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轶等：农民工返乡创业何以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吸引更多的既熟悉农村乡土又有城市工作经验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8年各类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数量累计已超780万人，带动乡村就业超3400万人，返乡创业成为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的有力途径。同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为41.0%，其中贫困地区工资性收入占比为42.0%，农民的收入水平直接检验着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那么，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否成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新引擎”？厘清这一问题对国家制定相关返乡创业政策和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下返乡创业成为农民工回乡的职业选择，激发了农村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然而，返乡创业能否带动农民就近就便就业，提高农民收入尤其是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缩小农民收入差距、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鉴于此，本文基于2019年全国返乡创业企业调查数据，主要解决以下问题：①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否提高农村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不同创业层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否具有异质性？②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否缩小了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及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③如果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助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这一过程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其一，立足返乡创业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考察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促进农民增收以及缩小农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其二，从“创业资源”视角检验了企业家精神、数字技术、政府扶持和正规信贷在农民工返乡创业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为剖析农民工返乡创业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提供了新视角。

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带动效应”和“乘数效应”，是带动农村产业振兴最直接的方式，在“农产品加工企业+农民”的生产经营模式下，将分散的农民有效组织起来，通过提高农产品深加工水平和延伸农产品产业价值链，从而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同时，返乡创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带动了大批农民就地就近就业，扩大了农村的就业容量，解决了已脱贫劳动力的稳定就业问题，提高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H1：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够提高农村地区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农民收入差距的缩小表现为两方面：第一，收入处于下尾的群体收入明显提高，较多低收入群体步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缩小与上尾群体的收入差距，进而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在户籍制度的作用下，进城务工增加了劳动力的流动成本，那些低收入人群因承受不起劳动力流动成本而无法获得外出务工机会，仅依靠微薄的农业收入自给自足。然而，农民工返乡创业为大规模减贫及农民增收提供了直接驱动力，提高了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性收入水平。第二，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增加和工资性收入提高，缩小了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一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加之惠农政策的不断推出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另一方面，农民工返乡创业为中西部地区回流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缩小了与东部地区因就业问题产生的工资性收入差距。

H2：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够缩小农民收入差距。

H2a：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够显著提升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性收入，缩小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进而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

H2b：农民工返乡创业能够缩小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

Barney（1991）提出的企业资源观认为，企业需要拥有一些资源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竞争优势，这些资源包括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企业整合和利用外部环境的组织资源。本文认为，返乡创业者的首要任务是获取、发展和管理企业资源，通过识别、开发、利用企业的外部环境资源，即“创业资源”来解决创业企业的人才资源、技术资源、制度资源以及资金资源等方面的约束，而上述约束性资源是返乡创业企业助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此，本文从企业资源视角，将企业家精神、数字技术、政府扶持政策及正规信贷作为中介变量，讨论它们在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H3：农民工返乡创业能通过企业家精神、数字技术运用、政府扶持政策和银行正规信贷的中介作用助力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和北京工商大学返乡创业项目组于2019年1～7月组织的联合调查，共涉及全国29个省份的返乡创业企业，其中，东部地区占比16.0%，中部地区占比54.1%，西部地区占比29.9%。得到有效样本量共计2139个。

1.被解释变量。返乡创业企业2018年雇佣当地农民工的月均工资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做对数化处理。

2.核心解释变量。借鉴王轶等（2022）的做法，将农民工返乡创业活动类型依次划分为生存型、发展型与价值型，生成多元有序变量，即创业层次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同时，为验证每一类创业层次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就三个创业活动类型分别生成二元虚拟变量。

3.中介变量。选用企业家精神（采用熵权法计算创新能力、学习能力、技能能力、竞争能力、承担风险能力5个维度的综合评分来度量）、数字技术（采用互联网采购和互联网销售表征返乡创业企业数字技术使用情况）、政府扶持和正规信贷作为中介变量。

4.控制变量。从企业家个体特征、企业财务特征和企业外部环境特征三个层面选取控制变量。此外，为控制不同省份和行业的影响，加入了省份和行业虚拟变量。

首先，依据条件均值、分位、阿特金森指数和基尼系数进行RIF回归。其次，为验证返乡创业对农民收入影响的作用机理，采用一元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最后，基于RIF-Blinder-Oaxaca方法，对农村地区农民收入差距进行分解。

基于不同创业层次的RIF回归结果表明，创业层次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提高返乡创业层次能够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其中，生存型创业对农民工资性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发展型创业和价值型创业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假说H1得到验证。基于不同分位点的无条件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分位点上升，创业层次的回归系数逐渐减小，且当农民收入水平处于90分位点上时，回归系数不再显著，意味着返乡创业活动对低收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带动作用更强。基于对数平均工资基尼系数的回归结果表明，创业层次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返乡创业层次的提高对农民内部收入差距有缩小作用，由此，假说H2a得到验证。

