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广华等：中国农村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与路径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讲，“发展不充分”对应“富裕”，“发展不平衡”对应“共同”，而中国“三农”与城乡分割问题正是全国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的突出表现｡从人均GDP来看，中国正在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城镇居民平均收入已经达到2017年国家统计局提出的“典型的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元到50万元之间”的标准｡但与此同时，农村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才刚刚摆脱极度贫困，大量低收入群体需要得到帮扶｡因此，在全国层面推进共同富裕意味着有效解决我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其重中之重则是推进农村的共同富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表示的，“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

众所皆知，早在2004年国务院就发布了中央“一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强调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随后陆续出台的新农村建设､全面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利农政策均促进了农村发展，自2010年起已连续12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尽管如此，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依然不到城镇居民的40%，即便是农村居民中收入最高的20%群体，其平均收入也尚未达到城镇居民的平均水平，城乡绝对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显然，推进农村共同富裕既迫切重要，也面临着艰巨的挑战，亟需更多有针对性的研究讨论｡从现有文献来看，学界对于共同富裕提出了不同的解读：共同富裕是新发展阶段的体现，也是绝对贫困治理的延伸，具有增进居民福祉､提升社会公平的含义（万海远等，2021），是发展与共享的有机统一｡逄锦聚（2021）认为共同富裕是以人民为中心，消除贫穷以及两极分化，进而实现全体人民的普遍富裕｡就共同富裕目标和实现路径而言，张来明（2021）指出共同富裕的首要内涵是推进收入分配公平，解决地区差异､城乡差异以及收入差距等问题｡为此，需要进行收入分配的改革，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相协调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唐任伍等，2022），逐步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税制改革进程（李实，2021；李实等，2022；杨志勇，2022）｡刘伟等（2021）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更具体地，许多学者建议以数字普惠金融覆盖率的提升来消除“信息鸿沟”､以促进城乡间教育公平来提升人力资本､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来提升保障水平与能力，进而促进共同富裕（李实等，2022；蒋永穆等，2021）｡

相对来说，聚焦农村共同富裕的文献较少｡史清华等（2022）分析了浙江的城镇化与乡村整合对农户收入增长的作用，认为农户收入提高对于共同富裕的重要意义｡

纵观现有文献，相关研究大多围绕全体共同富裕展开，聚焦农村共同富裕的高质量文献则相对不足｡为此，本文力图通过研究城乡差异和农村内部不均等，探讨中国农村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和路径，为农村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研究依据和政策建议｡

推进农村的共同富裕首先要明确政策目标｡农村共同富裕的主体是农村，目标是共同富裕｡本文将共同富裕理解为“富裕”和“共同”的有机结合，其中富裕反映收入增长情况，可以用人均GDP或人均收入来衡量；而共同则反映收入分配状况，可以用不均等指标如基尼系数来衡量｡从全国层面看，共同富裕的目标可以解读为中国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时将国家整体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类似地，从农村发展的视角看，“富裕”就是要使农村人均GDP或收入追赶上城镇，即逐渐消除城乡差异；“共同”则意味着需要缩小农村内部的不均等｡

农村共同富裕是总体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总体共同富裕的实现至关重要｡一方面，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直接带动总体人均收入的增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农村常住人口占比为36.1%，农村户籍人口占比为54.6%，农村富裕程度对于全国富裕程度的提高起着关键作用｡在农村总体经济水平大大落后于城市的背景下，农村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意味着城乡收入差距的逐渐缩小，这是缩小总体收入不均等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农村内部的不均等是总体不均等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泰尔指数的分解（万广华，2013），总体收入差距可以表示为城乡内部差距和城乡之间差距之和（见图1）｡由图1可知，2013—2019年农村内部的不均等占到总体不均等的30%以上｡事实上，长期以来，农村内部差距一直大于城镇内部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农村收入最高的20%家庭的收入是最低的20%家庭的8.23倍，明显高于城市的比例（6.16）｡所以，农村内部的不均等是国家层面推进共同富裕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总之，从农村视角推进全国共同富裕存在两条路径：（1）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减少农村内部收入不均等｡在理论框架下，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如将农村低保和城镇低保进行对接并最终加以统一，不但可以使农村内部收入不均等下降（托的“底”升高），而且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因为目前的农村保障水平远远低于城镇），进而推动我国的共同富裕｡

