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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晋财（江苏大学教授 博导，民建镇江市委副主委） 2020年10月29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里，第七部分内容专门阐述“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旨在“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对此应该如何理解？从内涵上看，新时代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所要形成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其依存的逻辑可以理解为：以工农互促推动产业兴旺，以城乡互补优化空间布局，以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善治，以共同繁荣达成现代化目标。按照这个逻辑，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讨论“十四五”期间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着力点。
一、关于城乡空间的合理布局
“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中，“工农互促”是指产业关系，“城乡互补”是指空间关系，任何产业发展都要落在特定的空间当中，因此产业发展规划与空间规划需要统一，而且应该是空间规划先行。所以我们先谈谈城乡空间的合理布局问题。就城乡的空间关系而言，过去我们大多数关心的是城市发展，这次在《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风貌”。概括起来说，就是要美化村庄，优化乡镇，强化县城，通过“三化”，形成“城-镇-村”联动的经济社会发展空间结构体系。
目前，有一些学者坚守“大城市优先论”，忽视过去城市偏斜造成乡村发展不充分的教训，照搬教科书中的“规模效应”，坚守“GDP至上”教条，偏离“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目标。我们知道，由于过去长期的城市偏斜，直至2012年底，依当时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尚有9899万人，如果加上刚刚走出贫困获得温饱的农民，数量有数亿之巨，指望哪个大城市能够满足这庞大农村人口的市民化需求？回顾历史，改革之前为了阻挡数以亿计的农民涌入城市，政府使用城市户籍的特殊挡板，结果造成阻止农民市民化的城乡鸿沟；改革之后把城市户籍挡板稍稍挪动，减少黏着在城市户籍中的利益连带，乡村人口就开始不断涌入城市，导致城市住房、消费等生活成本飙升。今天的许多城市已经接近把户籍挡板完全撤离，实施城市落户零门槛，但以高昂的房价为代表的城市生活成本，却让大多数涌向城市的农村人，成为钟摆式迁徙中的城市过客，只能被计算在“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的指标当中。因此，真正实现中国农民的市民化，只有依靠在现有城市以外的地区择机择地“建城”，而不是依靠现有城市尤其是几个大城市去号召农民“进城”。“给进城农民以城市户口”就能实现农民市民化的“城市户口至上”思维，无法打破传统的“户籍桎梏”。农民市民化的真正出路，在于消除“城乡户籍隔墙”，让人人都能找到享受现代文明的空间。
从空间关系看，我国的县城属于城市之尾，农村之首，是城与乡的连接点，县以下的区域称为“农村地区”或者“乡村地区”。县城是县域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正因如此，县城成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的聚集区，也是广大农民能够享受城市文明最近的地方。在城乡隔离的年代，由于县城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条件有限，严重影响到农民享受城市现代文明的水平与程度。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5年启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农村公路、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大大增加了乡村人口享受县城综合服务的便利性。经验表明，提升县城综合公共服务能力，一方面可以大大提高乡村居民享受城市现代文明的程度，另一方面又可以节省向分散的农村地区大量投入公共服务的成本。因此，如果把农民市民化理解为农民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由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那么，“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就是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实现路径。
当然，强化县城的综合服务功能，仅仅为农民提供了一个享受城市现代文明的外部环境。农民市民化的另一个重要前提是农民就业非农化。改革以来的经验证明，依靠现有城市推动农民非农就业的“打工经济”，只能实现大量农民“两栖化”的半城市化，农民就业非农化需要依靠农村内生力量来解决。正因如此，近年来中央政府一再号召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入乡创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来实现可持续的农民就业非农化。从理论上说，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衍生的新业态，与农业的显著区别在于其分工程度提高。分工带来高效率的同时，也带来高交易成本，因此乡村创业不能重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老路而要形成聚集，乡村创业最佳的聚集点自然就是乡镇。最近在长三角地区调研发现，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镇企业发展，使这里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农民，如今大多数都能在家乡附近的乡镇实现非农就业，从而免去“背井离乡”之苦。优化乡镇的产业聚集功能，让农民“离土不离乡”实现非农就业，是农民市民化的根本出路。所以，《建议》指出要“统筹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发展县域经济”，“丰富乡村经济业态”。
