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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友（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100年：百年未有大变局与历史的转弯处
先看100年跨度，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时间跨度太长，和自己的关系不大。其实从长远来看，在历史洪流中，能够左右历史进程的只有少数人，大部分都很渺小，只能顺势而为甚至随波逐流。大部分人是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历史洪流。因此，我们必须从大历史观理解中国发展，尤其是当前正处于历史的转弯处。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总书记权威的战略判断。早在2012年11月15日，习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十八大后新一届军委班子第一次常务会议就首次提出“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之后在接见中国驻外使节、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等大型活动中多次提及，引发国内外高度关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是孤立的，是和中国国内的发展判断相联系的，实际上后面还有一句，“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虽然长期和短期、内部和外部诸多因素杂合导致外部摩擦冲击持续升级、内部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大变局已至，危和机并存，但窗口期还在，如果能成功实现化“危”为“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实现。
“大变局”最早出现在1874年李鸿章给同治皇帝的一封奏折中，说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来确实发生了三千年巨变，持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帝制轰然崩塌，从帝制走向了共和。我自己理解，不一定对，现在提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也只是一个虚数，也许时间维度还会更大，可能涉及到100年，也可能到300年，还有可能到500年甚至1000年，涉及到贸易、技术、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领域的战略问题，与企业和个人发展密切相关。对此，应该至少从以下两个维度来理解。
1、300年来，工业革命后的西方优势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有人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至少是300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在农业文明进化到工业文明之前，中国和西方并没有太大的差距，真正拉开差距也就是学者讲的大分岔理论大概是从明朝后期开始。1881年开始的三次工业革命都是西方社会主导引领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时，中国还沉醉在所谓“康乾盛世”中，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正在沉睡；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时，中国正在挣扎，但洋务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时，中国错失了前半程的参与机会。结果是西方生产力遥遥领先，制度、价值观、科学技术、思想、观念等具有绝对性优势。但是现在上述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虽未能直接参与第三次科技革命前半程，但所幸享受到了信息化红利，并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后半程这一难得历史机遇，开始奋起直追，快速崛起。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300年来世界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第一次出现了根本性变化，西方的绝对优势开始弱化，中国作为东方的代表国家，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国际影响力都显著提升，中国GDP 1993年进入全球前十，2000年超过意大利，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差距缩小到1/3。而且不仅是传统制造业，高新技术的竞争力也逐步增强，5G技术全球领先，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从300年的时间维度来看，这些微妙的变化正在慢慢的发生着，对于东方社会和西方社会，无论是心理、政策、战略都会产生微妙的影响。
当前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前景扑朔迷离，东方社会遭到了西方社会的种种评价，也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发生的，背后更深层次原因在于全球经济、政治领导权的较量。 在G2的最后一个弯道，美国一定会系统性、战略性地遏制对手，甚至不惜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中美关系将进入长期对抗和博弈期。这是很多人强调的“修昔底德陷阱”的现代翻版。是否能够改变这一历史宿命？很难说。我们只能说，身处其中的人正在创造历史，或者改写历史。我们没有必要马上就下结论。