我国城乡二元分割问题由来已久｡四十多年来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处于较高水平，1992年至今城乡收入倍差始终大于2.5，甚至一度超过了3倍｡尽管2008—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呈逐渐缩小的趋势，但二者的绝对差距却在持续扩大，从2008年的10550元增加到了2020年的26703元｡

城乡分割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成因，学界较早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进行了有益的讨论｡蔡继明（1998）的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城乡比较生产力的差别｡李实（2003）则认为城乡分割的管理制度是造成巨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主因，此外，政府对农副产品的价格管控､对农民不合理的税负､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以及农村社会福利与保障相对不足等均是不容忽视的因素｡郭玮（2003）则把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总结为城乡产业特性差异､非均衡发展战略､社会运行体制差异以及城乡隔离四个方面｡总体看来，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城乡分割的经济社会政策是城乡收入差距高企的根本原因｡

要探讨如何解决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城乡收入差距为何居高不下？或者说，农村居民的收入为何难以实现快速的增长？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可支配收入可以按来源分为经营净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接下来将分别从这四个收入来源出发，分析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困境｡

1.经营净收入增长缓慢｡务农是农民的主业，也是其经营性收入的主要来源｡但中国的第一产业劳均产值无论是与国际相比还是与其他产业相比，均处于较低水平，在不考虑补贴的情况下纯农民家庭甚至出现亏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第一产业劳均产值为4.39万元，不到第二产业的四分之一｡

农民增收困难的原因很多，首先，劳均土地过少以及农地分散的现状严重阻碍了农业机械化与现代化进程，限制了农业生产规模效应的发挥，从而导致农业生产力难以有效提升，这一点在地势崎岖的丘陵地带表现尤为明显｡其次，农业生产受降雨､气温等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对于灾害冲击的风险抵御能力不足，这会降低从事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最后，即使产量提升了，农民的收入也未必能得到有效提高｡这一方面源于政府对于农产品价格的控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小农难以准确把握市场需求，经常出现扎堆种植上年的高价作物，结果导致市场供过于求｡换言之，“谷贱伤农”制约着农业增产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2017年全国800个产粮大县中，有10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这些“高产穷县”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其经济发展却远落后于平均水平（辛岭等，2016）｡农业是立国之本，如何有效提高农业生产收益､增加农民收入，是学界和政策界应该共同思考的问题｡

2.工资性收入方面，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从2015年开始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已经超过经营净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见图3）｡许多农村居民已经认识到依靠农业实现收入增长的困难，纷纷向非农产业转移，其中相当一大部分选择了进城务工｡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的流动人口达到3.76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有1.7亿人｡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为4096元，这比多数农民种粮食一年的收入还多｡

根据明瑟的人力资本理论，收入主要取决于教育水平与工作经验（Mincer，1974）｡城乡间巨大的教育差距，使得农村家庭极易陷入“低收入—低教育培训投资—低人力资本水平—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陈斌开等（2010）通过Oaxaca-Blinder分解发现，教育水平差异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高达34.69%｡城乡教育差距体现在多个方面｡教育年限上，农村学生的受教育年限明显低于城市，尤其是非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率较高｡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1》显示，2019年农村的平均教育年限为9.14年，城镇为11.44年｡农村高中及以上､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分别为21.62%和5.63%，城镇的相应占比则分别为54.59%和30.42%｡即使在同等教育年限情况下，农村的教育质量也远落后于城市（苏群等，2017）｡

