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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夺先 陈艳（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硕士生） ——基于散杂居地区民族村落的实地调查
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产业发展韧性是指民族乡村产业在面临内外环境变动时,借助于当地某些特定的关键性要素,维系自身持续发展或创新发展的一种主动解决问题和自我调适的能力。调查发现,M村在产业类型、用工、合作、经营等方面形成独特的韧性。关系网络、社会组织、民族文化、治理体系等关键性要素,分别呈现出产业发展韧性的生成逻辑。当前,正确引导民族乡村产业发展韧性,由此激发其内生动力,对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及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问题的提出
乡村发展关乎民生福祉，更关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也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重大举措。“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是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的关系网络、社会组织、民族文化、治理体系等是民族乡村共同富裕道路上不可忽视的关键性要素，既可以是推动民族乡村产业发展的积极因素，也可能成为阻碍民族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因此，散杂居地区如何借助这些关键性要素推动民族乡村产业快速发展及实现乡村振兴，理应成为学界和当地政府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
学界研究民族乡村振兴的成果主要是关于民族聚居地区的民族乡村振兴，且主要关注民族乡村振兴面临的问题、路径及文化振兴等方面。关于乡村振兴面临的问题，研究者指出了民族乡村空心化、人才流失、治理秩序危机等难题；关于民族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者提出特色村寨振兴模式及将内部文化资本与外部市场结合的发展模式，提出不断整合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治理资源等，走出一条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内生路径；关于民族乡村文化振兴，研究者多聚焦于推动民俗文化产业的发展，认为民族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可以充分整合利用各类优势资源禀赋，走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通过特色文旅产业带动当地民族乡村的经济发展。但相关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专门研究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振兴及产业振兴的成果较少，已有成果学理性不足，多聚焦于问题与对策研究。鉴于此，本文拟以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产业发展为研究对象，基于实地调查资料，借鉴相关理论，予以深入探讨。
韧性理论可以作为研究乡村发展的一个非常有解释力的框架。“韧性”（resilience）又称“弹性”“恢复力”“抗逆力”等，用以描述各类主体面对外界风险、扰动时所具有的抗压、恢复和持续发展能力。学界的研究多关注城市韧性与社会韧性等，通常认为：城市韧性指城市系统抵御外界冲击，实现公共安全、社会秩序和经济建设等正常运行的能力；社会韧性指维系社会结构和发展的力量与特性。目前，乡村韧性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它指有效处理常态化情境下的乡村社会问题，确保乡村善治状态的能力，聚焦于基础设施弹性、经济社会韧性、农村土地韧性等。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在利雅得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峰会上提出“要打造包容性、可持续、有韧性的未来”的理念和举措，倡议创建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本文认为，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产业发展韧性指民族乡村产业在面临内外环境变动时，借助于当地某些特定的关键性要素，维系自身持续发展或创新发展的一种主动解决问题和自我调适的能力。换言之，当前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产业发展在内外环境变迁之下充分彰显出的强大的韧性表征，是当地某些特定的关键性要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安徽省淮南市现有三个民族乡，其中L乡少数民族人口最多，M村是L乡的回族聚居村落。