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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启臻（中国老年学与老年医学学会农村养老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名誉所长） 2021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首次将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列为“十四五”时期重点专项规划之一。规划聚焦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以增强社区服务供给、提升城乡社区服务效能为重点，提出“聚焦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弱有所扶和文体服务有保障，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村（社区）下沉”，这对乡村来说是巨大的利好。本文从乡村老年服务的视角讨论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对老龄问题解决的重要意义以及对乡村治理的重要价值。
乡村老年人面临的问题根本上是供给难以满足需求导致的。当前社会为老年人提供的服务，要么供不应求，要么供给与需求错位，都导致老年人的生活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因此，了解乡村老年人的生活需求，是解决乡村养老问题的基础性工作。现实中，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老年工作实务方面，普遍存在重视经济需求而忽视老年人其他需求的情况。据我们的调查，在解决贫困问题以后，乡村老年人以下三个方面需求容易被忽视。这不仅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也影响乡村治理成效。
老年人的劳动需求
“活到老，干到老”是乡村许多老年人的生活态度。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即使到了80多岁，也还在地里做力所能及的农活。有些人看来，老年人坚持农业劳动反映的是他们生活艰辛，但实际上，大部分老年人选择农业劳动，更多是满足精神寄托需要。他们通过劳动收获农产品，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同时还收获了自豪感和成就感，在劳动中体验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但是，老年人劳动需求常常被限制或被剥夺。一种情况是来自子女的限制，有些子女不理解农业劳动对老年人的意义，从爱护老人出发，不让老人种地，把土地流转给其他人。另一种情况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土地指标要农民上楼，消灭了农家院落，使老年农民远离耕地，失去农业劳动条件。
乡村老年人劳动需求不能满足，直接导致三个方面的消极后果：一是增加了购买负担，一些蔬菜、瓜果，本来可以自给自足，失去了自我生产的条件，完全靠市场购买，无形中增加了经济负担。
二是，劳动需求得不到满足，无所事事，增加了孤独感。乡村老年人从事适当的农业劳动，经常与邻里交流生产经验，互换农产品，获得自豪感和幸福感，也因此密切邻里关系。失去了农业劳动条件，有些老年人因此沉浸在打牌、打麻将之中，不仅耗费精力，还容易出现赌博现象，引发个体之间矛盾，影响社会风气。
三是有害身体健康。农业劳动活动筋骨，有精神寄托，是保持身心健康的重要途径。而劳动需求得不到满足往往导致过度自我关注，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悲观失望；甚至过度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总是担心怀疑自己身体出了问题，增加了去医院检查的频次，严重影响身心健康。
劳动养老，应该成为未来养老的一种方式。劳动养老是指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通过自主选择某种劳动内容，在劳动过程中获得必要的产品收入和精神满足的一种养老状态，也是老年人“自养”的形式之一。
要营造良好的劳动养老环境，首先，老年人要树立自立、自养意识，通过力所能及的劳动尽量减少对他人的依赖。年轻人也要正确认识劳动需要与幸福感的关系，不要错误地认为“孝敬”就是不让老人劳动，而应该积极主动为满足老年人劳动需求创造条件。
其次，为老年人提供丰富的技能培训。近些年，一些地方为老年人举办手工艺、书法、绘画、烹饪等培训，激发老年人潜能，培养老年的兴趣爱好，丰富老年人生活，为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创造条件。
其三，保留农家院落，为老年人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提供空间条件。农家院具有生产、生活、文化传承等多种价值，特别适合老年生活。其中发展庭院经济是其独特优势之一，不仅房前屋后可以种瓜种豆、栽培果树，可以养鸡养猪，还可以从事编织、酿造等传统手工业生产，这也是一些乡村打造“养老、养生、养心”社区的重要依据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强调老年人劳动养老，不是要推卸家庭和社会责任，而是着眼于提高老年人幸福感。实际上，家庭养老功能的维系，有助于满足老人们的劳动需求和情感体验。
老年人的交往需求