2、数千年的大陆大国的治理难题
中国用了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40年，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出现了不少的质疑论、威胁论和不解论。但是无论是谁，处于什么立场，对于中国在40年里创造出的“中国奇迹”，也应该抱有尊重和敬畏之心。很多西方学者会不禁感叹原来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并存和融合，并且能够带来40年的高速增长，这种独特的“中国模式”在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发展中是没有的。就连我们自己现在也开始反思，中国确实和别国不一样，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一个国情如此复杂的超大型国家需要在保持领土和主权完整社会稳定的情况下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平衡等诸多矛盾，取得了所谓的经济奇迹，这本身确实是不容易的，是值得解释的。当然，也有很多人说中国发展不特殊。
这就是几千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的一个问题——大陆大国的治理，如果权力比较分散，有助于激发地方和微观个体活力，但是很容易分崩离析；如欧洲经历过几百年的战争，我们也经历过春秋战国，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意义就是结束了诸侯之间的纷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有历史学家不认同所谓的封建制划分，而把这个开端称之为专制主义的开端。如果权力过度集中，会抑制地方和微观个体的活力，但是可以保持国家版图的相对完整，遏制一些所谓的分裂势力。大陆大国的治理实际一直是在两者之间徘徊和均衡。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第二层含义应该是一个大陆大国经历了40年高速发展，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但在各种质疑论、威胁论中挺过来了，没有因为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些困难而停滞，而是一直在飞速的往前跑，最终取得了所谓的增长奇迹。
但是现在随着经济增速换挡进入相对“稳态”，分化会加剧，各种不平衡矛盾会更加突出，会给大陆大国治理带来更大的挑战，如果在新的形势之下未能解决大陆大国治理的难题，会带来诸多问题。
大陆大国治理，往大了说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问题，往小了说是如何处理国际关系、政府和市场关系、集体和个人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历史上没有答案，只有经验和教训。欧洲和美国模式在中国很难适用能够，必须从地理和文化的因素出发，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路子。
所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至少包含了以上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看清世界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科技进步导致的社会阶层的变化、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国可能面临的经济减速等变化。幸运也好、不幸运也罢，我们恰恰处在这个大变局的拐点之上。
在历史的转弯处，我们很难想象，很难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但可以有点历史概念，把自己重新带到100年前、200年前、300年前，有一些代入感。尽管历史的洪流不可阻挡，大部分人基本上都是随波逐流，但是真正聪明的，或者有智慧的人一定能够顺势而为。如何在一个大的河流中，找到坚固的不被冲走的礁石，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二是大陆大国的治理模式，从地理和文化的因素探究“中国奇迹”的根本动因，以及在新形势下如何去解决所谓大陆大国治理的难题，平衡好权力集中和社会自治之间的关系。
40年：中国做对了什么？
从40年的维度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取得不错的成绩，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学家的解释卷帙浩繁。从我的理解来看，至少是因为做对了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对外开放。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中国应该是这一轮全球化的最大动力，也是最大的受益者。进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贸易增速持续高于同期GDP增速，与全球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越来越活跃，先后超过西班牙、法国、德国、日本等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全球第一大出口国。此外，开放才可以学习别国的成功经验，才可以把别国可能已经积累了几十年、上百年的东西迅速学过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站得高看得远。
