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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振华 陈梓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研究人员）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推进乡村振兴，既需要从战略上统筹谋划，也需要从路径上探索深入。2020年以来，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我国“三农”工作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乡村振兴领域，如何推进乡村振兴成为各级地方政府亟待破解的重大现实课题。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及结合笔者的实地调查，当前地方政府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上大体有三条主要路径，并形成相应的乡村振兴模式。
第一种路径是以统筹城乡关系为导向的城镇化路径。当前，我国正经历着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巨大转型。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城镇化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策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城镇化也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对此，有学者明确主张持续推进“以城带乡”,通过新型城镇化引领乡村振兴发展。基于农村城镇化路径的乡村振兴有一个潜在预设，即乡村振兴的出路和方向是城市，通过新型城镇化实现农村向城市现代生活的转换，从而达成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通过城镇化带动乡村振兴的另一重逻辑在于，农村城镇化本身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从而形成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轮驱动的格局。
第二种路径是以发展乡村经济为导向的产业化路径。这一路径着眼于乡村自身产业的发展，试图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振兴，将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产业化路径通常采取引入外部资本或者政府投入方式，发掘培育地方特色产业，尤其强调产业的规模化经营。在一些产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开始呈现从单一的规模化经营向专业化、品牌化方向转型的趋势。产业化路径从内在逻辑看，是以发展乡村经济和提高农民收入为出发点的，这无疑把握住了乡村振兴的要义，但从实践来看，产业化路径也存在盲目发展、政绩导向等问题，小农户在与市场的对接过程同样面临诸多挑战。
第三种路径是以巩固脱贫成果为导向的兜底式路径。2020年后，我国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胜利，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但很多地区仍存在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低收入人口偏多等问题。为此，国家设立了五年过渡期，并推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主张兜底式路径的学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刚刚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条件并不具备，不应对乡村振兴寄予过高期望，重点应放在“保底”上。兜底式路径以解决农村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为出发点，尤其关注脱贫地区人口的生活条件改善问题。相对于城镇化路径和产业化路径，兜底式路径是一种更为保守的乡村振兴路径。
城镇化路径、产业化路径和兜底式路径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很多地方施政中常常交织在一起。从实际效果看，三条路径也不同程度地推动了乡村的发展，实现了乡村振兴的诸多目标。但需要注意到，既有的乡村振兴路径也存在一些不足。其中，较为突出的一点是，无论是城镇化路径、产业化路径，抑或兜底式路径，都是以现代化为基本取向的，这一取向更加注重乡村向城市现代生活的转换，尤其侧重于物质层面的迭代更新，无形中忽视了乡村生活的自然生态属性和历史文化面向。基于现代化的乡村振兴路径无疑将带来乡村的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但也可能忽视了乡村特有的功能和价值，乡村面临被“连根拔起”的潜在风险。我们需要乡村的现代化，但在这一过程中应如何对待乡村的自然生态风貌和历史文化传统?乡村的精神和价值又应何处安放?这是摆在实践工作者和学者面前的共同课题。针对这一问题，云南大理将“乡愁文化”作为平衡现代和传统的基本尺度，逐步形成了一条以“记得住乡愁”为核心理念的乡村振兴道路，为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考进路，具有较强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二、记得住乡愁：乡村振兴的大理实践
大理白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中部偏西，是全国唯一的白族自治州。截至2020年末，大理总人口364万，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超过一半，下辖1市11县。大理地处我国西南边陲，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要素，为乡愁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载体，也使“记得住乡愁”成为可能。乡愁最初来源于人们对故乡的思念和留恋，是内心深处一种对家乡、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的记忆、怀念与向往，是内心深处一份柔软的情感和精神需求。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当下“乡愁”的内涵逐渐扩展到对乡村自然生态的追求、对传统乡土文化的依恋和对乡村生活方式的怀念等不同维度，进而使乡愁文化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乡愁属于情感认同的范畴，但这种情感必须通过“具象”的要素来承载和表现。只有通过这些承载物，才能够激发人们的乡愁意识，并寻得心灵的慰藉。从这个角度看，乡愁既需要保护和传承，也需要发掘和建构。近年来，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大理极为重视乡愁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并逐步探索形成了一条以“记得住乡愁”为核心理念的乡村振兴道路。具体来看，乡村振兴的“大理实践”可以概括为：以乡村生态环境整治为基础，以乡愁文化保护与开发并举为主线，将乡愁文化与生态和谐、产业发展、文化传承、乡村善治有机结合的一种创新型乡村振兴道路。