对于无法进入普通高中就读的学生来说，进入职业中学就读是主要的出路之一｡但遗憾的是，中国的职业教育发展比较落后，中等技术学校大多学费昂贵､管理松散､教学设计不合理､不能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事实上，多数农村父母还是期望子女能够掌握一技之长，也愿意为此支付相应的费用｡但孩子在职业中学往往无法学到有用的技能，还可能被学校以实践之名送到工厂当廉价劳力替学校赚钱｡学生们或中途辍学打工或混到毕业，最终多是成为廉价劳动力｡2021年教育部发布通知，提出“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坚持普职比大致相当”，引起无数家长的负面反馈，职业中学在学生能力培养上的失职可见一斑｡

不仅是学校教育，城乡家庭教育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近年来“鸡娃”“内卷”等现象引发热议，但在广大农村地区，家庭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与投入都远远低于城市，很多孩子处于被“放养”状态｡农村儿童过度沉迷于电子游戏与短视频的现象常被媒体报道，这反映出农村儿童群体中父母陪伴和监督的缺失｡此外，即使有些父母想教育好孩子，也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农村家庭家长对于现代社会的了解与城市家庭也有较大差距，在填报志愿､学业生活规划､职业选择等人生重大选择上难以给出有效的建议，这也会影响子女的后续发展｡

在工作经验的积累上，农民工也会遇到比城市职工更多的障碍｡近十几年的户籍制度改革大大降低了农民工进入城市的门槛，尽管如此，农民工在城市实际上仍然受到包括就业机会在内的各种歧视（吴彬彬等，2020），往往从事更加辛苦､收入较低､工作环境较差的工作｡邢春冰（2008）发现农民工的平均劳动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当地的城镇职工｡卢晶亮等（2021）的研究表明，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相比在进入国有部门就业方面依然具有明显障碍｡不仅如此，外来农民工还存在被城市或企业以种种理由解雇和清退的风险｡根据《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6—2020年农民工群体呈现出老龄化趋势，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由2016年的19.1%增加到2020年的26.4%｡与此同时，大龄农民工就业难问题越发突出，这阻碍了农村转移人口收入的提高｡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00—2020年城乡平均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都在不断扩大，2020年城市的平均劳动力人力资本是农村的1.95倍｡

3.财产净收入方面，农村居民财产较少导致了较低的财产净收入｡财富积累量对于家庭生活水平有着直接影响｡举个简单的例子，同样是拿一万元的月薪，在上海租房的外来人口和有房的本地人的生活质量是难以相提并论的｡由于财富是可累积的，资产的不平等程度比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还要高｡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6年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546，而财产基尼系数达到了0.736｡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5年中国城市家庭平均金融资产规模达到11.8万元，而农村家庭只有2.3万元，不到前者的五分之一｡财产的差距会进一步引致收入的差距｡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年农村居民财产收入为418.8元，占总收入的比重不到3%，而城市居民的财产收入为4626.5元，占比超过10%，二者相差十倍以上｡财产的匮乏还使得农村居民难以获得贷款，从而丧失人力资本积累､创业和投资等机会｡全国的居民贷款大部分都由城市居民使用，农民的借贷规模极小｡这种信贷的城乡倒挂现象导致金融工具不仅未能帮助到农村居民，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城乡差距｡

4.转移性收入方面，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不足，养老金与医疗保险等水平较低｡目前中国几乎实现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全面覆盖，但农村的保障水平大大低于城市｡除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外，2020年农村基础养老金水平在每月90~180元｡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为3355.1亿元，实际领取人数为1.61亿人，平均每人每年2088元，而城镇职工的对应数据为40198元，是前者的19倍以上｡失业保障方面，城镇人口失业后，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而在城市失去工作的农民工由于可以回到农村，既不会被统计到失业人口中，也没有资格领取失业保险｡失业返乡的农村居民事实上处于一种隐性失业状态，但不少人却将此解读为“农村对于就业的蓄水池效应”，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对农村居民平等发展权利的忽视｡正如前文所述，务农的收益往往很低，失业返乡只是社会保障缺乏时的无奈之举｡

