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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佃利（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民生无小事”。如何着力办好群众各项“急难愁盼”问题，有效破解老百姓有切肤之痛的民生“顽疾”？推荐阅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佃利的最新文章。
困境
2020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办好群众各项“急难愁盼”问题。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导向、增强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首要任务和目标。但在实际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基层面临着较为复杂的治理困境，各种瓶颈问题的存在使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迟迟没有彻底打通。
其一，资源困境。丰富的治理资源是解决群众问题、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基础和保障，而基层治理面临的首要困境为治理资源与治理需求的不匹配。近年来，随着“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推进，基层承接了大量上级职能部门下放的事项，体现了社会治理重心不断下移的发展趋势。但在治理重心下移的过程中，基层治理所需的各类资源仍然主要集中于上级政府部门。基层内部资源难以进行有效集聚乃至流失，区域内的资源无法下沉导致基层治理现代化缺乏必要的资源支持，基层治理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相对不足，基层政权掌握的资源量与群众多样化的需求之间存在差距，缺乏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物质基础。
其二，服务困境。基层是解决群众问题、满足群众需求的“第一现场”，也是政府公共服务的最终落脚点。但是公共服务供给却在与居民需求匹配方面出现了错位，使得政府提供的某些公共服务并不完全符合群众的所盼所想。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公民大多情况下仅仅是被动的服务接受者，缺乏自下而上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渠道和意识。在基层治理结构中，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以完成上级行政任务而非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自身工作导向，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一刀切”，难以精准识别群众的差异化诉求，这是基层治理的顽疾所在。
其三，方法困境。信息时代给社会治理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就在于治理方法的迭代更新，新问题、新技术要求新能力、新方法。基层工作事务琐碎化、群众需求多元化都要求更好的技术方法支持，但是基层工作人员的结构和能力往往难以适应现实工作的需要。
一方面，信息技术已经成为推动治理变革的重要杠杆，城市治理中已经广泛推行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城市大脑等技术应用，对数据采集、数据使用、数据评估等提出了新要求，同时这些大数据应用如何更好适应基层生动而复杂的工作场景还在探索之中；另一方面，基层社会治理中所面临的一个常态问题就是基层工作队伍的不稳定和流动性，好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难以持续，同时基层的问题往往难以精确锁定，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常常是多个简单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复合型问题，这对解决问题的程序和步骤提出了较高要求，需要对基层治理的优秀做法进行总结和提炼，形成制度化的工作方法以更好解决基层工作中的流动性问题。
从基层治理现状来看，当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出现了社会治理公共资源难以下沉、基层治理资源短缺，公共服务供给不能更有效地对接居民需求，社区自治水平受限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现有的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需要，基层治理过程中原有的体制机制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方面难以发挥全面实效。为此，要想从根本上提高基层对问题的回应性，就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为基层增权赋能，以体制机制创新驱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这是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
治理
随着城市发展进入精细化治理阶段，基层治理需要回归“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因此如何更好地提升基层尤其是社区治理水平，成为当下中国城市治理的热点话题。近年来，基层治理难逃路径依赖的窠臼，内卷化问题愈发突出，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成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精准施力的方向。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需要从资源汇聚机制、问题解决机制、服务供给机制三方面展开。
01、创新社区内部资源的挖掘机制
社区资源的汇聚机制不仅包括社区治理资源纵向上的下沉，还应注重社区治理资源的内部挖掘。“三放两化”工作机制是对社区外部治理资源统筹所进行的机制创新。当前我国的社区治理资源输入过分强调自上而下的路径依赖，缺乏对社区内部潜在治理资源的挖掘和激活。在社区层面，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和居民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打通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沟通壁垒对于挖掘社区内部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基层党建是突破条块区域限制、打破各单位沟通壁垒的核心动力。在挖掘社区内部资源的过程中可以具体通过区域化党建的方式实现党建单位各类治理资源的互联互通以及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在社区的集聚。在新形势下，突破传统的党建模式，通过“智慧党建”带动基层治理资源的流动与集聚，以精准识别群众诉求、精细化凝聚各类资源，是基层党建机制创新的新方向。
02、创新社区问题的解决机制
一方面，创新多元协同机制，丰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手段。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各方治理主体的参与意识不断增强，社会治理方式由主要靠政府管理向多元主体合作共治转变，主动广泛吸纳社会多元化主体参与治理成为社会治理的常态。在社区层面，以多元协同机制带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居民多方合作不仅能够整合多方资源，更能通过各个主体的不同优势为满足居民需求提供多样化手段，从而实现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现代化。在新的社会发展时期，创新多元协同机制要求在理清各基层治理主体权责的基础上，通过各类项目合作的方式汇聚社会多元主体力量，充分培育民间组织以引导和带动公民参与，实现多元主体之间互动的常态化，通过自治化手段更好地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另一方面，创新民主协商机制，丰富民众治理意愿的表达渠道。民主协商机制为各类治理主体提供了直接对话的平台，能够有效化解居民的利益纠纷，是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有效机制。因此，立足新的发展形势，基层治理应由传统的行政控制式的利益协调模式转向采取更加公开透明解决矛盾冲突的民主协商机制，在党组织的引领下全面整合辖区内企业、驻地单位、社区工作者、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以及业委会骨干等协商议事主体，推动其参与民情协商，探索建立协商议事规则与居民公约，打造社区信息网络平台，在保证社区信息共享的基础上能够更加精准地识别群众诉求和治理偏好，打通各主体的协商壁垒。
03、创新群众诉求的识别和服务供给模式
随着大数据技术向社会各个领域的不断延伸，科技成为当前公共管理不可或缺的工具和手段。大数据技术在精准识别居民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通过海量数据的收集和计算能够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精准定位，从而保证政府进行精准决策并有效推进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革新。因此，应充分发挥技术手段在基层体制机制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将数字管理手段引入各个机制创新的过程中，打造“互联网+政务服务”“智慧党建”、基于数据的合作网络治理等机制，从而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精细化和精准化水平。
当前中国处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时期，在此进程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不断进行调适。立足新的发展阶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必须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基层治理的导向，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向往作为基层治理的目标。在这样的治理愿景下，我国基层治理应不断创新基层资源的挖掘机制、群众问题的解决机制和服务的精准化供给机制，通过为基层增权赋能以提高基层服务的精细化和精准化水平，最终实现既安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的“中国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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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3 10: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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