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策略] 一个村庄的政治机制设计

周鑫宇

本文摘编自周鑫宇教授的新书《中国政治的细节：一个县的减贫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

除了民主议事制度外，我们在岢岚村庄的减贫治理中还观察到其他一些有趣的政治机制设计。这些机制像民主机制一样，也是在村庄内部复杂系统中寻求解决方案的途径。

我们先看看脱贫攻坚中岢岚村庄普遍设立的一个机构：“爱心超市”。它的名字听起来像一个常见的平价福利商店，表面来看也确实如此。

这种超市通常设在村委会的一角。简易货架上摆放着食品、衣物、卫生用品等村民日常需要的生活生产物品。这些物品有的是外部直接捐赠来的，也有村委会用外部捐赠的扶贫款购买的。

一些国家在文化上可能不太接受二手物品的直接捐赠。但是在中国漫长的慈善史中，旧物捐赠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这也许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社会数千年来为了生存延续而产生的、降低社会总成本的方式。

在当代的扶贫活动中，城市捐赠到村庄的旧物已经经过了福利机构的挑选，都是干净完整的。我们可以想象岢岚村庄“爱心超市”货架上的物品对村民的吸引力。如果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慈善超市，村委会只需要让符合条件的贫困户来领取物品就可以了。村民们很愿意免费获得这些物品。

但是这些通过慈善途径筹集来的物品并不以慈善的原则分配，当然更不会用于商业营利。爱心超市物品的分配方式是政治性的。爱心超市里的物品不直接赠予村民。即便是被正式认定的贫困户也不能无条件地领取这些物品。

在岢岚村庄，村民通过一种村庄自主设计的积分兑换制度来分配爱心超市的物品。比如按照其中一个村庄的制度，家庭派代表参加一次民主议事会议，可以得到4分；由于庭院打扫干净被评为村庄的卫生文明户，可以得到2.5分；被选为敬老家庭，可以得到4分。

各个家庭的积分像银行存款一样留在村委会的记录里，村民可以公开查阅。这些积分唯一的实用价值，就是到爱心超市兑换物品。例如花费3.5分可以兑换一个水壶，兑换一瓶食用油则要花费15分。如果一个家庭的积分够多的话，他们甚至可以在爱心超市里兑换到小型的农业机械和家用电器。

如果我们仅仅注目于积分兑换制度，事情就会显得平淡无奇。在现代商业活动中，积分兑换制度非常常见，我们可以在航空公司和大型连锁超市看到类似的做法。

岢岚村庄积分兑换制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背后的政治意图。爱心超市与村庄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货架上的物品为村庄的政治活动赋予了村民可感知的价值。因此，从本质上来说，爱心超市的积分是村庄设计的一种政治教育机制。

由于这种政治属性，爱心超市不是一个超市，也不是一个真正的慈善机构，而是村委会下属的“机构”。因而爱心超市通常设在村委会之内而不是更方便人们光顾的街边村头，就不让人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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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爱心超市积分关联起来的活动，都是村庄政治教育的渠道。前面已经介绍过村庄民主议事会议的作用。下面我们来看看另外两项从文化角度来推动村庄政治发展的活动。

第一项活动是卫生户评比。

在岢岚村庄，按照村规民约，一个农户通常要负责保证自己庭院周围公共区域的整洁。这是村庄开展卫生评比的依据。但实际评比的时候也常会同时评价各家庭院内部的卫生状况。

中国农民的庭院常常用来堆放农具、饲养家禽、种植花草和水果、晾晒衣被和谷物等，常常是一个半开放的空间，许多传统村庄的庭院一般不上锁，甚至不设可关闭的门。

卫生评比是定期开展的。评比开始的时候，评委小组一起巡视村庄，为各家农户庭院内外的卫生状况打分。这个小组中有一部分人是村干部，另一些人是村委会邀请的村中长辈和有威望的人。

按照评委的评分，村委会公布不同等级的卫生示范户——就像酒店一样从三星到五星，并制作一块表彰牌匾挂到获奖家庭的门口，同时给这些家庭记上相应的爱心超市积分。

第二项类似的村庄文化评比活动是孝亲敬老家庭评比。其开展的方式也大致相同。

由于岢岚村庄的年轻人大量进入城市打工和居住，村庄中留居的多是老人。村委会定期组织有威望的村中长辈形成评委小组，选出敬老示范家庭。

获奖家庭的特点是家庭关系和睦，年轻子女经常回村庄看望老人，为老人提供赡养条件。村庄会为获奖家庭颇为隆重地挂上一块牌匾，给予爱心超市的积分和其他物质上的奖励。

读者很可能已经感觉到，这些评比活动听起来和发达地区的公共管理方式不太一样。

在城市管理中，公共卫生是政府的责任。家庭的卫生状况、家庭成员的内部关系是私人领域，不适合受到社区和邻里的公开评价。如果政府和公共管理机构参与了这样的评价，可能会被指责侵犯隐私权。