接下来，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对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CFPS涵盖了25个省份，跟踪收集了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面的数据，旨在反映中国的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考虑到CFPS统计口径的问题，本文以2014—2018年调查数据作为初始样本，并做以下处理：（1）由于CFPS数据并未提供家庭户主信息，本文以家庭财务数据中财务回答人作为“经济户主”，将其与成人库中的个人编码匹配，得到户主特征，接着利用家庭编码将家庭库与成人库进行匹配｡（2）只保留16~60周岁的户主样本｡（3）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城乡分类和户口类型，剔除非农家庭与非农户主样本｡（4）剔除核心变量缺失的样本，并将三年样本合并｡此外，本文对收入变量进行价格平减，并进行左右侧1%的截尾处理，最终得到容量为10325的三期面板数据｡

参照上文分析与过往文献，本文主要考虑了家庭层面特征､户主个体特征等重要因素对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此外，各村庄所在省市的城镇化水平往往对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我们也将其一同纳入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具体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其中医保变量是指户主是否购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补充医疗保险等｡

从表2的（3）列可以看出，除婚姻状况外，所有变量均在5%水平下显著｡首先，城镇化的上升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城市是现代经济的活力源泉，比农村更能发挥资源的规模效应｡城镇化意味着农村劳动力能够获得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带来收入的增加｡国家乡村振兴局数据显示，到2021年底，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达3145万人｡另一方面，城镇化意味着农业人口的减少，这使得继续从事农业的人所拥有的劳均土地等资源将相应增加，带动农村收入的增加｡都阳等（2014）的实证研究表明，通过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流动能够在未来带来可观的收益｡

在家庭特征变量中，土地流转､政府补助､帮助他人做农活或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纯收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农村家庭将土地进行出租､获得政府支持如农业补助以及外出务工能够给农村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这些结果也与事实相符；在户主特征变量中，年龄､工作类型､教育等变量对农村家庭纯收入也有显著正向影响｡通常而言，16~60岁样本的个体年龄越大､教育水平越高､从事非农工作都会增加农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当然，倘若个体的健康状况较差，其所获得的收入将相应减少｡

如前所述，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降低既是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也是推动全国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要控制农村的收入不均等，首先要了解造成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杨晶等（2021）指出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能够提高农户就业参与率，促进非农就业，进而减少农户间的收入不平等｡甄小鹏等（2017）认为外出务工将扩大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其余学者也从社会关系网络､教育､基础设施投资､数字经济､市场化程度､土地流转等诸多视角探讨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成因（赵剑治等，2009；张勋等，2016；杨穗等，2021；李怡等，2021；万海远等，2022）｡然而，至今鲜有文献从微观家户角度分析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决定因素及其贡献｡因此，接下来本文将采用基于回归方程的方法分解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均等，以识别备选变量对收入不均等的贡献，并据此给出相应政策建议｡

基于回归方程的收入差距分解包含两大步骤：第一，设定并估算收入决定函数；第二，将收入差距计算指标运用于方程两端，得出各个变量对收入差距的贡献｡以往研究表明半对数模型往往优于其他模型（Wan，2004），因此，本文直接使用本文第三部分的模型进行分解，得到各变量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但是，前文的收入决定方程为半对数模型，倘若直接分解将造成收入分布变量的扭曲，故需在原收入决定方程两边取指数后再分解，新的收入决定方程的形式如下：

如表4所示，历年城镇化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度均位列第一，但整体贡献度呈下降趋势｡城镇化能够为农村家庭提供更多的经济来源与工作机会，是农村家庭增收的重要途径｡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强调“新型城镇化”应着力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使得农村家庭能够更合理地分享城市的发展成果，进而缩小收入差距｡

户主工作类型对不均等的贡献度始终位于前列｡村庄哑变量､外出务工以及家庭人数在每年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中排前五位，这一结果与赵剑治等（2009）､甄小鹏等（2017）相似｡需要说明的是，村庄变量包括了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许多难以观测的因素，而不同村庄本身的差异也会对家庭收入差距产生较大影响；帮别人做农活或外出务工､自身工作类型对收入差距贡献也较大｡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外出务工或非农就业往往能够带来更高的收入，从而拉大与其他家庭的收入差距，进而扩大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

