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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胜（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中央农办乡村振兴专家委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开启了超越中国千年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化的历史转轨，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顺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主线与历史逻辑。
一、从八亿农民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提出
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应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从新中国成立前“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探索，到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这两次历史变迁的逻辑是什么？历史的经验表明，中国的现代化既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水土不服，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照搬西方发展模式时就陷入了所谓的“拉美化陷阱”。邓小平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战后的日本快速成为了发达国家，很值得学习，但“别人的经验照搬也不行，中国有中国的条件，日本有日本的条件”，“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 。因此，邓小平认为，“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2]。而从世界上看，中国的发展状况处于什么样的水平？中国把自己划分为“第三世界”国家。毛泽东在1974年的一次谈话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3]。
从1964年提出到20世纪末的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提这个目标时，西方国家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依托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在迅速发展。可以说，中国耽误了二十年的时间[4]。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是人均国民收入上万美元与不到200美元的差距，是科技人员上百万与只有20万的差距，是80%的人在城市与80%的人是农民的差距[5]。既使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比，这个时期新加坡和香港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都是三千多，就连印度、埃及这样一些国家在科技教育方面的投入，按人口平均计算都比我们要多几倍[6]。按生产力和科学水平的标准，中国这个时期只能算是世界上的一个“小国”和“弱国”。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进一步打破了个人崇拜与“文革”十年所形成的思想禁区，打开了意识形态长时期处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封闭空间，成为解放思想、开辟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宣言书。从此明确地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定为党的思想路线，明确地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战略上重点转移和改革开放的目的和目标，明确地把现代化作为推进社会变革的根本目标。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现代化曲折进程的历史经验总结，而且是苏联模式衰败和世界现代化多元演进的历史经验总结，从而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根本思路，准确把握了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成为中国现代化正确的道路选择。
(二)“首先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告别饥饿”“告别短缺”成为时代要求
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7]”在当时普遍贫穷的社会状况下，“告别饥饿”、“告别短缺”成为了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奋斗目标。
为了尽快在农村改革上取得突破，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平均主义。邓小平认为，“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8]，导致农业效率低下，农民生计困难。在社会生产力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9]。邓小平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10]”只有首先解决好发展问题，在越来越多的人和越来越多的地区富裕起来之后，才有条件有能力去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个大政策在占全国80%人口的农村率先推进。
(三)“摸着石头过河”：尊重基层探索、尊重农民首创
改革“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所有的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没有自上而下的顶层规划和设计经验，只能尊重基层探索、尊重农民首创，由农民和基层先行先试再总结推广。因此，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被邓小平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其中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大胆地下放权力，尊重农民首创精神，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不断给予农民更多的生产自主权，让农民“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特别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1]
正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12]，推动了农村改革的一次又一次变革，成为了改革的“原动力”。无论是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还是广西合寨村的“村委会”选举，或是华西村、大邱庄的乡镇企业，在备受争议中得到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肯定与鼓励而不断完善走向全国。邓小平说：“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13]”正是由于得到邓小平的力排众议和大力支持，由此形成了鼓励改革、激励改革、宽容改革的时代精神，给基层与农民的首创实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形成了全社会的改革共识和发展力量。
（四）最落后的农村进行改革：最贫穷的农民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为生存所迫被逼出来的小岗村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大包干”字据上按下红手印，启动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农村制度变革，打破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开启了对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大幕。随着包产到户逐步在全国推开，废除了效率低下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了农民家庭经营的方式；不仅基本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在1984年甚至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粮食过剩，中国农民从此告别了饥饿的历史。“大包干”之后就是被邓小平称之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华西村率先办起一家小五金厂，到1990年就成为工农业总产值突破亿元大关的“亿元村”。正是乡镇企业的伟大创造，20世纪80年代作为时代的标杆“万元户”“亿元村”在中国农村不断涌现，以排头兵和生力军的作用开启了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
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大政策”，逐步由农村迅速扩展到各行各业和沿海地区。为了加快推进改革开放的步伐，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概括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时就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14]。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来说，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迈出闯关的第一步。因此，越来越多的禁区被不断突破，越来越多的企业突破禁区有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自主权，越来越多的个体户和私营经济突破禁区发展起来。其中作为现代化标志性的突破是允许农民进城，打开了隔离城乡流动的闸门[15]，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开启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
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不仅要求建立国内的市场分工体系，而且要求进入国际市场分工体系，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突破禁区开始了对外贸易。随着“经济特区”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的创办，边陲小镇成为吸引外资与自由贸易的前沿大都市，古老的中国从此打开了向世界开放的大门。随后作为国际分工体系的平等成员，我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的农业大国向全方位开放的工业大国转变，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标志性历史事件。
二、中国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与完善
(一)“小康社会”：中国第一次提出现代化的明确目标
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全面开始了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但长期以来确定的奋斗目标是在20世纪末的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实际达到什么程度，步子怎么走，心中还没有数”[16]。因此，邓小平明确将“中国式的现代化”具体化为到20世纪末建成一个 “小康社会”，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17]。实际上是处于温饱与现代化之间的过渡阶段。后来改革开放的进程比预想的要更为艰巨，邓小平认为，经济发展要尊重客观规律，欲速不达，把目标降低，把时间拉长[18]。因而主动降低“小康”标准：“我们经过反复研究之后，觉得可能一千美元还是高了一点，因为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因素。所以我们把本世纪末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放在争取达到八百美元的水平上。”[19]将标准从一千美元调整到八百美元，使目标要更加务实，避免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空喊口号，重犯“大跃进”的错误。
围绕实现小康目标、建设小康社会这个总体设计，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了“两步走”的初步构想，党的十二大根据邓小平这一设计正式提出：“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20]，“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21]。小康目标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来。
（二）“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体系形成