二是放松管制。这也很简单，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政府开始放松管制，所以现在可以做很多计划经济时代做不了的事情，企业充分享受到了改革释放出的制度红利，引入竞争后助力效率提升。甚至有极端的经济学家说，中国撤销某个管理部门，这个行业就发展起来了。
三是土地二元化。这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我希望大家高度重视这个问题，虽然过去关于这个因素的解释不太多。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的70年里，农民群体一直是贡献者，前30年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农业给工业做贡献，毛主席也讲过这个问题，批评过有关部门，对农民剥夺得太多了。后40年是土地剪刀差，实施土地公有制（城市土地的国有制和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农业对工业的支撑，农民对市民的利益的倒输送。其实，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也很早就强调工业反哺农业。无论是前30年的工农业剪刀差还是后40年的土地剪刀差，农民都是受损的群体。如果和台湾地区、印度等经济体相比，不难发现土地二元化是具有巨大发动机的特点，是过去40年改革开放取得高速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但是，这种二元化体制也是有巨大代价的。
四是地方竞争。这个因素无须赘述，张五常先生也解释过这个问题，在我老家山东这几年就表现得特别明显，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大力提拔李云龙式的干部，要比学赶帮超，充分发挥地方竞争的重要作用。
五是政治稳定。中国的政治稳定，领导人更替比较有序，和拉美、非洲那些动荡的经济体相比，更有时间、有精力、有信心来谋求经济发展。阿根廷就是由于政权频繁更迭，在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中剧烈摇摆，没有找到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模式，才从准发达国家跌落回发展中国家。
上述五个方面是过去40年做对了的，有些可能在未来还要坚持，但有一些比如土地二元化带来的剪刀差，是需要逐步改善的，要想办法让工业反哺农业，农民群体已经给共产党做了70年的贡献，不能一味再让农民做贡献了。
10年：全球货币政策大实验陷入困境
过去10年是全球量化宽松的十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各大央行展开了史无前例的非常规宽松。
1、负利率和QE大实验
全球央行先是大幅降息，有的将利率降至极致（零利率）甚至奇葩（负利率），然后大举采用QE的方式扩张资产负债表。也就是央行通过增发货币，购买了很多国债和MBS等资产，把更多的货币放到了市场上，开启了十年宽松政策的大实验。
十年宽松，让全球央行的资产规模越飞越高，全球的“钱”也越来越多。美联储的资产规模从1万亿最高飞到4.5万亿美元，欧央行的资产规模从1.5万亿最高飞到5.5万亿美元，日本央行的资产规模从1万亿飞到最高5.2万亿美元。
中国也不例外，货币宽松的实验力度甚至更大。自2009年中国的货币政策迎来了一个分水岭，此后十年基本上都是大水漫灌的思路，出现了2009、2012和2014年三轮宽松，数十次的降准降息。
而且由于过去十年存在重大的监管漏洞，导致影子银行体系出现几何级数的膨胀，九十年代末期确定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使得整个金融业乱象丛生、监管套利层出不穷，资管通道业务规模加速放量，金融业杠杆率急剧攀升，整个金融体系流动性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在2012年看到了所谓的信托泡沫、2013年的钱荒、2015年的股灾、2016年的债灾、2015年以后房价的上涨。
所以，中国宽松的力度更大，通道更多，从传统的货币衡量标准来看，M2从不足50万亿膨胀到现在的180万亿，中国央行的资产规模从2万亿飞到最高5.6万亿美元。
2、货币宽松催生资产泡沫
过去十年货币宽松带来的金融化红利是中国经济取得不错成绩的重要推手，但是问题也接踵而至。源头上的货币放得太多，整个资产池子的水位也就上来了，资产泡沫随之而来，流动性的洪水在过去十年尤其是过去五年把所有金融市场扫了个遍，2014年的债市，2015年的股市，2016年的商品和地产，2017年的货币，在实体基本面没有实质变化的情况下，每个市场的估值都坐上了直升飞机，很多市场都在极短的时间内翻了一番，十年一线城市房价几乎翻了十倍。
这样史诗般的快速崛起很容易让人膨胀，甚至迷失。有很多人认为2009年是中国与西方的一个分水岭，因为2009年4万亿后中国借助货币宽松快速崛起，而西方国家陷入资本主义所谓的经济危机当中，在这个过程中，不少中国人开始觉得我们的经济总量起来了，我们的政策比你们更有效，你们深陷泥潭当中，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你们一天天坏下去，心理状态、行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2010年中国赶超日本后。
3、货币宽松退出困境
最近十年大宽松后，几乎全球各国货币政策退出都非常困难，道理很简单，吸毒容易上瘾不容易戒，金融机构对于宽松政策的依赖越来越强。当货币宽松推高房价、股价等资产价格的时候，拥有资产最多的富裕阶层相对更为受益，而中低收入阶层其实是相对受损的，因为他们必须花更多的钱去买房或者消费，购买力是相对下降的。社会阶层的分化愈来愈严重，美国等很多西方国家出现了民粹主义，特朗普不是个案，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领袖出现，而且全球政治家都几乎向左转，这是经济政策带来的副产品。