（一）在生态和谐中守住乡愁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是乡愁的重要内涵，只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将乡村的自然生态特色充分释放出来，才能守住“乡愁”的根。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大理高度重视自然生态和人居环境问题，通过构筑村庄生态屏障、强化洱海水域保护、提升村级人居环境等方式，建设生活环境整洁优美、生态系统稳定健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一是构筑村庄生态屏障。只有看得见绿水青山，才能守得住乡愁。近年来，大理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发展思路，突出“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恢复，持续巩固村庄生态环境安全屏障，夯实乡村绿色发展的基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例如，凤羽镇振兴村位于洱海的源头，该村积极构建村庄生态屏障，通过推进绿色生态和智慧农业建设，实现大蒜零种植和禁售禁用含氮磷化肥、高毒高残留农药，重点培育无公害蔬菜生产和绿色瓜果种植，并构筑起主要入湖河流两侧生态隔离带、截污沟、湿地库塘等多重保障，动员组织村民自发开挖生化处理池，实现对全村所有农户污水做到全覆盖全收集，入湖河流水质得到持续改善。
二是强化洱海水域保护。乡愁具有普遍性，每个地方都有属于它的乡愁同时，乡愁也具有特殊性，每个地方的乡愁又有其各自特征。对于大理而言，洱海不仅是生态保护的重中之重，也是当地乡愁的独特载体。近年来，大理着力打造洱海生态廊道，实现了洱海保护与美丽乡村建设双促进、洱海与乡愁相交相融，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这一过程中，村民更加认同洱海保护，也积极参与到洱海保护的过程中来，使守住乡愁成为全体大理人的共同行动。例如，湾桥镇古生村将洱海水域保护作为村庄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先后建设环湖截污工程管网11公里，通过设立五级河长制，实施阳溪综合治理，完成河道核心区106亩土地流转，治理入湖沟渠3.2公里，并且在完成“绿线”范围内53户农户、6112.5平方米拆除的基础上，恢复新建湿地3000平方米，使得古生村水更干净了，洱海更美了，乡愁也更浓了。
三是改善村级人居环境。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是守住乡愁的重要方式，也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近年来，大理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聚焦聚力村庄规划编制与实施管理、农村建房整治、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厕所革命”、村容村貌提升和长效管护机制建立等重点工作，层层压实责任，狠抓工作落实，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例如，刘厂镇王家庄社区以创建美丽庭院、美丽村庄为目的，以整治农村人居环境为抓手，以实施“两违整治”、“清四乱”、河长制、农户门前“三包”、农村厕所革命以及农村污水处理为载体，做到入户教育常态化、清洁卫生常态化、村貌整洁常态化，形成了“户户比清洁、家家讲卫生”的良好风气，营造了乡愁的良好氛围，使得王家庄社区的美丽庭院成为了当地乡愁的有效载体。
（二）在文化传承中活化乡愁
优秀的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精神内核，也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要求。近年来，大理在推进乡村振兴时注重保护传统村落、传承乡村民俗民风民情和注重现代要素与乡愁文化相结合，不断促进乡风文明建设，在文化传承中活化乡愁。
一是注重保护传统村落原有风貌。传统村落是指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较高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的村落。传统村落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承载乡愁情思的重要载体，同时，传统村落的发展需要将乡愁记忆作为内在推动力。大理作为云南乃至全国传统村落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共有130个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其传统村落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厚重，民族特色鲜明，生态环境优美，是乡愁文化的天然标本。近年来，大理高度重视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将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纳入各级各部门的重要议事日程，以极大力度推动大理的中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工作。例如，沙溪镇华龙村在与村民充分沟通的基础上，通过实施沙溪镇华龙村棚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将水泥路改造成青石板、红砂石板路面，同步实施电网改造，将部分架空线路改为电缆入地，进一步完善了传统村落基础设施，改善了村内管网基础设施，实现了污水集中处理，这不仅改善了村民原有的居住环境，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感，还有效恢复保护了传统古村落风貌。
