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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策略] 徐勇:以乡村振兴为导向的县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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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23 09:44: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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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中国乡村发现》学术委员、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这次来嘉鱼调研,是疫情后第一次出门,很高兴。我们从事农村研究,每年都要到田野,这两年未能成行,很不习惯。今天我们在嘉鱼挂牌作为县域治理与乡村振兴调研基地,是第一个以县域为对象挂的牌。2006年我们启动了“百村十年观察计划”,在全国选择了300多个村,5000多个农户,每年进行固定观察,已持续10多年,效果显著。去年我们启动一流学科第二轮建设,集聚多个学科力量,计划在全国选择100个城市社区、100个司法所、若干个县域进行持续不断的调查和跟踪观察。嘉鱼便是我们挂的第一个县域治理的牌,得到了我们学校杰出校友王书记的积极支持。
  此次慕名到嘉鱼调研,时间不长,收获很大。王书记百忙之中专程陪同调研,甚为感动。这次调研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乡村振兴面临的新形势。工业化、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大趋势,不可逆转。在工业化、城镇化大趋势下,农业农村如何发展成为新问题。乡村振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但还有许多难题需要破解。工业化、城镇化有强大的自动力。人往城里去,钱向城中流。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动力不足,难以内生出现代化要素。因此,农业农村现代化更为艰难。今年4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文章《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过去曾经有过“大办钢铁”的说法。现阶段,我们很少说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因为这两化有强大的自动力。最近,中央下发了《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我看了一些解读,认为这是新一轮的城镇化。这是城镇化的导向。但县域还要强化一种导向,这就是乡村振兴。传统时期,县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位,县域主要是农业。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从县的建制分离出市的建制。市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要载体。县也需要工业化和城镇化,但不同于市域的是,它是乡村振兴的主要载体。中央文件强调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而从县域来看,乡村振兴则是其重要功能。由于城镇化有内动力,相对容易,乡村振兴缺乏内动力,更为困难。县改市很积极,市改县不愿意。同样一份以县为对象的文件,人们的解读更多是偏向于城镇化。但城镇化过程中的农业农村怎么办?
  在工业化、城镇化大趋势下,乡村振兴需要翻开新篇章。我最近注意到省委领导非常重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同步发展,以县域为载体不断破解乡村振兴中的一些难题。这就需要通过调查了解农村发展的状况和走向。
  从我们的调研看,嘉鱼是湖北的缩影,也是中国的缩影。其整体发展态势很好。但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方面,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也很突出。我们看了几个村,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是超强村。以官桥为代表。通过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现代要素集聚到这里来,重新规划和改造出一个现代化的乡村。官桥是未来乡村的代表。官桥道路体现了一种趋势。他们有超强的治理能力,以全新的现代理念进行治理。但这样的村还极少。
  二是自强村。外流人口占三分之一。集体财力上百万。村领导和村组织的领导能力强。他们有很强的自我治理能力,在良性轨道上运行,不需扬鞭自奋蹄。这样的村估计也很少。
  三是自立村。外流人口与在村人口一半对一半。集体财力十万以上。村干部和村组织的能力较强,基本上能够自我满足各方面的需要。
  四是基础村。外流人口占三分之二以上。集体财力很有限。村的运行主要是维持运转,完成政府交办的工作。
  农村发展不平衡特别需要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我们的脱贫攻坚的重要方法便在于“精准”发力。乡村振兴三大任务,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为什么强调乡村治理,因为乡村发展和乡村建设都需要人来做,都需要有一个乡村治理的新格局。
  我国的乡村治理格局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提升时期,这就是“纵向管理到底,横向服务到边”。从我们的调研看,现在的村级治理发生了很大改变。由过去的“无人管事,无钱办事,无章理事”到当下的“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村的办公场所很正规,村的干部报酬由政府发放,村的工作经费由政府支出,村的工作人员年轻化知识化,村的工作内容主要承担政府任务,村的工作形式规范化标准化。村成为“准政府”机构,主要完成自上而下的行政工作。村级治理实现了“纵向管理到底”。这一治理形态有其必然性。随着国家统一化治理,随着农民享受的国家福利日益增多,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增多,需要强化国家自上而下的管理。“大政府”由此诞生。国家治理进了村入了户,基层治理日益行政化。与此同时,在“横向服务到边”方面还有所不足。村作为国家与社会的联结点,除了完成政府任务以外,很重要的功能是将社会联结起来,满足村民的需要。尽管政府管理的相当一部分也属于服务,但主要是标准化的公共服务。大量服务需要通过政府服务引导社会自我服务。因为政府再强大,也不可能包揽所有事务。我们的乡村治理更多的是上级任务驱动型而不是主动服务型。“横向服务”还到不了边。管理到了户,服务还未能到家。“到家”意味着每家每个人都有特殊化的服务需求,都需要给予相应满足。这种需求就是在一些发达城市也未能充分满足。从我们调查的四类村看,基础村除了经济发展能力不足以外,服务能力更弱。“留守老人”的生活和精神需要难以得到个性化的满足。其他类型的村,也存在服务不到位的问题。要增强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重要机制便是让基层活起来,让农民动起来。这就需要共同缔造。共同缔造不是简单的口号,更重要的是机制和方法,通过相应的机制和方法将各个方面的力量汇聚起来,共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如我们调查的村有老人的互助照料。这就是充分挖掘民间资源,通过自我服务解决生活问题。
  嘉鱼的基础很好,在县域治理和乡村振兴方面有诸多新探索。王书记提出的“五高”思路很有创意。党建引领乡村振兴有不少亮点。相信嘉鱼在县域治理和乡村振兴方面有新的探索,为湖北乃至中国的乡村振兴贡献嘉鱼方案和经验!(来源:政治学共同体 微信公众号,转发自乡村发现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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