但是中国村庄在脱贫攻坚中产生的这些机制不是为了控制村民和侵犯他们的隐私权。这些机制的目标是减贫。

在减贫目标的驱动下，中国各地会相互分享和学习有效的脱贫经验。像爱心超市与卫生和敬老评比这样的方法也是先从一个地区创造出来，再推广到其他地区的贫困村庄中使用的。这些方法广泛复制，证明它们对于减贫是有效的。那么这些方法和村庄减贫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呢？

首先，从经济角度看，这些评比活动可能对减贫产生间接的经济助益。

如果敬老评比能让相对富裕的年轻一代对留在村中的老人予以更多的赡养支持，当然可以减轻政府和村庄的扶贫压力，这实际上是推动城市人口以家庭为纽带反哺农村人口。

干净卫生的村庄环境可以提升村民的健康水平，减少医疗开支方面的压力，也可能会为村庄带来服务业和商业的收入。整洁的街道和美丽的院落更能吸引旅游者。村庄干净，村庄生产的农产品也会让人感觉更加自然和卫生，能够通过网络的传播在城市的消费者那里卖个好价钱。

其次，从文化角度看，设计这些评比活动的初衷是希望改变贫困地区村民的精神面貌。

这一点在中国脱贫攻坚的政策语言中被称为“扶贫先扶志”。在扶贫者和村干部看来，村庄街道和农户院落干不干净，代表了村庄的一种“精气神”。村民把庭院和村庄打扫干净，就会有更强的愿望追求美好的生活环境，而不是习惯于在贫苦的生活中麻木忍耐。年轻子女孝敬父母，经常回到村庄和家庭之中，可以增加村庄的活力，重塑文化传统。

总而言之，干净整洁的村庄和团结和睦的家庭，都可以帮助村民树立努力摆脱贫困、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

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从政治角度看，这些评比活动还强化了村庄的社会关联，激发了村庄的政治活力，就像民主活动所发挥的作用一样。

前面我们已经解释了村庄内部社会关联的政治作用。越是深度贫困村庄，其内部社会关联往往越是疏离和断裂。这既包括村庄家庭之间横向的社会关联，也包括代际之间纵向的社会关联。

也就是说，村庄内部关系的疏离和断裂既发生在村庄内的家庭和村民之间，也发生在各个家庭内部。后者常常表现在开始享有城市生活的年轻一代人和保持传统村庄生活的老一代人之间的疏离。

我们已经论证过，村庄社会关联越是疏离，国家的脱贫政策就越难在村庄落实，也越难实现政治动员和集体行动。扶贫干部口中所说的没有“精气神”的村庄，常常是那些社会关联程度低的村庄；一个有活力的村庄，往往就是一个社会关联形式丰富和组织有力的村庄。

村庄的评比活动就可以让村庄家庭之间加强互动和联系。敬老评比还会加强代际之间的联系。这都可以为脱贫攻坚创造出更好的政治组织基础。

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孝文化在村庄政治中的意义。孝文化是中国举世闻名的传统文化之一。但在评选敬老家庭的活动上，弘扬传统文化只是一种附带的收益。强化家庭联系的最直接的好处是增强村庄政治动员的能力。

可以想见，村庄评选敬老家庭、弘扬孝文化，势必会得到村中老人的拥护。由于老龄人口占据岢岚深度贫困村庄常住人口中的很大比例，村委会通过敬老评比活动就势必能收获村庄多数人的支持。这类活动让村庄民众的主体在情感上站到了村集体和村干部的一边。在政治博弈的关键时刻，这种情感氛围将影响村庄政治活动的过程和结果。

按照中国的户籍制度，外出打工的年轻一代即便已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他们仍可能是村庄的成员，对于村庄的决策有表达意见的合法权利。外出人口由于脱离了村庄，对于涉及村庄长远发展的事务缺少参与的时间和意愿，其在政治活动中的关注点常常局限在自家利益的得失上。

因而在决定那些矛盾最激烈的利益分配时，村庄家庭中的长辈如果愿意接受村干部出于村庄整体长远利益提出的意见，而不是同其脱离村庄的儿女一样仅仅关心短期利益和自家得失，就会大大减少村庄政治决策过程中的阻力。

更深刻一点看，当老人更愿意站在村干部的一边的时候，等同于在公共政治权威中叠加了家庭内部的权威，这有利于统一思想达成共识，让国家政策在村庄顺利落实。中国许多成功脱贫的村庄都把推行孝文化的相关举措视作自己的成功之道，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