本土化应用是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更新的重要来源，推动边际上的创新是市场升级的有效方式。实现超大规模市场的不断更新是畅通内循环的关键。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先进技术，除了实现供给细分外，客观上也带来了市场的更新换代。尽管大部分时间、大多数产业都处于追赶地位，但在服务国际产业链的过程中，我国一方面构建起了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启动和扩大了国内需求，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成功接轨。以此为基础，我国在一轮又一轮的产业、产品、技术的更新换代中，逐步将它们与发展的实际需求相结合，使供给更多地满足国内市场，从而推动出口占GDP的比重逐渐降低，到2019年降至17.4%。近年来，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很多企业发挥技术优势、市场优势等，不断在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领域的技术边际上取得突破，有的甚至在国际上率先进入了“无人区”。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企业在推进技术边际上的创新时，除了在前沿领域突破外，还在我国现有的约束条件下、利用我国经济的特有韧性谋求突破，达到“以退为进”的效果。所谓“退”，就是做到在现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既非一味地瞄准世界一流，更非一味地压减成本；所谓“进”，就是多个约束条件最大化下的系统性“涌现”，探索出更符合我国实际的创新路径。
最后，“内卷化”是我国超大规模市场面临的重大挑战，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是战胜挑战的重要保障。“内卷化”通常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内卷化”有了更多的表现形式，如最近热议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滴滴”司机困在算法里，年轻人困在“996”里等。这些困境至少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外部收益内部化的条件尚不成熟；二是简单劳动对经济的贡献度较低，在分配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三是财富的积累和存储手段不够丰富。这些困境在超大规模市场的竞争中得到了强化，在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中产生了路径依赖。而要突破这些困境，需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其本质是激发不同群体的理性人意识、主人翁意识、共同体意识，激活政治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等。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7月至9月召开七次座谈会，征求党外人士、企业家、科学家、基层代表等多领域群体的意见，就是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为“十四五”谋好篇、布好局。
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凸显了我国的制度优势，也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我国发展繁荣稳定的重大意义。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接连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进一步展现了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战略定力和坚强决心。
首先，产权是核心，以使用权为中心巩固国民经济循环的根基。产权是人们对生产要素或资源实施一定行为的权利。随着个性化知识和劳动的投入不断增加，“行为”相对于“生产要素或资源”的重要性逐步提升，“服务经济”“零工经济”“无形经济”等新经济形式将逐渐成为主要经济形式。世界经济也将整体步入由“以所有权为中心”向“以使用权为中心”转变的过渡阶段。“以使用权为中心”，就是在“剩余”分配上向有权实施“行为”的主体，即掌握剩余控制权的主体倾斜，实现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统一。当然，“以使用权为中心”并不代表“所有权”不重要，“所有权”仍将在基础设施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更进一步说，“以使用权为中心”需要以夯实“所有权”基础为前提。这种生产关系的转变，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点是相统一的。自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探索，在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以及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等领域。因此，要抓住这一过渡阶段，一方面不失时机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夯实所有权的基础；另一方面，继续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尤其要推进医生、科学家、教师等群体的收入市场化改革。
其次，合约是抓手，以更广泛的契约精神巩固国民经济循环的动力。改革开放初期，为了缓解巨大的商品供需矛盾，我国推行了价格双轨制改革。虽然这是一种过渡性的改革，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价格机制已然深入人心，有效激活了我国国民经济循环。作为基础性合约，目前价格机制已经渗透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涵盖了绝大多数产品或服务。尽管在一些基本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土地、国有企业产权上，行政机制和社群机制仍然有着较强的影响力，但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已经通过各自的“委托变量”融入到整个社会的价格体系之中，如关系产权、复合产权等。接下来，就是要在巩固价格机制的基础上，培育更广泛的契约精神。一方面，能够以价格取代复杂合约的，尽可能地采取价格机制；另一方面，暂时不具备采用价格机制的，要找准“委托变量”，以合约的形式将其固化下来，但固化的方向应当是为未来采取价格机制创造有利条件。《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强调要“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要素价格机制”，这也充分肯定了价格合约的重要作用。