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是农村养老的三个主要方面。由于乡村长期的物质匮乏，人们普遍更关注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和物质照料，而忽视精神慰藉。现有关于精神慰藉的研究和实务，大都集中在生活不能自理的高龄老人，对生活能够自理的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问题关注程度不够。随着全面小康的实现和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农民家庭收入和农村养老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大部分农村老年人的经济需求一般能得到满足。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农民家庭代际分离、传统孝道观念弱化、村庄共同体解体，农村老年人面临的情感孤独和精神空虚问题凸显。因此，如何满足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是乡村养老需要面对的时代课题。
乡村老年人的精神慰藉，不限于嘘寒问暖或者陪聊，更不是提供一些文化产品可以替代的，甚至“常回家看看”也难以填补老年人的精神空虚。因此，要研究农村老年人的主体性和精神需求的特殊性。老年人精神慰藉实现于老年人作为主体的参与式体验过程，而不是作为客体被动地接受服务。
乡村老年人的生产生活深嵌于家庭和村庄熟人社会，家庭交往和社区交往是老年人社会交往实践的场景，是乡村老年人实现精神慰藉的日常性途径。通过满足老年人的交往需求实现精神慰藉是最为有效的措施。在实践中发现，针对乡村老年人交往频率减少、交往质量降低和合理交往被阻隔等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促进乡村老年人交往。
第一，组织老年人活动。传统的串门和聊天是乡村老人休闲娱乐、情感交流以及获得满足感的重要渠道，但是随着城市生活方式传入乡村，农民家庭装修越来越“豪华”，有些家庭进屋要求换鞋，串门聊天变得越来越不好意思；随着熟悉的邻里老人随子女外迁，邻里结构发生变化，邻里交往转向更大的地域空间。因此，老年人对“组织起来”的需求十分强烈。组织老年人活动的形式多种多样，目前各种文体组织，如棋牌乐、唱歌、跳舞等，普遍得到老年人积极响应。在我们调研的村庄，几乎都有老年人自发形成的文艺队伍，有的村里有多支队伍，彼此开展文艺比赛，增加了老年人的幸福感和愉悦体验。2021年重阳节，我们在一个村里组织80岁以上老年人集体包饺子，出乎意料所有能行走的老人都来积极参与，每个人都很兴奋，不是为了吃饺子，而是活动为老人们提供了情感交流的机会和空间，老人们表示非常开心和幸福。有组织的活动还包括集体学习，如办老年大学、聘请非遗传承人传授手工艺，聘请专业厨师教烹饪，以及普及家庭美化知识等，都可以有效激发老年人的兴趣，让他们在活动中满足交往需要。
第二，参加志愿者队伍。乡村本来有互助传统，但随村落共同体的解体，乡村互助行为逐渐减少。有些人想帮助那些弱势群体做些事情，也因担心带来负面评价而不敢出头。但是，只要有人号召、带头，村民就会积极参与。在河北隆化县山湾乡的几个村庄，我们从组建以低龄老年人为主体的“妇女之家”和“道德促进会”开始，组织志愿者为失能老人和困难户提供必要的帮助，捐钱、捐物、打扫卫生、洗澡，通过孝亲敬老活动，唤醒了人们的良知善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同时，组建志愿者队伍为村里的老年人营造了社会交往的空间，实现了社会交往由个体性向集体性的转变。低龄老年人对高龄老年人的照顾，或对有困难同辈群体的生活照顾，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同时，也驱除了自身的孤独感，增强了成就感。很多人反映，作为志愿群体的一员，能够为他人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一种久违的幸福感油然而生。老年志愿者活动是一种以相互信任和情感投入为特点的深度交往，更容易满足彼此精神慰藉和情感需求，有效地丰富了志愿者队伍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增强了老年人生活的价值感和存在感。
第三，吸纳老年人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农村低龄老人，本来就是村庄农业生产、红白事仪式互助、公共活动的主要参与主体。一些乡村聘请低龄老年人负责村里的义务巡逻，担任环境卫生监督员、村史讲解员、文化宣传员，主持或参与族谱与村志的编篡任务等，使老人们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老年人不再有被边缘化或被抛弃的感觉，他们找到了自己发挥作用的位置，从依附状态重新回到了主体角色。例如，在北京房山的大峪沟村，村委会聘请了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年人做顾问，请他们为村里的决策提建议，这些老年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激发出来，牢骚少了，建设性想法多了，以积极态度支持村委会工作，主动向群众解释村里的决策，协助村委会做群众工作，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他们反映说，自己体验到了多年未曾有的被尊重感和幸福感。在浙江义乌市的何斯路村，在村庄环境整治过程中，充分发挥村里老年人德高望重、言传身教的价值，建立了村老年协会和老年大学两个平台，通过这两个平台将何斯路村的发展理念、规划和措施向老人们宣传，在老人之间形成共识，进而影响他们的家人。特别是邀请村内德高望重的老年人负责宣传垃圾分类和督导卫生工作，组织了一支由6名老年人组成的文明卫生义务劝导队，对村民房前屋后的卫生状况进行定期检查并及时反馈。慑于老年人的权威，人们开始不好意思乱扔垃圾和随地倒脏水，久而久之自觉养成了保持门前卫生的习惯。如今，偌大的村子仅需两名保洁员即可保持干净整洁。
老年人对社区服务的需求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提出，“十四五”期间，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要达到80%，社区服务人才队伍将进一步壮大，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更好地得到解决，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我们最近在乡村调研中，问及村民最大的烦心事、揪心事是什么时，没想到大多老年人对乡村物业管理提出要求。