2020年9月以来，笔者多次走访M村，与企业主、村干部和村民等广泛接触并对他们进行访谈，获得大量一手资料。调查发现，该村已形成具有民族特色与地域特色的屠宰业、草纸加工业、麻油加工业和水果采摘业，以及规模较小的餐饮业和石材加工业等。支柱产业经济效益显著，带动性较强，呈现良好的持续发展态势。依据上述分析，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产业发展需要具有韧性的社会基础，即民族乡村产业发展的韧性需要当地特定的关键性要素作为重要支撑。那么，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产业发展具有怎样的韧性表征，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产业发展的韧性是如何通过某些特定的关键性要素作用而形成的，这两个问题是本文探讨的重心。
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产业发展的韧性表征
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产业发展除了受乡村发展共性问题的影响，还受特殊的地理环境、民族文化、民族关系等的影响。调查发现，韧性作为民族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重要属性，表征显著，主要体现在产业类型、劳务用工、产销合作、经营模式等方面。
内生转化：民族文化衍生产业发展
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是绿色朝阳产业，二者协同发展会产生显著的效益，有学者认为二者的协同发展对增强民族乡村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指导意义。M村虽然位于当地著名的茅仙洞风景区，但由于政府支持和资金投入有限，其旅游业发展相对滞后，旅游业对其经济发展的带动力不足，M村村民因此依托民族文化另外开辟了一条独特的产业发展路径。
M村将饮食文化与产业发展相融合，将村民民族身份在市场中的认可度与旺盛的市场需求相结合，带动生产、运输、加工、销售等上下游配套的中小企业，围绕屠宰业形成了一条较为完整的民族特色产业链。村内屠宰业以家庭经营为主，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分工体系和销售市场。产品主要销往周边城市的批发市场、超市、兰州拉面店、淮南牛肉汤店、海底捞等处。
祭祀用品生产是该村的另一支柱产业。祭祀用品包括草纸、纸钱、冥币、纸花、元宝和塔布等。村民利用汉族居民忌讳、回避祭祀用品生产的机会，借助文化的“反向”特点，精准把握市场需求，将祭祀用品生产发展为本村的独特产业。现在M村有40余家草纸加工厂，产品远销四川、陕西等周边省份，成为重要的草纸批发地之一。
草纸业在安徽省属于对外输出产品的行业。我们从纸厂拿到半成品进行二次加工，分包和销售。大一点的纸厂有一百多人，除了本村居民，还有附近村庄的都会来干活，基本都是回族人。汉族人忌讳，不愿干这个生意。（某草纸厂总经理H，男，43岁，回族，2020年9月17日接受访谈）
M村没有走文旅结合的发展路径，而是形成独特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将民族文化转化成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充分调动村民的主观能动性，强化发展意识，进而更好地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地产业发展的韧性。
稳定收入：家庭固定用工与流动临时用工并存
乡村振兴的主体是人。改革开放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明显，M村所在的皖北地区也成为重要的劳动力输出地，空心化导致乡村发展困难重重。但M村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村民提供了大量固定和灵活的工作岗位，村民较少外出择业，多留在村内自主经营与就业，收入颇为可观。其中固定用工具有明显的代际传承特点，一般是父母从事某一行业，子女帮忙并继承、延续。以核心家庭成员为生产劳动力，规模相对较大的企业会长期雇用一定数量的工人，企业主的家庭成员履行管理、监督职能。其优势是雇工的离职率低，责任心较强，忠诚度较高。
从父辈开始作麻油加工，2013年成立公司。我是老板的姐夫。我家算是入股，主要负责厂里的财务和管理。岳父负责生产。厂里固定员工有五六十人，基本都是本地人。（某麻油加工厂经理Z，男，35岁，回族，2020年9月18日接受访谈）
流动的临时用工主要是为了满足产业的季节性发展需求。如屠宰业、草纸业、石材加工业等方面的企业，在清明节、春节等繁忙期订单量大，用工需求直线上升，工人聚集在这些企业内工作；在淡季时，闲下来的工人会增加企业成本，他们会转而从事其他工种以获得收入。劳动力在不同的时期从事不同的工种，形成了“两栖”或“多栖”务工模式，从而获得较高的稳定收入。这种模式还具有临时性与可替代的特征，将工作时间与技术含量低的岗位进行“碎片整理”，使村内老弱病残妇等群体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和管制，更好地兼顾家庭与工作。
