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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乡村公共服务研究创新团队首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序陈秋红新著《美丽乡村建设：主体、重点与成效》
陈秋红女士的新书《美丽乡村建设：主体、重点与成效》出版令人高兴。她的书主要研究了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农民意愿及其对美丽乡村建设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视点。忽视农民的意愿，就看不清农村建设的方向。陈秋红通过对这个研究主题的挖掘，梳理了我国美丽乡村建设的历程，揭示了这个过程所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她自己关于完善乡村建设政策的意见。她的工作对我有诸多启示，也引起我思考乡村建设的更一般的问题。在这里将我自己的想法呈现给读者，希望能引起读者对阅读陈秋红著作的更大兴趣。
一
美丽乡村的形成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历史上中外乡村的居民基本都是分散居住的。这与农民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组织形态有关。中国农村人家一般过五代便另立门户，并可能另觅耕作之地。居民点过大不利于耕作。按“五口百亩之家”的说法来推演，若超过五代还不分家，耕作的效率就会降低。在山区，这种情形会更显突出。所以，中国旧时代的乡村居民点一般都不大。中国北方的乡村居民点规模大于南方，与北方的战争更为频仍有关。欧洲历史上也大抵如此。在这种格局下，乡村景观美丽的元素其实简单，生机盎然的田野加上坚固耐用的农舍，便会使乡村产生美感。
现在给美丽乡村下定义要考虑政府制定政策的需要，搞得比较复杂。人是伴随环境变迁而进化的。人的美感一定是一种自我保护性的情感，否则人的进化就会受挫。这是审美观演化的历史基础。给人带来恐惧与不确定性的事物，不会让人产生美感。田野草木繁盛，牛羊蓄积充盈，农舍坚固耐用，会给人带来安全感。这是美感的核心元素。苏格兰乡村的石头房屋没有多么漂亮，但能令世界人民欣赏，成为吸引游客的景观，原因便在这里。建筑物成为艺术家的构建对象，那主要是城市之美，在乡村没有普遍性。城里人容易有审美错谬，会把奇异当做美丽。他们的安全感由城市资源提供支撑，在跑到乡村，甚至跑到大漠戈壁后，会大赞自然之美。但那里的居民会不以为然；他们只会赞美大漠中的一片绿洲，因为只有它才会给自己带来安全感。
人们是否愿意并能够建造安全实用的建筑物，与制度有关。有了稳定的财产关系，或者说是有了较高产权强度，人们才会自愿投资建设经久稳固的家园。宗教与世俗暴力之下也可以产生好的建筑物，但这种基于宗法依附、强权依附与神权依附的美丽，不会全面覆盖老百姓的生活。中国的家族祠堂，不分中外的祭神建筑以及王侯将相府邸，往往富丽堂皇，非百姓居所可比。那种所谓庄严美，更多地是让老百姓产生敬畏情感。作为权力附庸的知识人往往是它们的赞美者。中国文化艺术界流行宫廷剧，美丽乡村建设看重祠堂文化符号，也多少是依附性价值传承的反映。支撑这种创造与审美的力量，也存在于特殊的财产权利结构之中。
技术进步是乡村景观演化的重要影响因素。技术进步在诺斯看来是制度变迁的函数，但还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反向影响也是存在的。工业革命兴起后，城乡人口布局迅速变化，乡村景观、人际关系以及审美标准随之缓慢变化。若抛开历史建筑遗存发生影响，城乡最美建筑不再为政府拥有，民间的建筑物与环境之美可以盖过官方。工业革命之后，宗教依附退守更为狭窄的精神慰藉领域，宗法依附也变形为家族技术传承。人类告别了普遍的偶像崇拜，自由成为首要价值。经此演化过程，世间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之美才与百姓生活结缘。
二
美丽乡村其实是一种现代性现象，包含有丰富的新时代元素。
技术革命与城市化给全新的乡村之美创造了条件，并使乡村之美成为统一的城乡之美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把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超过5000人，且连片核心区人口总量超过1万人的居民点看做城市；把小于这个标准的居民分布区域看做乡村（这是一种较适合中国国情的粗略的概念性定义，接近美国的宽泛的乡村定义），那么，现代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乡村有这样几个特点：
1. 主要农区实现了家庭农场化，真正的农户很少多户聚合一起。较高的产权强度让农场主热心维护自己的农舍，他不用担心哪一天自己的房子被拆除。建制化的公共服务设施当然不可能在这种小居民点上部署，但因为小城市分布均匀，农户就近在城市享受公共服务具备可及性条件。这种小型农业居民点由上百公顷田野环绕，万绿丛中装点团团氤氲人气，想不美丽都难。