“离土不离乡”，意味着农民可以居住在村庄，工作在乡镇，既实现非农就业，又免去进城打工的“两栖之苦”，或是大城市生活成本压力山大，可谓一石二鸟！事实上，我国除偏远山区外，大多数农村村庄距离乡镇的距离，都在数公里至数十公里的范围，随着村庄聚集的演进，镇与村的空间距离还在缩短，比起大城市的通勤距离与拥堵状况，这是工作与生活完全可以接受的空间距离。所以，如果县城及核心乡镇的产业能够支撑农民就近非农就业，生活在村庄，就业在城镇的“离土不离乡”是实现农民市民化的合理模式选择。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抱有城市梦想，不愿意留在村庄，但大多数农村老人仍然具有浓重的“乡土情结”，仍然要居住在村庄。江苏现在这种情况很常见，农村老龄人口的比例基本都在25%以上。对中国大部分区域的农村来说，现在无法像江苏那样可以在乡镇实现非农就业，那些“离土又离乡”的外出打工农民，在城市赚钱，返回家乡终老非常普遍，大多数“两栖”农民工如果返乡，还是要居住在村庄里，真正离开村庄的事情要等到他们的下一代，这个过程还得维持数十年。也许数十年之后，城市人又开始向往乡村的恬静，乡村又变成城市人的追逐之地，这种情形如今也在发生，多少城里人都想着能够到农村去谋得一处居所安老。所以，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乡村都不会真正消失！由此观之，《建议》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提升农房建设质量，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并非权宜之计，而是着眼于未来。因此，美化村庄，也就是美化农民现在乃至未来的生活环境！
由此观之，中国未来的农民市民化道路，是要通过在农村地区不断完善城镇建设来实现的，居住在环境美丽的村庄，工作在产业发达的乡镇，享受在服务齐全的县城，“城-镇-村”联动互促，为农民提供立体式综合服务，让农民生活、工作、享受能够在县域方圆三、五十公里范围的空间中得到满足，这就是中国农民未来的城市化图景！
二、关于乡村产业的繁荣兴旺
“城-镇-村”联动互促的空间结构能否形成，关键在于乡镇产业聚集功能的强弱。这是因为，农民非农就业收入的稳定性，决定着农民能否留在美丽乡村而不外出打工。一些学者极力排斥乡村建设，理由是认为“不能指望农二代返乡”，他们认为既然没有人愿意回村种田，投入乡村建设就等于资源错配。在他们的观念中，返乡就等同于回村，回村就等同于种田，在这样的假设下，美化村庄和强化县城的必要性自然就大大降低。那么，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如何打破这个假设，让乡村不仅仅只有农业？《建议》明确提出“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通过鼓励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入乡创业，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衍生乡村新业态新产业。
与城市相比，乡村发展非农产业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产业要素的分散性，无论是制度上还是技术上，要将这些要素聚合在一起都有困难：土地山林分散承包给了农户，不像城市那样可以连片征用；农村人口散居在不同村落，不像城市那样集中在各大社区；乡土文化各有各的特点，不像城市有统一的文化标识；乡村的储蓄分散于千家万户，不像城市有雄厚的工商资本及金融机构。要素分散性对于乡村产业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要素分散性隐含着异质性，有助于形成乡村特色产业；另一方面，却又会因为要素分散性和异质性阻碍产业的标准化和规模化，难以实现规模经济。青木昌彦写过一本书叫做《模块化时代：新产业结构的本质》，认为在数码信息处理与通讯技术爆炸性发展的形势下，要求产业重新进行“现代化分工”，从而使产业进入到“模块化”的新世界，彻底改变现存产业的结构！
根据青木昌彦的观点，模块化是把一种复杂的组织或者工程，按照一定规则分解成半自律的下层组织。模块化的目的是为了取得最佳效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要从系统的观点出发，研究产品的构成形式，用分解和组合的方法，建立模块体系，并运用模块组合成产品，这个过程就称为模块化过程。将系统按照一定联系规则分解为可进行独立设计的半自律性子系统的行为称为“模块化分解”；相反，将子系统按照一定联系规则统一起来，构成更加复杂的系统的行为称为“模块化集成”。产业发展的模块化，就是将产业分解成众多具有半自律性质的子系统，实现“模块化分解”，然后将这些半自律的子系统进行“模块化集成”形成众多产品，以满足消费者定制化需求。由于模块具有重复性和兼容性特征，在一定的联系规则下可以随意组合，使得模块的批量生产在最终组合阶段实现客户定制化，很好地解决大规模生产和客户定制化之间的矛盾，实现大规模定制，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借用这一思想，要素分散条件下的乡村产业，需要运用“模块化”的新思维，通过创造价值模块，创建产业平台，创新跨界融合（即“三创”），实现乡村产业繁荣兴旺！
首先是创造价值模块。即要鼓励分散的农民放手大胆创业，运用自己手中的土地、山林、乡土文化等资源，创造乡村特色产品，成为乡村产业的模块供应商。就单个农民而言，作为一个模块供应商，不必强调多大的规模，有能力就做大一点，没有能力就做小一点，庭院经济也能成为一个模块，乡村创业者越多，价值模块也就越多，能够聚合形成的个性化产品自然也越多。比如乡村旅游，以前都是按线路进行设计，游客只能按照旅游公司事先设计好的线路享受旅游服务，以模块化思维就能改变这样的现状：农村有人提供民宿，有人提供土特产品，有人将果园茶园打造成景点，众多农民各自提供着这些价值模块，就可以随意拼凑成不同游客各自喜好的旅游产品，因此，鼓励乡村创业，让农民自由创造价值模块，是乡村产业繁荣的前提。
