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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洪生（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 01、跨文化交流：理论与功能
1、跨文化交流的内涵。跨文化交流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相互交流的过程，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足够的信息，以减少不确定性，减少文化冲突，提高相互适应以及认同感。也就是说，跨文化交流即是将某些文化现象置于同一国际语境之下，消除文化上的差异性，实现文化认同、价值认同，最后达成对政治合法性的支持。
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文化由国内和国际语境下的规则、制度以及其他文化特征构成，不同的文化现象构建了不同的主观利益。在国际文化交流中，需要传递信息特别是需要文化符号之间的互动，以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理解。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在于人们在观念和行为方式上有一致的认同，愿意共同改良现存国际社会、国际体系结构和国际制度；多数国家已经拥有了成熟而稳定的国内社会认同，并在这种国内社会认同的基础上，逐渐走向跨国界、地区性大社会认同和区域一体化的合作。
人类文化是多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只有率先形成文化共识和观念互信，才能达到经济上的共同发展和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只有从“比较式对话”走向“合作式对话”，人类社会才能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价值观作为制度性的理念基础。因此，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通过跨文化交流解决文化规范的认同问题。
2、跨文化交流：规范与认同。在跨文化交流中，规范是起点，认同是终点。所谓规范是“对某个给定认同所应该采取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跨文化交流的基础是共同发展，而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需要以形成一致认同的文化规范为前提。只有在共同的文化规范下，相互交流的信息才能是有效的而且是可以预期的。在国际关系的互动中，文化交流往往是不对称的，因而不同国家的文化能力是不同的。约瑟夫·奈认为，国际关系中的这种国家能力被称为软实力，软实力来自于一个国家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国内管理和政策所提供的范例，以及处理外部关系的方式。这就无论是在文化交流上，还是在经济发展上对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提出了更多的责任要求。
所谓认同，指的是“行为体所持有和表现的、通过和重要‘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随时间推移而改变的）个性和独特（自我身份）的形象”。规范塑造了国家安全利益或者国家安全政策，也塑造了国家认同；国际认同的变化或革新影响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安全政策，国家认同的结构影响国家间诸如机制、安全共同体的规范性结构。文化认同基于行为体间形成的共有知识或共享理念，跨越行为体的“规范”边界，以建立范围更大的理念共同体。文化认同的高级表现是国家间的认同，亦即国际共同体的形成。跨文化交流对于共同体的建构具有决定性作用。
当前不同的文化体对消费心理、生产模式、发展理念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理解有着不同。跨文化交流就是通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实现价值观的认同，使人们对不同文化规范形成相互理解和相互认同。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是需要迈出的第一步，这是国家间跨文化交流的核心目标。有了文化认同，才会有政治互信。由此，由文化认同及至政治互信是国家之间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的重要条件。
3、跨文化交流是国际社会达成共识的主要途径。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和沟通的基本途径。尽管当今世界各区域存在着不同的文化模式，但不同国家之间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历史源远流长。
历史上，中国与国际社会进行跨文化交流的黄金时期是唐朝。一些汉学家认为，唐朝巨大的国际影响力来自于它的折衷主义（即把此前400年混乱的历史中各种文化统一起来）和世界主义（即对各种各样外来影响的兼容并蓄）。从南北朝时期到唐朝，波斯萨珊王朝一直和中国保持着友好的交往关系。在此期间，两国有使者不断往来，政治上相互声援，源于西亚的景教、摩尼教以及基督教都传入了中国，许多波斯文化传统还经中国传入了朝鲜和日本。随着唐朝在西域建立了都护府并与一些汗国建立了政治同盟关系，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传入了西亚。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形式多样、双向互动。既有万国来朝，诸如唐元两朝的盛景；也有主动出访，例如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从历史上看，中国和世界各国存在着文化交流的历史传统和成功经验。国家间的价值共识是在彼此间文化的频繁交往中形成的，这种跨文化交流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将许多国家和次国家单位纳入不同的文化圈，这构成了人类文明走向最终共识的一个阶段性特征。
02、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现实与挑战
1、国际公共物品的中国供给与跨文化交流的现实需要。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得益于既有的国际秩序。二战后，在战胜国的主导下，国际社会建立了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制为核心的多边主义世界秩序，为战后各国经济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既有的国际制度安排在许多方面存在缺陷和弱点。一方面，这种国际制度安排是美国主导的西方话语体系下的国际秩序，是以北约利益为安全基石、以西方意识形态为政治基础的世界秩序，其存在的意义更多地是体现欧美国家和社会的意志；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国际行为体的日趋多元化，许多问题已经无法在既有的国际秩序下得到有效解决。国际秩序并非是一劳永逸的，它需要沿袭也需要创新，需要建构也需要解构。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个重要的制度性补充，肩负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统筹国内和国际大局，积极发展中国特色外交，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了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主张。在中国外交实践中，共同体是一个以亚太地区的地缘优势为依托、以丝绸之路为经济发展纽带，在政治上以实现互相信任为导向，在经济上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为目标，在军事上以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为己任，在全球共同抵御各类风险和挑战的过程中，实现中国与其他国家共享经济繁荣、地区安全的“命运共同体”。在具体的实践中，中国政府积极采取行动，其中“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成立是最好的明证。“一带一路”建设根植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土壤，把沿线各国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致力于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让各国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亚投行是第一个由发展中国家倡导建立的专业性多边开发银行，是中国倡导的双赢共享新理念的切实体现。中国希望能够借此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的成功经验，通过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实现政治互信，最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然而，近年来国际交往领域的种种“逆全球化”现象使跨文化交流陷入困局。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具体实践中，许多重要领域尚未形成共识，以致中国遭到了来自某些国家、某些领域和某些阶层的攻击和诟病。如何理解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如何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跨文化交流是破除此困境的主要途径和方式。