党的十二大会议上，第一次把“民主”、“文明”纳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体系之中，紧接着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宪法，这是邓小平及其他老一辈中共领导人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而推进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政治制度改革。
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22]。他还专门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讲话，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23]。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因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24]。邓小平所描绘的现代化远景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25]。十二大报告提出要“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26]，使社会主义现代化由经济发展变革，向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道德的整体性社会发展变革全面推进。
邓小平认为，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本质上“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27]。他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长期历史经验，得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8]的基本结论。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从而使“中国式的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两者有机地融为了一体，成为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标志。
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路径
(一)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改革从农村向城市全面推进
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29]，也就迫切需要突破教条开辟新的道路。十二大报告中正式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成为突破计划经济教条束缚、发挥市场作用所迈出的历史性一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依据和运用价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30]。第一次明确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否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突破，对推动中国由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此邓小平认为，“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 [31]。
同时，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把中国改革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转移，由此，党的工作重心由七届二中全会的从农村转向城市，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从城市转向农村之后，再次由农村转向城市。邓小平高度评价，相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重点在农村，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改革重点则要转到城市，“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32]。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从农村向城市、从沿海向内地全面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多种形式。邓小平提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33]
十二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34]。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创新判断，而且还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35]。无论是对于后来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还是对于后来的“三位一体”的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形成，在理论上具有奠基石的作用。
(二)稳步“三步走”的现代化百年战略：“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
以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在1987年提出了一个清晰的“三步走”发展蓝图，完整地构想了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100年间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战略步骤和目标设计：“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就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36]
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提出实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37]。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确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一个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纲领得到正式确立，并把“富强、民主、文明”确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现代化的“三位一体”战略目标，不仅涵盖了经济、文化层面，而且涵盖了政治、社会层面，不仅涵盖了物质文明层面，而且涵盖了思想和体制等精神文明层面，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全面变革，反映了整个社会全面发展与共同进步的特征。
（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
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经验教训，可以发现，如果对现代化发展规律与基本国情的认识和判断出现了偏差，就会导致制定的目标和路线脱离实际。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就提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38]而第一次系统地阐述邓小平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是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这个初级阶段。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改。[39]这不仅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全部经验的创造性概括，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而且为中华民族绘制了百年图强的宏伟蓝图，成为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政治保障。
(四)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发展的进程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挫折，中国处于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挑战的重大历史关头，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争论十分激烈，中国现代化的命运岌岌可危。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表了决定着历史抉择的“南方谈话”[40]，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坚定地回应了关于改革开放性质“要看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提出判断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1]在邓小平看来，“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42]，能否实现政治社会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归根结底要靠生产力的发展，其中最关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从根本上突破了在计划和市场关系问题上固有观念及其思维定势，纠正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视为区分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标志的错误倾向，把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与东方农业大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建立了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突破，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随后，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次写进了宪法，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全面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以出口为导向、规模化和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工商业发展格局快速形成，中国在1995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的工业化实现了第一个阶段性历史跨越。在此之后，交通、通讯、能源等现代化快速推进，全面启动了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工业化进程，所谓“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就在这一阶段基本形成[43]，开启了中国经济长达20年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可以认为，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提出，是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胜利；“南方讲话”开启的新时代，是从经济体制上再造中国而开启了工业化、城镇化的新时期。
（五）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现代经济
从改革开放前的“资本主义的尾巴”，到十三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和十四大提出的“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之后，十五大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44]，并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首次写进宪法修正案中。十六大郑重宣告“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并“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45]。十七大进一步重申毫不动摇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还提出“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的法律上“平等”保护，以及“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和中小企业发展”的经济上“平等”竞争，“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46]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不断突破，使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中国全面建立。这样既发挥了公有制为主体对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掌控作用和对市场经济的稳定作用，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压舱石；又激发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多种所有成分的共同合作和发展活力，极大地调动了全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成为启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引擎。