其次是创建产业平台。如上所述，产业发展既要实现“模块化分解”，形成众多的价值模块，又要将这些价值模块进行“集成”，形成众多的产品，才能满足消费者定制化需求。那么，完成“集成”任务的产业平台就变得十分重要。过去乡村无法衍生新产业新业态，就是因为缺乏产业平台，由于每一个农户掌握的资源有限，能够生产的产品品种和数量也有限，如果要自己承担品牌、渠道、营销等成本，自然就没有盈利的空间。因此在传统农村，农民只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商业化程度低，收入来源少。数码技术的处理和通讯技术的爆炸式发展，开启了互联网的新时代，为产业平台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了互联网平台，乡村各地的特色产品就可以聚在一个平台上，如拼多多、京东等，通过平台聚集的流量形成的溢出，节省单个农户的交易成本。如今，产业平台已经不限于互联网，而是变成一种产业发展的新思维。比如，常州溧阳的“一号公路”，马路中间画出的“彩虹线”，吸引无数游客前来打卡，从而将公路沿线的村庄、美景、农特产品联系在一起。那些村庄、美景和农户提供农特产品，作为一个个价值模块，在“彩虹线”支撑起来的产业平台上各显神通，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我今年就去了三次，每次去都有不同感受，因为这条“一号公路”彩虹线能够串起来的价值模块非常丰富，可以让消费者进行不同的模块组合。所以，创建产业平台，聚合价值模块，是乡村产业繁荣的基础。
再次是创新跨界融合。传统的产业边界是清晰的，农业就是农业，经过漫长的自然过程才能有收获，相同的区域相同的耕作方式由历史形成，千古不变，因此农民能够改变土地产出的机会就非常非常少，这是农民收入来源单一的重要原因。如今的技术条件变化，消费观念演进，给不同产业之间的融合提供了可能。比如江西婺源的油菜，自古以来人们关注的只是提高菜籽的收成，期待能够多榨出几斤菜籽油。但在城市化不断推进的今天，城里人对于油菜这一作物的需求，已经由爱菜籽油变成了爱油菜花，为了满足这一消费观念的演进，农学家们就研发了让油菜花久开不谢的技术，油菜花成了吸引顾客流量的重要载体，在赏花过程中，提升了该地区其它产品模块的价值，比如民宿、农家饭，土特产等等，由于游客的到来而价值飙升。跨界融合的方式方法有很多，在一次学术报告中，张来武先生提出“从二螺旋理论到三螺旋理论，突破传统经济学对三次产业划分的桎梏”，认为“互联网+”催生第四产业，把文化嵌入产业形成创意产业，把精神引入产品，致附加值成倍增加催生第五产业，把一二三产业融合催生第六产业，这与日本学者今村奈良臣提出的“六次产业”殊途同归。换言之，在产业平台上，引入先进理念与技术，将价值模块进行搅拌，融合出新的产品与服务满足新的需求，这些新产品与新服务也许没有很清晰的产业边界，但其附加值却比原生态产品要高出许多，从而推动乡村产业繁荣。比如一瓶家烧酒，如果嵌入乡愁，加入家乡的故事，就远远超出原有的价值。《建议》指出，要“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展红色旅游和乡村旅游”。所以，创新跨界融合，衍生新业态，是乡村产业繁荣的保障。
三、关于乡村社会的善治和谐
乡村治，百姓安，国家稳。所以，需要强调推动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这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所谓“善治”，意指良好的治理，是一个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目标就是实现乡村的繁荣与和谐。
从内容上说，乡村治理要处理三层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自身的关系及人与人的关系。劳动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而人类劳动首先处理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资本论》第一卷，201-202页）。乡村善治的首要前提，是农民能以先进的生产方式，从土地上获取更多的产品，以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从这个角度上说，农业现代化的水平决定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程度，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就是这个意思。其次，人类需要在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交换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才能使自己摆脱自然的控制。马克思说，人类通过劳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资本论》第一卷，202页）。可见，乡村善治的实现过程，不仅是农民与自然物质变换能力的提升过程，同时也是农民自身能力的提升过程，农民能力提升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再次，和谐，是人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诉求。也就是说，人在劳动过程中“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要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要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资本论》第一卷，202页）。所以，劳动过程中所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够让每个劳动者充分享有劳动的自由与快乐，是乡村善治水平高低的重要体现。综上所述，农业现代化水平、农民能力水平、乡村和谐文明水平，是衡量乡村善治的重要指标。如何提高农业能力、农民能力和乡村治理能力，也就成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无论是农业能力、农民能力还是乡村治理能力，都与技术进步相关，正如马克思所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资本论》第一卷，204页）。如上所述，今天已经进入数码信息处理和通讯技术爆炸性发展的时代，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正在向各个领域渗透，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显然不能无视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为此，《建议》指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有鉴于此，“十四五”期间需要以信息为生产要素，发展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和智能装备应用为特征的智慧农业，提升农业能力；充分利用远程教育手段、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丰富农村科普工作等渠道，对农民进行多门类、多技能的教育培训，提升农民综合素质能力；运用数字技术推进村社党务、政务、财务公开，实现人人监督、时时监督，有效提升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能力。通过发展数字农业，培育数字农民，建设数字乡村，即建设“三数”乡村，来提升农业、农民与农村的能力，助力乡村社会的善治与和谐。