2015年美联储开始加息，就是想让货币政策进入一个所谓的正常化的轨道，中国实际上在2016年下半年变相加息， 2016年7月份中央政治局会议里面已经明确提出抑制资产泡沫。2016年中央银行开始收紧货币政策，2016年底出现债灾，但是货币宽松政策后遗症也是特别大，很难退出，因为要退出宽松政策就必须抬高所谓的利率水平，堵住所谓的影子银行的各种通道，这种情况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了，标志性的事件在2015年金融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历史峰值后迎来拐点。
3年：金融王气黯然收
过去3年，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不光是货币政策的收紧，监管政策也在收紧，收缩影子银行，打击非标业务，规范通道业务，金融业整顿后迎来迟到的大出清。金融进入下行周期后，M2增速从两位数下滑到个位数 ，企业微观的感受就是发现融资很难了，银行贷款更谨慎了，投资者直观感受“雷”越来越多，一不小心就中招了。
1、货币政策正常化
2015年底，美联储率先开启了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进程，重启了近10年来的首次加息，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始逐步适应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正常化。2016年之后，中国货币政策取向出现了微调，2014年底开启的货币宽松周期被按下了暂停键。2015年央行共有5次降息、4次降准，2016年仅有1次降准，也并未降息，2017年全年没有降准降息，2018年货币政策边际宽松，4次定向降准，年中宽信用政策频频出台，但在金融去杠杆背景下，宽松的力度不及从前。货币政策操作以央行新创设的货币政策工具为主，如MLF、PSL、TMLF等公开市场操作工具，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
与此同时，金融监管开始加强，2016年下半年金融机构去杠杆、整治同业业务的行动加快，金融业步入严监管周期。2017年金融去产能正式拉开序幕，国家金融稳定和发展委员会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首，资管新规、银行、基金等监管政策密集出台，宏观审慎框架、监管机构大幅调整，金融出清开始，挤泡沫成为新常态。直到2018年下半年开始监管政策才出现微调，有所松动，资管新规有调整，开始为经济下行做一些轻微的对冲。
2、金融爆雷常态化
自2016年中政治局会议第一次提出“抑制资产泡沫”开始，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大出清。在去杠杆和强监管的大背景下，金融王气黯然收，外部融资整体收紧，金融风险加速暴露，违约事件明显增加。
2016年出现债灾，债券违约常态化。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上游行业景气度下降，在去杠杆和年底资金紧张的叠加影响下，国债期货一度跌停，过剩产能行业违约事件集中爆发，甚至出现了连环违约，金融机构、银行间市场出现债灾。
2017年银行理财首现违约，不再保本保收益。“史上最严”的金融监管警钟敲响后，有很多产品陆续出现爆雷，银行、信托这些风控相对严格的公司都开始出现问题，更不用说原本就脆弱的P2P公司。最具代表性当属招商银行10亿理财产品因投资项目亏损逾期兑付，是银行理财首次违约。
2018年迎来爆雷潮，股债和P2P无一幸免。在中美贸易战的冲击下，上证指数从3500点左右一路下挫到2400多点，股票质押爆雷，十分惨烈，对于资产价格的杀伤力应该是比2007年的6124和2015年的5178还要大。当然债市也不太平，违约潮再度来袭，AAA债券上海华信首次违约，高评级也未能幸免；与此同时，裸泳的P2P开始一个个倒下，出现的停业和问题平台数量就超过1200多家，尤其是6-8月维权事件频发，甚至让人闻到了一丝金融危机的味道。
总的来说，2016-2018年这三年，金融市场极不平静，从非持牌到持牌金融机构，从非上市到上市公司，从小微到龙头，从局部到全局，从P2P、信用债、私募、财富管理公司到券商子公司、信托再到银行、保险，几乎无一幸免，金融风险加速释放。
1年：非典型宽松
从未来1年的维度来看，为对冲外部贸易战的影响、缓解内部经济下行的压力，大概率会进行适度的逆周期调节，或者是非典型宽松，货币政策一定比2017-2018年上半年宽松得多，但并不会像之前那样“大水漫灌”，房地产肯定是要被隔离在外。
1、逆周期调节的经验和教训
2019年3季度中国6.0%的GDP增速创下27年来新低。2020年，经济增长5时代确实有可能看到。PPI负增长幅度不断扩大，短期之内经济下行的压力确实比较大，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避免经济下行失速确实十分必要。
但是中国过去十年三轮货币宽松和三十年前日本逆周期调节的教训告诉我们，力度不能过猛。过去十年的三轮宽松的效果当然是立竿见影的，但是效果越来越弱，反应越来越迟钝，而且仅靠放水并不能创造实体财富，只会再次催生资产泡沫。
如果再出现2009、2012、2014年过去十年那样大规模的货币宽松，资产泡沫、社会阶层的分化、企业的高杠杆将会再重演一遍，后果不容设想，中国经济也难以承受得住。日本八十年代的教训是逆周期调节过猛，寄希望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试图通过不可持续的总量政策无法解决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再加上汇率政策失调，导致日本出现了巨大的资产泡沫，而后粗暴地破裂。结果是传统产业优势逐渐丧失，新兴动能尚未形成，经济几乎是原地踏步，甚至一度出现负增长，人均GDP停滞不前，陷入了“失去的30年”。
过去十年和日本当年的教训其实给中国的货币当局很大的启示，在外有贸易战，内有下行压力的情况下，逆周期调节的力度确实不能过猛。不是要不要，而是在度的拿捏。而长远来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迫在眉睫。