M村的用工方式是基于村内产业的生产特点和村民的自身需求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机制，产业间用工的相互补充，降低了村民长期外出的意愿。城市、乡镇区位优势的拉动，为M村经济发展留住了劳动力资源，也进一步为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实现乡村振兴留住了人力资源。
隐形联结：产业经营者纵向和横向非制度性合作
在工业社会，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逐渐瓦解了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人际交往秩序，冲击着植根于小农经济高水平、低半径的传统信任模式。“乡土社会的信用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M村产业发展存在着纵横交织的隐性合作关系，即经营者与工人、经营者与供销商的隐性合作关系，这种关系是基于个人道德、族群荣辱等观念形成的一种非制度性约束力。
M村主要由王、赵、闪、孙四大姓氏的人口组成，经营者和工人之间不仅是单纯的雇用者与被雇用者的关系，还是由血缘、亲缘、地缘联结的相互信任的熟人关系。多数企业规模较小，用工需求波动，企业和工人形成一种隐性的合作关系，依据行业默认的薪酬标准，记录工作账，按期结算薪酬。熟人社会的隐性约束力减少了双方的纠纷，也使本村企业主获得稳定而低工资的劳动力。
我家有两个小孩和老人，我不可能出去打工。在草纸厂干活比较自由，上班时间不固定，三五天不来上班也可以。工资按件结算，干多少给多少。我已经在这里干了十年，都是熟人，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某草纸厂工人ZWE，女，34岁，回族，2020年9月19日接受访谈）
经营者和供销商长期从事与本民族风俗习惯相关的行业，拥有稳定的产品供应和销售群体。在世代经营中双方形成一种彼此信任的合作关系，依赖村庄内部非制度性的契约精神，以及长期形成的道德观和诚信准则，在交易过程中先交货后结款，有时候有预订与赊欠，将功利性的市场关系变成义利性的。
村庄内先赋的身份角色、熟人关系、面子和声誉，形成一张微观权利关系网。每个人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既是权利关系网的受制者，也是受益者。这种隐性联结在乡村社会中能够有效规范产业经营活动和村民行为。
打“擦边球”：缓解用地限制与环保限制的庭院经济模式
1978年以来，M村经济发展中的土地使用问题逐渐突显出来，可用土地较少，因用地指标的限制，许多产业无法扩大规模。另外，M村产业振兴与生态振兴存在一定的冲突。2014年划定国家生态保护红线，M村被划为特殊保护区域，但该村支柱产业存在一定的环境污染问题，矛盾难以协调。M村村民采取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叠置的庭院经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产业发展面临的用地难题和环保难题。
村内大型屠宰户约30户，每年春节前多达百户。他们在自家宅基地上，建设前厂后房的空间格局，把院子当作生产场地，进行家畜的圈养、屠宰、清洗、加工等。村内草纸加工厂租借当地村民的住宅，改装成加工间或仓储间，厂房数量较多，且有成熟的工作流程。该村充分利用现有空间条件，已初步形成小型产业链，带动上下游企业发展，甚至出现高端草纸订制业务和以牛副产品深加工为主的食品公司。不过该村也存在一些产业非规范化运作问题，如：部分屠宰户经营手续和经营证件不齐全；草纸、纸钱加工缺乏安全保障，未给草纸切割工人购买基本保险。
我除了村委会的工作，还从事牛杂加工。把牛杂收过来直接在院子里加工，有冷藏室储存收购、加工好的产品。其他屠宰户还建了牛圈、宰棚、堆积废料的地沟。（村委会委员WJ，男，41岁，回族，2020年9月18日接受访谈）
当产业用地、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之间产生矛盾时，M村采取空间叠置的经济模式，使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产业形成了一种弹性的发展样态。这一方面为村内产业的持续发展找到了一条暂时可行之路，保障村民经济收入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充分体现了乡村社会的制度执行弹性，在不违背国家政策的基础上，缓解了产业用地、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之间的矛盾。
由上述分析可知，M村在推进产业兴旺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经济面貌。当前乡村内外部环境变迁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环境的不断更新、变动，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为维持自身的持续发展，其主动应对内外部风险的韧性通过产业发展得以外现。
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产业发展韧性的生成逻辑