2、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面临的挑战。尽管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但是二战以后，世界各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选择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国家之间存在种种忧虑和戒备，跨文化交流面临种种挑战。作为交互性自觉的主体交往形式，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强调多样性、差异性和开放性的特点，这些特点既是跨文化交流之所以必要的原因，也是跨文化交流面临的挑战。
首先，在文化差异性中寻求共识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全球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许多国家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化差异巨大，这种差异性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依赖关系。特别是在贯穿欧亚的“文明的断层线”上的国家差异性更大，发展也更加不均衡，文明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更大。更有甚者，中国还面临文化“脱钩”的挑战。近几年，欧美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文化发展采取了“敌视”态度，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审查中国的新闻媒体海外分支机构、限制中美高校间的学术交流，瑞典甚至关闭了其境内所有孔子学院。类似情况使得中国开展跨文化交流变得异常困难。
其次，建立政治信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前提。二战后长期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事实上各个国家之间的政治差异也较大，比如亚洲各国就是如此。亚洲的政治制度是各大洲中差异最大的。这里既有已经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的日本、新加坡，也有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越南，还有君主制的泰国、沙特阿拉伯，甚至还有酋长制的国家。各国国家政治理念不同，增加了相互理解和认同的难度。亚洲国家还面临着历史和现实的挑战：一方面，许多国家有着被侵略干涉的历史，因而对外来力量充满警惕；另一方面，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政治理念在某些国家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就使这一地区的局势更加复杂。此外，世界各地的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以及跨国犯罪现象猖獗，加剧了各国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不信任和敌视。
最后，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包容性理解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途径。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理解导致国家间相互猜疑，质疑双方经济往来的公平性。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各国进入了不同的发展轨道，有的国家转型成功加入了发达国家俱乐部（例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有的沦为殖民地直至今天尚未改变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例如老挝、柬埔寨等），有的仍然属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行列（例如尼泊尔、阿富汗、斯里兰卡等）。不同的经历使这些国家对经济发展模式有着不同的理解。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方面基于自身改革开放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交往，中国希望能够与亚洲各国分享经济成果。对此，世界各国反应不一，有的欢迎，有的回避，有的担忧。某些国家再次提起中国威胁论，并且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提出了质疑，试图建立其他区域性机制以排斥中国（例如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提出），这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0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享与路径共建
1、构建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需要构建共同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建立在尊重世界历史和尊重各国不同主张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需要从两个角度考虑问题——国际体系转型和中国定位。
当前，对国际体系转型，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意见。美国学者认为当前国际秩序受到了挑战，但美国在未来几十年内仍然是世界的领袖，国际市场秩序仍然要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框架，其他国家只有通过美国才能实现或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虽然这些学者认为既有国际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非常低，但他们认为“我们熟悉的世界正在结束”。同时，对这样的判断，对中国如何定位，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国际秩序的构建仍然是以国家为主导的，是国家战略选择的结果，中国不必维护什么，也不必反对什么，而是要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有所作为。但是，虽然美国和西方的失序可能鼓励中国在国外积极进取，但也增加了中国过度“伸展”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讲，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需要采取适度的战略，以消除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需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观念作为国家发展和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而民心相通是形成共同观念和共同意识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外交思想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体系化。我国把新型大国关系与新型国际关系、可持续安全新观念、可持续发展新理念等植入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目标。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使“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战略目标进一步具体化：政治上，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安全上，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经济上，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人文上，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生态上，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五个世界”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构架和基本理念，也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往来、开展跨文化交流的基本内容。