二是注重传承乡村民俗民风民情。民风民俗是传统乡土文化最为生动的表现形式，也是最容易勾起人们乡愁情思的催化剂，传承乡村优秀民风民俗对当地的文化传承以及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大理作为一个多种少数民族聚居、古村落丰富的地区，其乡村民俗丰富，形态各有不同，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近年来，大理注重保护乡村民俗，支持社会各界举办各种民俗活动，传承各种包括民俗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此来丰富村民的生活，推动大理的乡风文明建设。例如，苍山西镇光明村是以彝族为主要居民的少数民族村庄，其依托鸡茨坪彝族文化广场，以大理漾濞核桃节、彝族火把节、奔龙会等为载体，通过开展各类庆祝活动，拓展乡愁形式，并且不断尝试挖掘传承本地传统民族歌舞，积极引进彝族大刀舞、路噜啧、白族霸王鞭等歌舞，丰富民族歌舞内容，培育壮大民族文艺队伍，挖掘、整理、传播如阿查阿红等故事，以故事吸引人，以乡愁留住人。
三是注重现代要素与乡愁文化相结合。文化传承不仅要注重传统文化的赓续，还需要吸收利用现代要素，实现现代要素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满足对文化的多样性需求，从而进一步激发乡愁的文化价值。近年来，大理鼓励各地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探索形成具有现代特色的地方文化，在以传统文化留住乡愁的同时，进一步塑造新的乡愁文化，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特色文化企业、产品和品牌，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基础上，打造特色文化城镇和乡村。例如，凤羽镇佛堂村根据自身已有资源优势，回引银行行长陈代章返乡创业，成立了千宿文旅有限公司，吸引了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封新城、黎瑞刚、于丹、李健等知名人士长期或不定期入驻佛堂村开展艺术创作，打造了一批具有佛堂村特色的“空中稻田剧场”文化、“退步堂”文化，给佛堂村带来全新的理念，打造了具有佛堂村特色的现代“名人文化”,不仅推动了佛堂村乡村文化振兴，也让佛堂村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游客慕名前来。
（三）在产业发展中留住乡愁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乡村最大的资源就是优美的田园风光，而通过田园风光让乡愁生根，吸引资本、精英归根，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成为乡村振兴的动力所在。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大理注重打造乡愁经济，通过保护传统产业、发展绿色农业、激活乡愁文旅等途径，最大程度留住乡愁。通过将乡愁元素融入产业发展，一方面实现了乡村产业的“绿色崛起”,另一方面也扩大和提升了大理乡愁文化的品牌效应，从而形成了乡愁文化与产业振兴的良性互动。
一是保护传统产业。传统产业通过长期发展，一般具有较为完善的产业基础，蕴含着丰富的乡愁要素，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需要发展和保护传统产业。近年来，大理在实施乡村振兴过程中注重保护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传统产业，将附着在传统产业中的乡愁元素保留下来。与此同时，大理将乡愁作为一种独特的产业资源融入到产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催生出充满乡村创造力、乡土想象力、文化感染力和消费吸引力的“乡愁产业”,使传统产业焕发生机。例如，龙门乡大坪坦村有着悠久的制茶历史，近年来大力发展“茶叶+”,以“茶叶+乡愁”赋予传统茶产业新的发展内涵，并且依托大坪坦村高原、生态优势，打造优质、高产、生态的“万亩茶园”,从而实现推动传统茶产业的转型升级。在由农业农村部主办的推介活动网络投票中，龙门乡大坪坦高原生态茶园高票入围“中国美丽田园”,被誉为“离天空最近的茶园”。
二是发展特色农业。乡愁从本源上看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农业产业成为乡愁元素的重要载体，而特色农业是新时期农业发展的需要，是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最直接和最现实的途径。近年来，大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布局，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积极发展核桃、水果、乳牛、蔬菜等特色农业，形成了“县县有主导产业、村村有产业基地、户户有增收项目”的基本格局，并通过机制创新将农业产业与乡愁文化有机融合，推动特色农业持续发展。例如，苍山西镇光明村是远近闻名的“核桃之乡”,当地充分挖掘古核桃树的市场价值，通过土地入股、核桃入社、产品入网、院子入景和劳力入园的“产业五入”模式推动核桃产业发展，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将2500多颗树龄超过100年的古核桃树入股到合作社统一管护运营，并以高于市场参考价两倍的价格收购农户的核桃，到上海进行果实采摘权的扶贫义拍，并将1320株核桃树流转给漾濞光明云上村庄农业旅游公司，群众直接收益达170多万元，大大提高了核桃的产品附加值，依托核桃产业，村级集体经济突破20万元，达到群众和村集体经济“双增收”,真正让核桃树变成了“摇钱树”。
三是激活乡愁文旅。乡愁文旅产业作为一种新的旅游产业模式，是依托乡愁情思，结合乡村内生文化资源和自然生态资源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大理作为我国著名旅游名城，旅游资源丰富，文化底蕴十足。近年来，大理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乡愁文化资源，通过激活乡愁文旅，充分发掘乡愁文化的经济价值，打造“乡愁经济”的内生动力，实现推动乡村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利益和文化价值的双重驱动下，人们不仅形成了对“乡愁文化”的自觉认同，也逐渐将“记得住乡愁”内化于实际行动中。例如，喜洲镇周城村依托区位优越以及民风民俗浓郁、民族工艺品丰富的优势，以文化、旅游、生态为依托，把白族扎染艺术文化有机融入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全过程，形成以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带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的良好格局。目前，全村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染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人，省、州、市级非遗传承人近十人，扎染经营户近百户，从业者近千人，并带动了周城村及周边村庄6000多人从事扎染相关产业工作，扎染旅游制品年销售收入7000多万元，80%以上产品销往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