为考察企业家精神、数字技术、政府扶持及正规信贷的作用机制，本文构建一元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创业层次越高的企业越容易培养企业家精神、提高互联网技术应用水平、获得政府的优惠政策和正规信贷的支持，这些创业资源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和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进一步可计算出各中介变量在返乡创业促进农民增收中的中介效应占比为3.69%、7.72%、13.42%、5.37%；在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中的中介效应占比为2.78%、8.33%、13.89%、5.56%。此外，“创业资源”在返乡创业提高农民收入的联合中介效应占比为23.15%、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中的联合中介效应占比为25.00%。可见，发挥资源的联动机制能够有效解决创业企业在人才资源、技术资源、制度资源和资金资源等方面的约束，推动返乡创业高质量发展。即假说H3得到验证。

关于内生性问题，将企业家的外地创业经历作为工具变量，采用2SLS估计方法进行分析。关于稳健性问题，一是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返乡创业企业雇员人数；二是将回归模型替换为限值因变量Tobit模型处理断尾问题；三是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按个人原因划分的创业层；四是将中介变量数字技术替换为企业是否使用互联网。所有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本文的实证结果是稳健的。

基于不同区域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第一，返乡创业层次对中国东中西部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均有缩小作用，且对中部地区农民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作用强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第二，企业家精神在东部地区样本的回归中不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样本的回归中显著，说明企业家精神提升了中西部区域创新能力，带动了中西部地区发展。第三，数字技术变量在东部地区样本的回归中不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样本的回归中显著，且对西部地区的作用强于中部地区。说明数字技术缓解了西部地区农村的就业压力，成为农民致富和缩小农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第四，政府扶持是增加农民工资、缩小内部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且仅对中部地区农民内部收入差距有缩小作用。第五，正规信贷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实现了企业有效运营并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效益，为低收入农民群体脱贫致富提供了重要保障，进而缩小了农民内部收入差距。

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分解结果表明，总溢出效应的分解系数并不显著，而总带动效应的分解系数显著为负，可见返乡创业是带领农民增收的新引擎，有效缩小了东部与中西部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即H2b得到验证。

就东部和中部而言，带动效应为缩小此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创业层次、企业家精神、政府扶持和正规信贷显著缩小了东部和中部之间农民收入差距，且政府扶持仅在这一区域间发挥了显著作用，企业家精神的带动效应强于其他区域，数字技术的作用并不显著。从中部和西部的分解结果来看，返乡创业缩小了农民收入差距的总差异，且带动效应发挥了显著作用。究其缘由，正规信贷解决了返乡创业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通过数字技术应用推动了创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缩小了农民收入差距，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存在溢出效应。然而，返乡创业对东部和西部农民收入差距的总体缩小作用最强。可见，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扩大了返乡创业企业的融资渠道，而正规信贷的支持降低了创业的经营风险和成本，数字技术改变了农村创业的传统业态，实现了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带动了农民收入增加，进而缩小了区域间农民收入差距。即假说H2得到验证。

本文研究发现：农民工返乡创业显著提高了农村地区农民收入，并缩小了农民收入差距。其中，农民收入的提高主要存在于发展型创业和价值型创业中，农民收入差距的缩小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中部和西部之间。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家精神、数字技术、政府扶持和正规信贷发挥着显著的中介效应，且数字技术的应用具有较好的提质增效作用。

本文认为：一要推动返乡创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吸引有志之士返乡创办高质量企业，是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农民收入差距、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返乡创业企业高质量发展要靠培育、靠扶持、靠创新。培育和扶持需借助地方政府的力量，比如要加大对返乡创业企业的孵化、培育企业抗风险能力；创业企业要依托数字技术，推动生产经营创新。另外，地方政府要吸引高质量的返乡创业，要靠宣传、靠吸引、靠环境、靠情怀。农村地区发展成绩和营商环境的变化等需向外大力宣传，让家乡在外地务工和创业的有志之士知晓；地方政府要制定政策吸引有能力、有财力、有技术、有产业的成功人士返乡创业；家乡要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依托优美环境吸引成功人士返乡创业；要挖掘外地务工或创业有志之士的家乡情怀，吸引他们积极返乡创办高质量企业。二要发挥资源优势，推动返乡创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与农村地区农民共同富裕的有效协同。地方政府要培育返乡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让创业者敢于作为、能够作为和实现作为；地方政府要加大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5G基站建设，加强企业数字化运营平台建设，借助数字技术推动返乡创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企业提质增效与农民增收；充分发挥政府扶持政策的引领和示范效应，通过政策引领创业企业的发展方向，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发挥正规信贷的造血功能，推动返乡创业企业做大做强，实现农村地区农民共同富裕。

来源：《中国农村经济》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