散杂居地区产业发展形成的韧性表征，从经济与社会系统相互嵌入的角度看，必须有社会韧性的支持。在狠抓乡村“五大振兴”的背景下，M村的关系网络、社会组织、民族文化、治理体系等关键性要素，分别从机理、主体、载体、方式上呈现出其生成逻辑。
韧性机理：由内到外的关系网络
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是“知根知底的熟人社会”，村民自出生起就具备了因血缘、亲缘、地缘等传统纽带形成的关系网络。在民族乡村产业的发展中，M村原有的关系网络力量并未消失，只是经营的乡土性使得村庄中的社会关系被带入企业经营、管理乃至分配中。一方面，民族乡村依赖先赋性因素，让雇用者与被雇用者双方形成了稳固的劳动关系，进而使自身的产业发展获得一定的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相对于民族地区乡村，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更容易与其他族群产生社会交往，形成更大的外部关系网络。乡村内部强关系网络中多是同质信息，凝聚力和“结构等位”都会给网络结构带来冗余，即提供相同的网络利益，而村内务工、经商者与外界频繁地进行深层次交往交流，获得大量异质信息，脱离村庄的竞争空间。
有研究者认为，社会资本一直是维持乡村秩序、整合乡村资源、保持乡村有机体自身平衡的主要资源，民族乡村通过构建由内到外的关系网络填补结构间隙，进而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M村产业主体凭借由内到外的关系网络，即在村庄内部与外部逐步形成的一种联结紧密、来往频繁且彼此信任的关系网络，保障了生产、运输、销售、消费等环节的稳定及原材料、半成品、成品、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这种关系网络对于化解当地产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矛盾或纠纷，也具有积极的作用。产业发展的根基和条件主要是由内到外的关系网络，在机理上让当地产业在面临内外环境干扰时能够拥有发展的韧性。
韧性主体：家庭、家族、宗族组织的产业经营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在产业经营中具有巨大的组织弹性和优势。M村多以家庭成员分工、相互配合的方式从事产业经营，家庭成员是家庭产业经营的主体，且在集体劳动中分工协作。同时，知识技能、文化传统、风俗观念、人际关系等无形资源在家庭产业经营中代际传递，直接促成了生产经营资本的积累。换言之，家庭在产业经营中的分工和资本的代际传递中拥有充足的弹性空间。以家庭为单位的产业经营方式使各类生产要素组合成一个高效的有机体，家庭的韧性与民族乡村产业发展高度叠合，产业家族化较为显著。
同时，以核心家庭为基础的家族、宗族等亲属关系与产业经营高度融合。在M村，规模较大的企业主要由家族控股，亲属成员参与管理活动，形成以血缘关系为导向的权利和资源分配方式。这种亲属抱团的家族经营模式能够有效缓解矛盾冲突并形成竞争优势，从主体上保障产业获得韧性条件。在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社会基层组织中，宗族组织参与产业经营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开放性，可以及时调整产业发展模式和规则以适应内外环境的变迁，同样在主体上使产业发展具有坚韧的生命力。以家庭为基础，由家庭到家族再到宗族，逐渐形成一个产业发展的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能够有效抵御外部风险，保障当地产业的持续发展或创新发展。
韧性载体：外显内隐的文化产业转化
M村支柱性产业的孵化和成长，别开生面地汲取了民族文化中的商业特性。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充分考虑散杂居地区民族文化与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外显内隐的文化产业转化，即上述的屠宰业、草纸业等民族文化衍生产业，这既是产业发展韧性的一种表征，也是产业获得持续发展的集中体现，并由此成为这种韧性的主要载体。
此外，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自身的价值规范、民族传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村庄权威及其形成的权力文化网络等关键性要素，能够有效地调控当地一些制度性与社会性资源，最大限度地避免这些资源带来的风险和扰动。M村经商人员众多，主要从事与本民族文化相关的衍生产业，在长期生产经营中遵循着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公序良俗、处世价值观，这些本身就是一种构成性秩序，在乡村形成了相互信任的生成条件与生成逻辑。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民族文化产业会经历一定程度的解构或重构，但这种蕴含民族文化要素的产业将持续存在。有研究者认为，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产业发展面临人际交往秩序重构的再适应，应当拓展村民的信任区间，将信任逐步从地域情境中解放出来，使特殊主义的人际信任向普遍主义的系统信任转型。也就是说，散杂居地区民族文化产业的传承和转化既有文化自身要素的维护，也有当地价值规范、民族传统、普遍信任等关键性要素的支撑，从而让当地产业发展形成独特的韧性载体，彰显民族乡村产业特色及产业发展具有的顽强生命力与适应力。