2. 家庭农场的普及并不意味着田野上全都是小型居民点。农产品的区域集散中心、古代文化遗存之地、农业生产服务中心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服务基地等，也会聚集一定的人口，形成较大的乡村居民点。但这种居民点会是少数，且也需要一定的建制化的公共服务设施。这使乡村有了多样性之美
3. 宽泛意义上的乡村还会有相当数量的非农业居民，他们也会形成较大的乡村居民点。这些人通常是比较富裕的人口，他们有能力负担公共服务设施规模不经济带来的成本，足以使居民点看起来很美丽。在欧美国家，这部分人口数倍于专业农户的数量。这是乡村之美紧紧与工商业文明相连接。
4. 以上几类人口当然都属于社会的中产阶层。刚性贫困人口在这样的乡村其实没有容身之地。因为非法移民打黑工在欧美国家长期存在，也使乡村有了穷人，但这属于一种例外的瑕疵。排除了这种情形，发达经济体的穷人更合适在城市生存。乡村人的富裕使乡村之美有了坚实的基础。
5. 这种乡村形态除了在生活习俗方面与典型的城市还有某些区别之外，社会关系的基本面与城市并无二致。又因为城市多数居民拥有独栋房屋，伴有大小不等的花园，也使城市居民不大需要到乡村去拾起乡愁记忆。
上述情形构成了发达经济体美丽乡村的基础结构。这种结构当然是逐步演化而形成的。农户迁徙自由，地方政府的预算民主，土地要素的准市场化以及技术进步等因素加总起来，必然产生这种城乡统一的自然与人文景观之美。
三
多年来，中国政府在不同的政策主题口号下加强了乡村建设投入，经济改革增大了农民职业选择自由度，农业分工水平提高增加了务农收入。乡村景观水平提升与社会关系改善，均与这些因素有关。秋红的著作对这种变化做了系统梳理。她对目前我国美丽乡村建设面临的诸多挑战所做的分析，更引起我的兴趣。我这里也对此做一点补充讨论。
如果市场化改革步伐更快一些，相信我国乡村景观之美要甚于当下。市场化改革的最短板是土地制度改革，这是影响乡村景观与乡村社关系的首要因素。
土地承包权交易受限影响田野景观。我国土地承包权交易只限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部。这个制度直接影响现代农业的最佳要素组合的形成。我国城市居民较之农村人口拥有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而农民拥有土地承包权，通过承包权的交易便可以使这几种要素更好地组合起来。但现行制度只能通过耕地出租建立短期的要素组合。这使大量已经基本脱离农业的进城务工者，只能选择个别家庭成员看守乡村承包地，而短期租地投资者也不愿意自己在土地整理上下功夫。“小农户+专业化服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农业经济，但还是不能形成最佳投资激励的要素组合，村庄由此更可能是低收入小农户的聚落。这样一来，乡村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都难以达到具有现代性的审美要求。
现行土地制度还制约了城乡统一的美丽人文景观的产生。我国城市发展并不真正受制于建设用地的缺乏，只是因为土地规划管理方面的问题，造成了土地低效率利用而已。把城市居民住房用地占建设用地比例控制在25%以下，直接推动了高房价，也带来了令人生厌、毫无美感的城市水泥建筑森林。脱离农业的农民因为收入低，隐形补贴少（如住房公积金之类），负担不了城市高房价，不能实现举家进城。平均每个行政村不过约1千人，本来就难以支撑高效率的公共服务，部分村庄还又不同程度上是“空心村”，如果不加快推进改革，美丽乡村建设就难成为可持续的事业。
上述弊端甚多的城乡居住形态，当然会侵蚀社会关系的和谐，给社会治理带来难题。顾益康先生曾经用“两只老鼠”来比喻我们的窘境。农民在农村的家里有一只老鼠居住，而进城的农民也像一只老鼠蜗居在逼仄的出租屋里。更普遍的情形则是一家人汉河两隔，夫妻无聚，母子分离。此情此景，何美之有？
有人拿中国的资源刚性制约给上述情形的存在做辩护，其实完全站不住脚。要不是嫌这序文过长，这里可以对种种辩词一一予以澄清。
相信中国人有杰出的创造力，也有充分的资源条件，可以使中国城乡变得更加美丽。真正重要的是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念，特别要相信保障中国农民的自由选择权利，对于美丽乡村建设不可或缺的意义。了解农民的真实意愿是并不容易。正如秋红所观察到的，农民形成的某些认知和理解“是村庄建设实践本身所存在的主要问题的的映射”。我们需要理论的“奥卡姆剃刀”剖开芜杂现实问题的因果链条，发现更可靠的乡村演化的逻辑，努力避免把导致后端错误的前端错误当成不可撼动的行动基础，防止出现行动的方向偏差。秋红的著作反映了她在这方面的探索耕耘。她的工作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也给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关问题划定了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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