（六）构建新型城乡关系
在十五大以后，中国改革的重心全面进入向城市和工业转移的阶段，全面进入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推进和快速发展阶段。由于农村改革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普遍认为农村问题特别是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就需要服从于工业和城市的发展[47]，城市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处于优先地位，农民负担不断攀升。而另一方面，非农产业的高附加值和增长的快速性导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使农村难以抗衡城市对资源要素的吸附效应。
十五大以后，中国改革的重心全面进入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推进和快速发展阶段，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工农城乡关系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全社会终于意识到：“市场经济越发展”，“越要重视农业、保护农业、加强农业”[48]。十五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就是“家庭经营再加上社会化服务”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业”，[49]表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小规模家庭经营的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减轻农民负担的农村税费改革从十五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后，2004年新世纪第一个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对农村、农业、农民提出“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对农民种田给予财政补贴，开创了中国历史先河。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明确提出五年内取消农业税，胡锦涛于2005年12月29日发布第四十六号国家主席令宣布实施48年之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废止，从而宣告延续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税种正式终结，破解了中国几千年历史始终未能解决的农业税赋问题，成为中国工农城乡关系发展史上的伟大里程碑。[50]
在工农城乡关系上，第一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是十六大报告，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五个统筹”的新发展理念首位，首次提出了“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51]。而标志着中国工农城乡关系重大历史性变动的是十六届四中全会胡锦涛提出“两个趋向”的重大历史论断：“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52]。这就明确了工业化、城镇化两步走的中国现代化战略步骤，指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这是对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工农城乡关系必然要求的深刻认识与准确判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因此，十六届五中全会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化战略高度，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53]，开启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历史进程，缓解了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问题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把工农城乡关系推向历史新方位的是十七大首次提出“城乡一体化”，明确要求把公共财政和基础设施建设覆盖到农村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任务，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54]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55]，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三化同步”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第一次对构建什么样的工农城乡关系有了一个更加具体的目标和任务，是对“重中之重”与“两个趋向”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四、余论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城镇化的中国奇迹与待解之题
作为现代化成就的根本标志，中国在2007年超越了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在2010年超越了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使农业中国全面进入工业中国时代。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7个，建制镇从2173个增加到19881个。城镇人口从1.7亿增加到7.1亿，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从17.9%上升到52.6%，有相当于美国人口规模的３亿多农民变成市民。[56]数以亿计不断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进入城市自主择业和自由流动，乡村中国进入了城镇中国的窗口期。在这一过程中，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再以城市发展带动农村变革，使中国13亿多人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基本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被公认为“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是由邓小平领导党和人民开创的，体现中国经验，符合中国国情，决定中国命运[57]，是邓小平对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历史贡献。林毅夫就认为，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现代化成为世界潮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改革开放，“但是他们出现的情形，正好跟我们相反”。同样是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的是“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改革前，而危机发生频率高于改革前，被称之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58]。正如邓小平在生前就指出，中国发展得这么快，让世界瞩目，足以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也留下了不少待解之题。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改革计划经济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进程，所谓姓“资”姓“社”的争论也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当年面对普遍贫困的中国，在邓小平生前的时代首先必须致力于解决“发展的问题”，自已经从解决温饱到基本小康并向全面小康迈进以来，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仍然要解决“发展的问题”，而且同时要面对日益严重的“发展起来的问题”，如何破解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市场经济“自然形成”的两极分化的矛盾，是待解之题。邓小平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对怎样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缺乏系统论述。如何破解政府与市场的矛盾，是待解之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进程，不仅重塑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且重塑了中国的经济体系；不仅使中国成为国际市场体系的受益者，对国际市场体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而且使中国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规则的约束，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的影响。如何破解被迫开放和自主开放之间的矛盾，是待解之题。但无论如何，只有使改革的社会收益始终大于改革的社会成本，才可能不断凝聚新的社会共识，才可能持续推进与改革开放不可分割的现代化“中国道路”。
（二）历史的新方位：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度发展，中国现代化建设已经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迈进，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突出地表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已经处于历史的新方位。而历史的新方位交汇于农业中国向工业中国跨越、乡村中国向城市中国跨越的关键节点，如何准确地把握时代更迭、社会变革、文明兴替的历史逻辑，正确地认识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一个事关中国现代化前途命运的重大时代命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并明确提出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为内涵和发展方向的新型城乡关系。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就明确指出，“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59]因此，迫切需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时代课题，主要在中国能否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是农民不能缺席，乡村不能掉队，农业不能拖后腿。所以，习近平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60]因此，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进入了由重点突破到全面推进阶段，为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确定了路线图、时间表和任务书，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开始了向更高形态的发展阶段演进。
随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成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必然。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在新时代对城乡关系发展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是着眼于当前农业农村发展实际和未来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趋势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新时代下三农工作的行动纲领。习近平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61]从而把城乡关系发展放到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大格局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解决“三农问题”一以贯之的重视和创新发展，为构建新时代的城乡关系指明了行动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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