2、建立各类交流机制。信任是国际关系最好的黏合剂，国家间可通过多次信号传递和反馈进行反复博弈，表达战略意图，形成积极预期，实现相互信任。因此，推动各个国家对外文化开放水平，推动文明对话，建立各类交流机制以消除不同文明间的隔阂是必须的。
首先，政府间建立长期的文化交流机制，特别是政府工作人员的共同培训。例如，包括地方政府之间友好伙伴关系或者友好城市在内的公共外交。在这方面，中国与其他国家曾经有过非常丰富的经验和扎实的基础。例如，中日之间、中美之间都有200多对友好城市，为双边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美国国际姐妹城市协会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其次，加强民间文化交流机制的建设。当前，亚洲国家之间有着比较丰富的交流机制，诸如留学生、学者以及影视传媒等方面的交流已经形成规模。例如，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跨文化民间交流机制。截至2016年，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在中国拥有团体会员单位616家，在国内拥有项目合作伙伴单位1000多个，与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70多个权威教育组织和团体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交流合作关系。孔子学院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文化交流机制，但需要进一步加强其功能性建设，例如，韩国学者提出的建立东亚大学的设想，可以是孔子学院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最后，建立精英阶层的交流机制。精英阶层的交流主要在三个群体中展开：政治精英、商业精英和知识精英。这三个精英群体承担着文化交流的理念打造、具体实践以及阐释推广的任务。打造长期高效的文化交流渠道，对于国家间传递信息、增进理解，特别是解决政治危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例如，“东北亚名人会”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东北亚名人会是新华通讯社、日本经济新闻社和韩国中央日报社联合发起的三国民间交流论坛，参加的主要人员包括前政要、商业界人士等，自2006年起，每年召开一次会议，在三国轮流举办。特别是在2014年会议上，会议还专门就“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展开了讨论。然而，尽管目前存在这样一些民间交流机制，但是其规模不足以构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因此需要从广度和深度加强建设。
3、开展区域性整体合作框架建设。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目的是为了世界各国人民整体福利的提升，但是这个目标是渐进的，并非一蹴而就，率先完成区域性整体合作框架是必经之路。中国是亚太核心地区，要立足周边，寻求区域内的文化认同，倡导建立新型亚洲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共同制订国际规则，共同倡导符合亚洲各国利益的价值观，进而建立一个整体性的合作框架。
对于建设区域性整体合作框架，亚太地区国家进行过积极、有意义的探索，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主要形成了三种路径。第一种是雁型模式，这是由日本学者在日本经济腾飞后提出的一个东亚和东南亚经济合作模式。这个模式是建立在生产周期理论之上，通过技术代际传递，通过实行区域内的国际分工实现合作的。这种模式反映了特定时期东亚各国的不同发展阶段，为东亚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这种模式具有不稳定性，一旦有其他国家在技术上或者市场容量上超过日本，就意味着这种模式的终结。第二种是东盟模式，相关观点认为“东盟模式”可以发展到“亚太模式”。该模式以观念认同为基础，但是东盟和中日之间在观念上存在较大差异，因而该合作模式存在先天性缺陷。第三种是澳大利亚主导模式，该路径主张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中立方可以联合东亚和美洲，进行更大范围的经济合作。作为APEC（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和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倡导者，学者们认为澳大利亚因其特殊性能够平衡太平洋沿岸各方利益。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学者们显然高估了澳大利亚因其国际影响力和国际斡旋能力。
总体来看，这些模式在空间范围上具有不确定性，合作内容易受经济周期影响，容易出现“走一步、退两步”的局面。这些模式不是制度主导型，容易导致某些议题无法进入讨论议程，或进入讨论议程却无法形成决议，又或形成了决议但缺乏执行力。因此，亚洲国家需要一个整体性的制度安排，从而使议程设定、议程程序以及强制力等诸方面问题都得到有效解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演讲提出，“我们要把握好世界大势，跟上时代潮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在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关键的任务在于建立长期有效的跨文化交流机制以及整体性合作框架，通过跨文化交流建立亚洲各国之间相互理解和相互认同的桥梁，这是一个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过程。
04、结 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渐深入人心，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也是中国提出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的中国方案。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成功实践，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着世界，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范本为世界各国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和平发展路径，是中国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贡献。“今天的世界，物质技术水平已经发展到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南北发展差距依然巨大，贫困和饥饿依然严重，新的数字鸿沟正在形成，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的民众生活在困境之中。”这些发展赤字仍将长期困扰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如何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有效的认同，需要更广更深的国际间交流，这就为跨文化交流提出了重要的时代任务。跨文化交流的主要功能是促进文化规范、治理理念获得认同、达成共识。跨文化交流的途径有很多，可以通过对政府间机制、民间机制以及区域性机制的构建增进交往，让和谐世界的理念深入人心，最终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源：《学术前沿》2022年1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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