（四）在乡村善治中融入乡愁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准。将乡愁文化资源融入乡村治理过程，有助于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推动乡村善治格局的形成。大理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善于利用传统乡愁文化资源，通过倡导文明乡风、制定村规民约以及吸纳现代乡贤等途径，推动大理乡村的有效治理。
一是倡导文明乡风。文明乡风自古以来就是乡村建设的重点内容，也是衡量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准，其不仅为乡愁文化提供了精神载体，也成为乡村善治的目标。近年来，大理积极倡导敬老尊贤、邻里和睦的优良乡风，加强对孤寡老人、残疾人、精神病人、低保户、五保户等人群的优先保障，推进移风易俗行动，不断提升乡村文明程度，也让乡愁情思愈加浓厚。例如，鸡足山镇寺前村在全村范围内开展以“尊老、敬老、爱老、助老、养老”为主题的敬老村创建工作，按照“支部引领、小组为主、党员带头、全民参与”的方针，增强群众敬老意识，使老年人的权益得到了更好保障，弘扬了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此外，寺前村大力倡导移风易俗、精简办客事，不仅只允许办红白两种客事，并规定办客事的规模和菜品的数量，严禁大操大办、人情攀比和铺张浪费，净化了社会风气，树立了良好的乡风文明。
二是制定村规民约。村规民约是由村民约定俗成的基本行为准则，具有深厚的乡愁底蕴。在现代乡村治理中，村规民约的功能尽管有所弱化，但在解决村庄内部事务时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大理依托传统乡村习惯，有意识地引导村民制定村规民约，通过村规民约规范村民行为，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例如，龙门乡大坪坦村通过切实推进村规民约治村，通过向本村村民征集民意，修订符合本村实际的村规民约，并召开本村户长会议，表决通过村规民约以及理事会、监事会组成人员，制定理事会工作制度和监事会工作制度，将通过的村规民约（完整版）文本印制并发放到每一户。此外，该村还让每一户签订村民自觉遵守村规民约承诺书，制作村规民约（简版）、“红白榜”永久性展板，在村内进行公布，切实实现以村规民约治村，在乡愁情思中培养了村民的行为自觉。
三是吸纳现代乡贤。乡村治理的主体是人，尤其是具有一定权威和感召力的能人。能人权威在乡村享有特殊地位，受人敬重，往往扮演着村庄事务的仲裁者、调节者角色，对于化解村庄纠纷矛盾发挥着重要作用。新乡贤是乡村能人的重要来源，他们传承着历久弥新的乡贤精神，不仅发挥着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也有效推动了乡村治理与道德教化。近年来，大理以乡情乡愁为纽带，积极吸引现代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有力地推动了乡村的善治和发展。例如，凤羽镇振兴村在已有的乡村权威的带动下不断培养新的乡村权威，通过乡村文化的感召，乡愁情思的牵引，将本村创业带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能人、复员退伍军人、本土大中专毕业生等人员吸收到村级领导班子中来，提升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影响力和认可度。与此同时，该村注重培育“新乡贤”,以吸引企业家、党政干部、云大专家学者、医生教师、建筑师、技能人才等下乡担任志愿者、投资兴业、包村包项目、行医办学、捐资捐物、法律服务等方式服务于乡村建设发展。
三、理论启示
“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路径，有效平衡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推进乡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保留了乡村的生态原貌和文化底蕴，形成了凸显乡村主体性的乡村振兴之路。以“记得住乡愁”为核心理念，大理充分挖掘乡村振兴中的乡愁元素，实现了人与自然的良性共生、人与人的和谐共处，抓住了乡村振兴的“灵魂”。大理的乡村振兴实践，破解了我国乡村振兴的路径难题，对于其他地区的乡村振兴具有积极的理论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作为资源的乡愁与乡愁文化
乡村振兴不仅需要外部资源的注入，也需要内生动力的挖掘。作为留存于乡土社会中的文化基体，乡愁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一方面，乡愁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乡愁文化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结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乡愁文化的重要性愈加凸显。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其重要内容便是充分挖掘乡村社会中的乡愁文化，让人们能够记得住乡愁。留住乡愁，也就留住了乡土文化的根本，对于防止乡村社会凋敝、传统文化衰弱具有重要作用。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既要注重保护物质层面的乡村自然生态和村庄原有风貌，也要注意保护非物质层面的乡土民俗、传统技艺等。另一方面，乡愁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随着现代社会的急剧发展，现代人对于乡愁的内在诉求日益强烈，也使“乡愁文化”的经济价值不断扩展。通过在乡村产业发展中融入乡愁元素，能够有效增加产品附加值，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乡愁文化创意和旅游的发展，不仅能够满足现代人的乡愁情思，也能够为乡村经济注入发展活力。“乡愁经济”的兴起，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也强化了乡愁文化的内在价值，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对乡愁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二）党政引领是激活乡愁的关键推手