韧性方式：模糊治理与“三治”体系的运用
M村产业经营主体多是家庭式的小微企业，在市场经营中表现活跃，是村民提高收入和地方政府财政增收的主要渠道，所以当地政府鼓励和支持其发展。但企业的价值取向往往是追求利润最大化，面对资源和制度安排的限制，最简便易行的办法就是“打擦边球”。M村产业发展所选择的空间重叠，很大程度上是在基本制度框架中采用的不易察觉的隐性发展策略，这使产业发展保持充分的活力。国家以“韧性优先”为导向制定政治策略，也让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在产业发展中采取一种“模糊治理术”，即灵活、机动地缓解乡村产业发展受限的问题。这种模糊治理作为一种关键性要素，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足够的弹性制度空间，使其有效应对内外部的经济发展限制，从而适应复杂且不断变化的发展环境。
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认为：“在他们同其他村民的交易中，存在着特殊的互惠准则——人们的道德期待。”非正式制度是乡村弹性治理的内生基础，它能够形塑村庄文化认同，生产村庄权威并依托权威的实践运作形成一种乡村利益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所遵守的伦理规范也是维系乡村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鉴于此，要以法治规范民族乡村产业发展的刚性要求，以自治实现乡村产业的利益最大化，以德治扩大乡村产业的弹性空间。M村产业发展呈现出正式的国家规范与非正式的乡村礼俗相融合的现象，正是借助于乡村“三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这一关键性要素，产业发展促成价值共识和构建认同体系，从方式上维系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产业发展的韧性，真正保障民族乡村产业的持续发展或创新发展。
结语
韧性是一种既柔软又坚实的武器，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乡村产业维系自身持续发展或创新发展的能力。通过对安徽省L乡M村的实地调查发现，乡村振兴背景下该村在产业类型、劳务用工、产销合作、经营模式等方面形成独特的韧性，并充分借助当地特定场域中的一些关键性要素，如关系网络、社会组织、民族文化、治理体系等，保障其产业发展的韧性支撑。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产业发展韧性的生成是其关键性要素在不断调适中呈现的一种阶段性结果。只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紧紧抓住历史机遇，不断创造创新民族乡村关键性要素，尤其是充分利用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独有的关键性要素，才能助推民族乡村产业发展韧性的不断增长。
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产业发展的韧性充分激发了社会活力和创新动力，对民族乡村实现产业振兴意义重大，但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也要注意避免产业发展的韧性退化成产业发展的“任性”。例如，M村产业发展中的打“擦边球”和模糊治理，虽在一定程度上为产业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从长期规划和长远发展来看，是不利于产业振兴乃至乡村振兴的。同时，那些从事知识和技术含量较低工作的务工村民，若长期仅在村内劳动力市场流动，难以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此外，以传统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宗族组织，可能会影响基层政权的有序运行。鉴于此，地方政府在鼓励和支持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产业发展韧性的同时，也要充分重视一些关键性要素可能带来的负面结果。当前必须正确引导民族乡村产业发展的韧性，在国家制度、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探索乡村产业发展韧性生成的现代化路径，激发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推进我国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逐步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来源：乡村发现转自：《西北民族研究》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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