乡村本来没有物业服务，过去农户家里的修修补补，例如房子漏雨了，水管漏水了，都是自己解决，或者请邻里、村里的能工巧匠帮忙，一般都是免费的，属于熟人社会的互帮互助。今天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村里的老年人干不动了，年轻人在外打工，为数不多的技术工也外出打工挣钱了，村里服务业出现了空白。房子漏雨、水管漏水、安装玻璃、换煤气罐、家电维修，以及购物、理发、快递收发等，都越来越依赖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提供服务。缺少这些服务，让老年人长吁短叹，非常揪心。有的人家水管漏水，几个月得不到维修；有的做饭时发现没有煤气了，找不到帮忙的人；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甚至有钱却无法购物，他们坐在路边等熟悉的人路过，请求这些人代购日常用品，而如果等不到有人路过，就只能忍受。处于这种情况下的老年人，容易产生焦虑、孤独、抑郁和悲观等一系列不良情绪反应。
因此，实施村级综合服务设施提升工程，完善村级综合服务组织建设十分必要。如在村里建设智能快件箱，解决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问题，组建家政服务公司或物业管理组织，负责村里的卫生、垃圾分类与清理，房屋水电的维修、代购日用品、代交水电费，以及“一站式”的政务代办服务等，都特别受老年人的期待。
另一件烦心事就是对照料的需求。过去我们有一个误区，认为只有残疾人或失能老人才需要照料，对尚有自理能力老人的照料需求关注不够。一方面，农村老年人受“自求多福”心理影响，往往通过超负荷劳动透支自己的体力和健康，以证明自己的“自理能力”，不给子女添麻烦。另一方面，由于现在家庭结构小型化，子女在赡养老人方面确实力不从心。儿女们忙于打工挣钱，对父母关注程度降低，有的几个月回家一次，有的只有过年时才回家看看，家庭伦理道德日益淡薄，尊老、敬老、养老传统被弱化。
调查发现，农村老年人大多没有社会养老的意识和概念。在照料方面，他们首先选择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其次选择由孙子辈或亲戚照料，从来没想到由社区和社会照料，认为那是“五保户”的事情。老年人纠结的是，如果选择由子女照料，子女就需要放弃外出打工，收入或生计就会受到影响。因此，老年人只能通过降低生活质量来委曲求全。因此，对尚有自理能力老年人的生活照料，日益需要社会提供帮助，其中以下三类需求现实而迫切。
一是生活照料。一般认为，老年人在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所、走路、洗澡等日常生活指标中有一项是需要帮助的就视为需要照料。然而，一些老年人生活自理的标准就是自己能吃饭、上厕所。在乡村，最容易被忽视的是洗澡能力，有些老年人勉强自己洗澡而不慎摔倒、致残现象屡见不鲜。有的老人因没有洗澡条件，半年不洗澡，甚至一年不洗澡的也屡见不鲜。老年人没有提出要求，子女也不认为是问题。同样的还有理发，由于村里没有理发店，也没有理发师傅上门服务，一些老年人面临理发难的窘迫，不仅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也影响其精神面貌。因此，将助浴行动等内容纳入老年人照顾服务计划，很受老年人期待。
二是家政照料。打扫卫生、买菜、做饭、洗衣物、换床单等，很多老年人已力不从心，特别是做饭。很多老年家庭由于做饭困难，不能按时吃饭，或者只能凑合。在我们调查的村庄，子女们希望为老年人雇保姆做饭，但很难找到，因为村里人把当保姆看作是“低等”工作，一些有能力的人宁可打麻将，也不愿意去“伺候人”。因此，在乡村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可能比建“高大上”的“老年驿站”更能解决现实问题。
三是健康照料。乡村老人生病时的照料正在成为潜在的社会问题，越来越需要专业化服务。很多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他们缺乏基本的健康知识和急救常识，没有例行的体检，只是有了病才去检查身体，往往采取“小病忍、大病扛”的态度，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风险极大。因此，针对高龄老年人就医难问题开展助医服务，为老年人提供经常性的健康咨询非常有必要。可以采取送医上门、送药上门等服务措施，推动乡村社区医养深度融合。
满足老年人的社区服务的需求，不是要推脱家庭养老责任，而是要在居家养老基础上，强化社区服务职能。实际上，乡村老年人离不开家庭。乡村热衷于家庭养老，除了浓厚的恋土情节和落叶归根文化影响，还因为“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使人们对养老机构普遍采取抵触情绪，如果谁家把老人送到养老院，会被邻里嘲讽不孝。正因如此，居家养老被认为是乡村养老最适合的形式，它将经济支持、生活关怀和精神安慰融为一体，让老年人享受更多的家庭幸福。
农村具备养老的空间优势，不仅具有宅基地，房前屋后可发展庭院经济，而且有亲近自然的慢生活，又有熟人社会做基础，具有互助养老的先天优势。乡村老年人的劳动需求、交往需求以及对社区服务需求的满足，具有内在的乡土性逻辑关系。要充分利用乡村的自然、社会和文化资源，大力倡导“孝道”文化，让年轻人认识到尊老、爱老、敬老的重要意义。要发挥村民主体作用，通过组织低龄老年人开展志愿服务，从打麻将、晒太阳、闲聊等被动的“熬时间”，转向有社会价值的活动，在满足老年人自身多种需要的同时，也为乡村养老做出贡献。同时，也要看到乡村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就业特点、文化变迁等对家庭养老的挑战，积极完善社区养老支持体系，发展社会养老服务，为家庭养老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社区和市场养老服务越完善，家庭养老模式就会越稳固。（来源：《国家治理》周刊2022年8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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