“记得住乡愁”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然而，现阶段大量的乡愁资源仍然处于“沉睡”状态，未被有效利用和发掘。从大理的实践来看，要实现乡愁资源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基本路径在于提升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引领作用，不断激活和发掘乡愁资源。首先，强化规划指导功能。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当中，地方党委政府应当加强规划指导，以“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作为推进乡村振兴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计划、有步骤地利用和整合乡愁资源。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应注重发掘不同村庄的特色和特点，做到既有整体性的统筹规划，也有差异性的特色呈现。其次，强化组织带动功能。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地方政府部门应有针对性地提供项目、资金等方面的支持，用于乡愁文化的保护和发掘。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政干部特别是乡村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其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度，并组织带动其他村民参与到保护村庄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等工作中来。最后，强化平台纽带功能。外部资源的注入是激活乡愁文化的重要途径。大理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特别注重发挥政府的桥梁纽带作用，通过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等途径将优质资源注入到乡村社会当中。在资本效应、名人效应等多重因素推动下，实现现代要素与乡愁文化的有机结合，从而有效实现乡愁文化的激活。
（三）农民参与是活化乡愁的长效之道
“记得住乡愁”不在一时，更重长远。如何构建活化乡愁的长效机制，是推进高质量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从大理的乡村振兴实践看，乡愁的持久活化，不仅需要外部资源的注入，更重要的是内生动力的挖掘，其核心是农民的积极参与。具体来看，至少应注重三种农民参与机制的构建。一是认同机制，即通过提升农民的观念意识，使其认识到乡愁文化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意义，从而自主自觉地参与到活化乡愁的实践当中来。从实地调查来看，绝大多数农民对于传统农耕文明和乡土文化的价值是缺乏足够认识的，他们更加追求现代城市生活，而忽视了传统乡土生活的重要意蕴。二是利益机制，即通过挖掘乡愁的经济价值，促使农民积极参与到活化乡愁的过程当中来。农民是独立的利益主体，一旦农民能够从活化乡愁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势必强化其对乡愁价值的认识。从大理的实践来看，越是受益者，越有动力参与乡愁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三是自治机制，即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通过协商议事等自治方式推进乡村建设，夯实乡愁文化开发保护的群众基础。通过发挥自治机制的功能，一方面有利于提升乡村建设行动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形成更具可行性的行动方案，实现高质量的乡村振兴道路。
（四）记得住乡愁：乡村振兴的重要依据
乡村振兴是乡村建设发展的理想目标，但必须立足于现实和传统。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耕文明和乡土文化的国家，乡村振兴不能脱离这一基本国情，其直接体现便是须“记得住乡愁”。由此，“记得住乡愁”构成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理应成为确立乡村振兴路径与走向的重要依据和标识。具体来看，“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至少包含三重意涵。其一，乡村振兴应注重村庄自然生态的和谐。乡村振兴是在保护乡村自然生态基础上的乡村全面振兴，自然生态的和谐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是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只有将乡村自然生态保护好，才能将乡愁留住，才有可能实现乡村振兴。其二，乡村振兴应注意保持乡村原有风貌。乡村振兴不是对乡村“推倒重建”,也不是让乡村城市化。乡村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有其特定的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在古生村调研时明确强调：“今后的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乡村振兴应是在现有乡村风貌和功能上的改进提升，不应也不能脱离乡村的既有基础和条件。其三，乡村振兴应注重保护和传承乡土文化。乡村振兴既包括物质层面的提升改善，也包括非物质层面的乡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互助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不仅是现代乡愁的重要来源，也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在很大程度上，乡土文化代表了乡村的精神和“灵魂”,并且相比作为“物”的乡村更具有底蕴和价值。（来源：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党政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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