四、关于共同繁荣的城乡融合发展
长期以来，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人们的意识当中，“城市”与“乡村”都被看作是两个相互独立相互并存的系统，二者之间尽管存在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但基本上属于城市优先的偏利共生性质。改革开放之前，国家通过行政权威的制度安排，实现农村剩余向城市的输送，改革开放之后，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使农村要素追逐高报酬率而向城市转移，导致要素的“乡-城”单向流动，造成“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矛盾。因此，《建议》强调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要以城乡融合发展为手段，实现城乡共同繁荣的目标，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不过，在论及城乡融合的内涵及其实现路径时，有两种观点比较流行：一是主张用城市化推进城乡融合。也就是说，将要素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中，利用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提升要素效率，再通过放开城市户籍，吸纳农民进城，推动农民市民化，就能达到城乡由对立走向共同繁荣的目标；二是主张运用市场机制促进城市要素下乡实现城乡融合。也就是说，消除城市要素下乡的门槛，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让城市要素下乡整合农村要素，以此推进乡村振兴。
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都存在不足：主张以城市化推进城乡融合本没有错，但试图将要素继续配置在现有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来实现数亿农民的市民化，无论如何难以凑效，因为现有的城市容量毕竟有限，农民也无法面对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而且，如果将要素继续向大城市倾斜，等待农村的就只有凋敝，这是几十年经验已经证明了的。在中国，即便城市化率达到70%，都还有超过4亿农民需要留在农村，所以《建议》提出的城市化发展方向是“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通过“乡村建设行动”来推进。主张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让城市要素下乡实现城乡融合，也许能够让要素效率提高，但在城乡社会保障尚未实现一体化，农村土地等要素还具有某种“社会保障”功能的阶段，资本在市场的逐利性，很容易造成农民失去要素的同时失去生活的基础性保障。所以《建议》提出“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但鼓励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这些都充分体现了现阶段推进城乡融合需要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双重力量，尊重城乡融合发展中“农民的主体地位”。
事实上，城乡融合并不是简单的生产要素融合，其内涵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即工业与农业融合（经济发展的产业融合）、城市与乡镇融合（生活品质的空间融合）、市民与农民融合（生活方式的观念融合），即“三融”。（1）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是要推动城市工业系统与乡村农业系统的有机融合，以工促农，鼓励乡村创业，促成乡村产业衍生，实现农村产业区的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生合一”，让农村不再只有单一农业，让农业不再收益低下，让乡村不再蜕化凋敝；（2）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是要补齐乡村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的短板，优化城乡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配置，推进城市与乡镇公共服务相融合，让农民不再读书无处，求医无门，农村能够和城市一样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浸润；（3）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要通过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转变农民的职业和身份，让其享受市民权利和服务，心理上不再感到卑微低下，实现新时代的农民市民化。
总之，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发展要以“美化村庄，优化乡镇，强化县城”的“三化”实现乡村空间合理布局为前提；以“创造价值模块，创建产业平台，创新跨界融合”的“三创”实现乡村产业兴旺为基础，以“发展数字农业，培育数字农民，建设数字乡村”的“三数”提升乡村能力为保障，以“工业与农业融合，城镇与乡村融合，市民与农民融合”的“三融”实现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为目标，强调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相统一、老有所为老有所养相统一、经济发展和乡村和谐相统一、稳定脱贫和乡村振兴相统一，在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乡村农民，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来源：三农庄园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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