2、摁住地产打开基建是个难度很高的操作
过去，稳基建和松地产是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的常见组合拳。以往房地产调控是紧两年，松三年，但这一次本轮房地产调控的节奏明显不一样了，主基调仍是“房住不炒”，房地产还是一个金融风险问题，从供给端看，房企融资收紧，削减供应，从需求端看，调控政策升级，很多能加杠杆的家庭加不了，有能力买房的没有资格买，不仅是投机性需求，就连刚需都被抑制了。730政治局会议更是明确提出“不将房地产作为刺激经济手段”，意味着地产作为稳增长功能的弱化，而且央行最新推出了房贷利率新“锚”，通过LPR基准定价加点形成新利率，根据现有的两次LPR报价，五年期保持不变，这就着意味着房地产是被隔离在“非对称降息”的受益范围之外，不能再用过去的周期眼光看待房地产市场。“稳”将成为房地产市场新常态，既不会大涨也不会大跌，核心城市还是会跑赢通胀，收缩性城市挤泡沫已经开始。
所以，基建在本轮稳增长中的表现一枝独秀，得益于积极财政政策以及专项债发行前移和扩容、专项债用作项目资本金等因素支持，基建增速开始触底回升。预计未来财政政策还会进一步加码，基建仍是逆周期调节的重要着力点，现在已经开始提前下达明年专项债部分新增额度，明年专项债还有扩容的空间，2.8%的赤字率还有突破的可能，并会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加大传统基建补短板和新基建投入力度，虽不至于大幅刺激，但会在一定程度上托底经济。
3、不搞也搞不了大水漫灌
近期全球央行画风突变，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几十家央行降息，美联储年内已降息2次，十年来首次重启回购操作，欧央行“降息+重启QE”组合拳再度来袭，新一轮宽松再度来袭。全球宽松会给中国货币政策带来更多腾挪的空间，但中国的货币政策仍较为克制，2019年至今只有3次降准和LPR改革的“改革式降息”，做了一些政策的对冲，即使9月19日美联储宣布二度降息后，我国央行并未紧跟着下调MLF利率或逆回购利率，市场期待已久的降息迟迟未见，资金面相对谨慎，货币政策取向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考虑到金融出清还在继续，猪周期进入上行阶段、国际油价反弹，通胀预期越来越强烈，会对中国货币政策宽松形成一定的制约，2015年大宽松很难也不可能再现。
前几天易纲行长再次重申坚决不搞“大水漫灌”，明确表态货币政策“以我为主”，并不急于像其他一些国家央行所做的那样，有一些比较大的降息和量化宽松的政策。并且重申“再过几年如果哪个经济体还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这样的经济体应当是全球经济的亮点，也应该是市场所羡慕的地方。”现在货币稳健是为了未来经济能稳健，到时候那些宽松的经济体会后悔，可见保持货币稳健的决心。而且客观上也搞不了大水漫灌，如果再搞大水漫灌，就要把2017年以来所有的各种政策全部推翻，目前来看不太可能。未来会是非典型宽松，以降准和改革式降息为主，但大规模货币宽松很难再现，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资金的水位不会太高。
未来10年：中国的不变量
虽然从短期来看，中国经济内忧外患，需要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中艰难平衡，困难重重。但如果按照现在增速（中国6%、美国2%）粗略计算，在2029年，中国按照汇率计算的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也就是在10年后成为世界第一。过去四十年最好的投资机会在中国，未来四十年可能还是在中国，因为中国存在很多不变量，基本盘还比较坚实，大历史观角度来看，未来增长潜力仍然巨大。
一是体量巨大，从规模上看有明显的巨国优势。体量巨大是中国市场最鲜明的特点，蕴藏着巨量投资机会。中国市场是全球最大的市场，而且很有可能是史无前例的统一大市场。中国拥有14亿人口，超过3亿新中产，均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已经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差距缩小到1/3，不少地方“富可敌国”，广东相当于西班牙，江苏相当于墨西哥，山东相当于印度尼西亚，北京相当于阿联酋。俄罗斯现在的经济总量和广东省差不多，所以有人开玩笑说，普京总统用了二十年的时间终于把自己变成了广东省省长。这也是不少中国的年轻企业家，能在3年之内创造出“独角兽”企业的重要原因，抖音可以在不到2年时间成为全球下载量最大的APP，也是得益于人口基数大。
二是发展不均衡，从结构上看有潜在的增长机会。尽管现在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产生了非常大的争论和质疑，短期之内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是无限大的，存在着很多结构性机会。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是不均衡，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分化很严重。先看第一个数据，人均GDP现在约9500美元，不到1万美元，还处于中等收入水平，距离世界银行规定的人均GDP1.2万美元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还有一定的距离，史诗级的消费升级正在进行中。第二个数据，来源是国家统计局，中国税前月薪在8000元以上的群体在整个城镇居民当中所占的比例不到20%，说明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其实还是非常低的，并且分化非常严重，在北京、上海月薪8000元应该算是毕业生起薪，但是在贵州、云南可以算是高收入群体了，各地差距非常大，当然这也侧面反映中国市场仍然具有无限的潜力，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有一个数据就是名义城镇化率和实际城镇化率的差值，2018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至少还有2亿人尚无实现真正的城镇化，这是未来城镇化的一大看点。还有今年发改委出台了一个无比重要的城镇化文件，一改前期对大城市“严格控制”的提法，首次提出超大城市“大幅增加落户规模”，标志着城镇化思路发生了方向性变化，肯定了大城市化的集聚效应，会引导更多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这是给城镇化的一个大礼包。