第三，信任是基石，以治理现代化巩固国民经济循环的模式。信任通过划定主体的行为范围和选择倾向，成为“以使用权为中心”发展模式的重要基础设施。“以使用权为中心”所依赖的信任机制，将不同于“以所有权为中心”所依赖的信用机制。信任机制面向个性化生产，建立在更高水平的知识专业化基础上，对未来收入分配、财富的积累和存储都具有深层次的影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客观结果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信任机制。在构建信任机制的过程中，党的领导是强化制度信任的根本保障，探索以区块链技术为代表的机器信任是重要突破口，明晰产权、监管合约是政府参与的有效方式。
全面理解经济的韧性与活力，不断拓展我国经济的回旋空间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2020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强调要科学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并首提“更为安全的发展”。这里的安全问题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发展本身的安全，二是发展环境的安全。而发展本身的安全是根本性的，其核心是经济的韧性和活力。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注重速度而忽视质量，很大程度上以消耗经济韧性换取经济活力，是不可持续的。进入新发展阶段，要在巩固传统韧性和活力的基础上，塑造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新韧性和新活力，不断拓展我国经济发展的回旋空间。
首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经济最强韧性和最大活力，扩大内需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前一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侧重于“物”；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要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侧重于“人”。这也与全球经济指向“人的需求与价值”的趋势是相吻合的。接下来，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要利用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多样性、层次性和递增性，一方面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层面实现供给在较高水平的无限细分；另一方面要立足当前发展的约束条件，给予低水平供给以更多的包容，并为供给升级创造必要的条件。这也是在技术边际上取得创新的重要条件。
其次，集中力量放大比较优势是利用韧性释放活力的重要突破口，培育个体内生动力是进一步增强韧性活力的固本之策。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效放大了国家和地区层面、大型企业和组织层面的比较优势，推动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做大了经济的“蛋糕”。这种放大比较优势的做法，无论是双轨制改革，还是经济特区的建设，都蕴含着“交叉补贴”的原理，如内陆补贴沿海、农村补贴城市、体制外补贴体制内等，一方面通过把“廉价资源”融入整个价格体系，让正外部性流入公共领域，提高“能人”寻“租”动力，激发市场整体活力；另一方面通过把“廉价资源”限定在补贴方，为寻“租”失败留下退路，让危机“软着陆”。这种方式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也将继续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像美团、滴滴这样的平台经济中。然而，随着全球经济逐步进入个体比较优势时代，培育基于个体的内生动力将是增强经济韧性活力的固本之策。个体内生动力是基于新全球化的，其本质是基于知识专业化的剩余控制权流入个体层面，个体的供给能够迅速得到市场的响应和回报。个体将获得剩余索取权，这是一份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收入，虽然不确定性仍然在增加，但“赌”的成分在减少，知识专业化的成分在增加。这也将给现行的财富积累和存储机制带来挑战，未来一方面需要技术上的突破，如区块链的分布式记账；另一方面需要制度上的突破，如借助金融领域特别是保险、信托等业务的创新。
第三，生产要素特别是人的流动是韧性和活力的又一来源，让生产要素在流动中体现价值是进一步增强韧性活力的有效手段。我国利用比较优势的过程是渐进的、逐步的，释放生产要素活力的过程也是如此。过去四十多年对各类生产要素活力的释放，一方面得益于生产要素本身的流动，另一方面得益于生产要素产权以及生产要素属性的重置。前者是市场迅速做大的基础，后者是市场不断更新的重要原因。两者共同造就了我国社会阶层间行为选择范围的融合，形成了社会阶层的较高流动性，进而提升了我国经济对发展差距、收入差距的容忍度。然而，我国目前还存在诸多与新发展阶段需要的选择范围融合不相适应的限制性因素，典型的如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农村宅基地流转受限、国有企业人才流动不畅等。在接下来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过程中，要在选择范围融合现状基础上，逐步扩大融合空间。以国有企业人才流动不畅为例，人才流动不畅一方面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和人才的流失，另一方面客观上使得内部的形式主义问题逐渐成为发展韧性和活力的“大敌”。针对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加快中层领导干部的流动速度，如进一步强化在企业内部甚至不同企业之间开展中层领导干部的交流培养，以此一方面激活人才资源价值和缓解人才流失问题，另一方面缓解中层领导干部长期“不动”给基层人员带来的形式主义累积性问题。当然，类似的过渡性举措，要朝着要素在更大范围自由流动、不同阶层或群体间选择范围继续融合的方向发展，进而为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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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16 10: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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