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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跃（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边探索、边推进、边总结、边完善，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道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具有多方面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巨大的优越性，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中国制度与中国治理，“中国之治”的制度范式与价值经验具有鲜明的世界意义。
务实管用、成功有效的国家治理为推动全球治理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是务实管用且成功有效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文化影响力、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社会长期保持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面对当前纷繁复杂、各类问题层出不穷的世界局势，“中国之治”在提升全球治理水平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一是为解决国际性问题贡献了中国力量。中国治理的管用有效不仅体现在把握现实国情、解决国内问题，更体现在务实推动解决关乎全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在贫困治理方面，中国作为全球减贫事业的有力推动者，积极开展贫困治理。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我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我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同时，中国积极履行减贫国际责任，开展国际减贫合作，构建了包含人才培养、项目援建等全方面的国际减贫体系，为全球贫困治理作出了突出贡献。除此之外，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中国与世界各国团结合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有关国家提供疫苗援助，为推动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促进疫苗在全球公平分配和使用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中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不断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推动落实《巴黎协定》。以上所有行动都表明，“中国之治”不仅立足中国，更着眼世界，为全球问题的解决作出了独特贡献。
二是为破解世界治理难题提供了有效的中国方案。当今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局部性冲突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重新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恐怖主义持续蔓延，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频繁，全球经济治理收效甚微，经济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扩大，在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下，全球经济又进一步遭受重创；国际间信任缺失，误解、猜疑、隔阂、忌惮成为影响各国交流合作的主要障碍；加之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全球治理体系不再适应当前国际力量的变化和时代特征，弊端逐渐显现；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面对复杂繁重的世界治理难题，“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而中国也在实践中深刻回答了如何进行全球治理、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问题，构建了以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核心的安全观，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相互尊重、诚实守信、交流互鉴、公正合理、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倡导“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为消解世界治理的各项赤字提供了中国智慧。
高效融合、创新发展的“中国之治”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探索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取得的显著成就，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围绕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治理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在开展国家治理的过程中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并且通过实践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结合时代特征在国家治理领域的创新发展，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家治理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高效融合、紧密联系，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没有变，也不能变。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国家治理提供了目标追求和制度支撑。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核心和各项把控方向、制定原则的根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够有效推进，并取得显著成就。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为其不断完善和改进提供指向。从世界历史看，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越完善，国家治理效能就越高。中国共产党是在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规律的基础上，突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抓住了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从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互促共进、协同发展。究其根本，这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显著优势。“中国之治”的不断推进，让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再次广受瞩目，也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经验。
独立自主、立足实际的治理范式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家治理提供借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中形成的，是一套独立自主、立足实践、自己评估自己的治理范式，决不是依附和参照西方的治理体制。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成功推进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
从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维度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和国家治理模式，向世界证明了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证伪了世界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论断。各国的国家治理模式由于具体国情、历史文化、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异，治理体制、治理结构、治理方法和治理过程中的思想理念、精神认同都会存在不同，但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国家治理形态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性的内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以适应自身国情为基本出发点，在遵循普遍性特征的前提下，把握特殊性，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治理模式，简单照搬其他国家的治理模式往往只能适得其反，甚至产生严重危害。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普遍性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政党领导、政府主导、市场驱动、公民参与的治理架构以及如何处理各主体间关系等，这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国家治理的经验。
从中国是当代世界发展格局中的大国这一维度看，中国为其他大国参与全球治理做出了良好示范，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重要推动力。西方大国的发展历史似乎都显示了国强必霸的历史逻辑。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成功避开了“修昔底德陷阱”，选择了独立自主、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强而不霸的治理模式，不仅推进了自身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带来了各领域的一系列发展，还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完善和世界各国的发展。反观曾处于霸主地位、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西方大国，当前正面临着其内部国家治理的严峻挑战，一些国家国内经济持续低迷、贫困人口增多，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及各类抗议运动出现，表明了西方国家所面临的是治理模式危机和制度性危机。西方大国试图通过向外转移矛盾的方式来解决国内治理问题，给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带来严峻挑战。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无论是在不断深化各领域改革，解决国内治理问题方面，还是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推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方面，都为西方大国提供了良好范例。
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全球治理追求为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提供明确指向
中国共产党是从世界眼光和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看待国家治理问题的，其所领导的中国国家治理不仅立足于解决当下问题，更着眼于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
一方面，弘扬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价值理念，为推动人类共同发展提供了价值观支撑。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全球治理，都需要以共同价值作为支撑，只有这样，治理举措才能有据可行、有力可发。中国在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统治、鼓吹西方文明中心论而提出的普世价值，共同价值反映的是不同个体、民族、国家之间的共性，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回应了各国人民追求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心愿诉求，同时推动各国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交流对话、和谐共生，在平等姿态下交流互鉴、共同发展。
另一方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发展和人类未来指明了正确方向，也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终极目标进行了积极铺垫。关于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体是“虚幻的共同体”，依旧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其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这一根本目标的实现需要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循序渐进、不断积累，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具体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世界各国“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这是在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的现状下，搁置各国在制度体系上的争议，实现一种和谐与平衡，为世界的发展、生产力的发达、物质产品的丰富提供客观条件，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进行价值铺垫。（来源：《国家治理》周刊2021年5月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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