三是亟待被打通和被唤醒的沉默市场。沉默市场平时基本上听不到动静，过去一直被忽视，但实际上有很多潜在价值可以开发，下沉市场如果能够打通的话，潜力无穷。小镇青年就是典型的代表，目前一二线城市的青年人只有6800万人，可生活在三四线城市的小镇青年却有2.27亿，是巨量尚未被市场充分发掘的价值洼地。数据显示，BAT 和头条系在三四线城市的渗透率不足20%，这就意味着有近6亿下沉市场的消费需求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所以说，快手、拼多多、趣头条“下沉市场三巨头”的崛起不是偶然，切实满足了用户需求。还有一个数据，很多人看完后都会大吃一惊，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现在，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累计人数占比占到我们总人口数量不到4%，普通本专科人数占到总人口数量不到7%。这也难怪近几年知识付费产品大行其道，强烈的求知欲催生了接近500亿规模的巨量市场，喜马拉雅123知识狂欢节销售额首届只有5088万、第二届1.96亿、第三届高达4.35亿，说是几何倍数的增长一点都不夸张。从这个角度来讲，人口红利，特别是人口质量红利释放的潜力仍然非常大。
综合上面几个因素来看，环顾世界，和其他的经济体相比，虽然短期看中国面临的挑战不小，但从中长期来看，太阳会照常升起，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值得投资的地方，机会仍然很多。不同的是，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平台期，市场化竞争下的优胜劣汰进一步加剧，存量经济时代已经到来，和过去40年相比，似乎很多该做的产业都做完了，该占的赛道都被占据完了，该积累的财富都积累完了。每个赛道都很拥挤，整体环境也在发生分化和折叠，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国家分化。在经济增速换挡的关键节点，只有少部分国家能够成功实现跃升，但是大部分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徘徊，如日本失落的三十年。
第二，城市分化。从全球经验来看，各个国家都会诞生聚集大量资源的超级城市，TOP 5的城市至少会集中1/4的人口。超级城市的扩张也伴随着中小城市的收缩，城市间“并购”或将变得越来越常见，越来越多城市“飞地”模式也将是大概率事件。
第三，产业分化。由于消费升级、监管加强、规模经济、资本集中、技术创新、渠道下沉等因素驱动，行业龙头强者恒强会更明显。现在房地产、白酒、智能手机、快递等行业都出现占据细分市场优势地位的龙头企业，如果不能成为区域或者细分行业的龙头，在当前分化折叠的环境下被淘汰的风险会更高。
第四，房价分化。核心城市泡沫回潮，非核心城市泡沫回调。人口集中、产业发达、公共资源优势明显的核心城市房价更有支撑，而前期涨幅过大、需求透支的三四线城市则相对危险。
第五，财富分化。财富膨胀正在静悄悄地进行着，而且不会是雨露均沾，大量财富会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全球都是这样，不到10%的最富裕群体拥有84.1%的财富。中国也不例外，北上广浙四省市富人占比超过60%，财富占比超过72%。
第六，资本分化。这也是资本市场的明显趋势，2018年中国0.5%的私募机构募得全部市场约20%的资金，中小VC生存艰难。
存量时代竞争凶猛，犹如丛林，生存空间的争夺异常激烈，有了淘宝、天猫，还能有拼多多，有了BAT以后还有今日头条。当然，存量市场中依然存在不少增量崛起的机会，在小众细分的赛道中抢占先机，有可能独享冒险的奖赏。比如银色产业（养老）、绿色产业（垃圾分类）、红色产业（监管科技）等等。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无论是年长一辈还是年轻一代，身处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本身就是局中人。当我们面临外部环境重大变化，当我们自身的体量也已发生重大变化，我们需要全新的思维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当过去一些领域的改革者成为既得利益者，当过去一些成功的经验成为现在失败的教训，我们能体会领导人苦口婆心誓言壮士断腕的恳切和豪情。
而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今天中国面临的经济挑战，不仅仅是经济失速问题，而可能是失能问题。我们不能只是从油门刹车离合这个维度去找原因，而应该从发动机电池汽油这个维度去解决问题。新旧动能转换需要耐心，空中换挡更是难上加难，这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舍本逐末。当然，无论何时何地，回归常识，尊重人性，创造激发微观个体积极性的良治环境，不会过时，至关重要，也殊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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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1-14 10:0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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