此外，教育以及是否上网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整体呈增大趋势｡通常而言，学历越高的往往收入更高，教育程度的不同显然会导致收入差距｡信息是当今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生产要素，而农户是否上网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户对于信息的掌握程度，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之间的“数字鸿沟”无疑会带来收入差距｡最后，政府补助､土地流转以及是否有医保､婚姻状况等变量对不均等的影响相对较小｡

通过以上理论与实证分析，可以看出目前中国城乡差距是全方位的，尤其是农村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农村居民收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事实上，包括美日韩在内的多个发达国家在实现城乡发展均衡的过程中都曾面临过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王思明，2007），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振兴农村､缓解“大城市病”的政策措施｡依据发达国家的政策措施和经历，可以总结得到相关的实践经验：（1）重视对农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训｡例如日本不仅注重培养农业技术､组织管理､生产经营等各方面的人才，提高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还致力于提升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管理｡（2）积极推进城镇化｡从工业革命后期，发达国家就出现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的现象，对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例如日本颁布了《户籍法》，大力鼓励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就业机会；美国也为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培训和就业机会（方向明等，2021）｡（3）大力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例如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设置村庄间竞争的机制鼓励农民积极参与乡村建设，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据世界银行的统计，韩国农村居民人均家庭收入从1970年的25.6万韩元增长到1980年的269.3万韩元｡又例如，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展了造村运动，增加对农村的财政补贴，其中的“一村一品”运动要求各村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农业产品，通过错位竞争战略推动了各村产业的持续发展｡（4）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城乡间的福利差距｡例如，韩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起了“新村运动”，开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大改善了农民居住环境｡不言而喻，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普及，可以大幅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同时缩小与城镇居民的各项公共服务差距（Howell，2001）｡

上述发达国家乡村振兴的各项政策虽由政府主导，但在根本上尊重了经济发展与人口迁移的规律｡日韩在地理上同属东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与中国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因此其乡村振兴的实践经验更值得中国重点借鉴学习｡结合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前文的理论实证分析，本文对中国农村共同富裕的推进特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应继续推动城镇化､市民化进程，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阻断贫困和不均等的代际传递｡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思想指导下，国家大力增加了对于农村的转移支付，农民获得的补贴明显增多｡但是，农民不可能也不应该依靠补贴致富，乡村也不可能通过转移支付振兴｡现有的“授人以鱼”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是“授人以渔”｡但由于就业､创业和教育的机会主要在城镇，所以需要不断推进城镇化和市民化进程，让广大农村居民获得发展机会，提高自主创收的能力｡另一方面，城镇化也有助于农村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多项研究表明农民外出务工可以大幅提高家庭收入，进而提高对子女的健康与教育投入｡同时，务工的经历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民增长见识､拓宽眼界，帮助父母改变其对教育的态度，或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子女｡例如，马俊龙（2017）的研究发现城镇地区较高的教育回报将提高农民工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进而提高子女的学习成绩｡

其次，需着力促进教育公平，增加教育供给，提升农村的教育质量｡良好的教育是增加收入､提升社会阶层最主要也最有效的渠道，因此需保障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相对公平｡此外，提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非常重要｡赵西亮（2017）发现农村的大学教育收益率甚至高于城市，高等教育有助于农村居民突破户籍限制｡石大千等（2017）指出，高校扩招可以通过增加高等教育机会和创造非农就业机会来缩小城乡差距｡因此，我国应考虑增加义务教育年限，并继续扩大高校招生（包括研究生）规模｡同时，高校招生要向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适度倾斜｡另外，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让职校的教学内容适应实际生产需要，同时要淘汰办学质量差的职校，整顿职校的种种乱象，以培养出社会真正需要的职业技术人才｡

需要强调的是，除了着眼于对农村的教育投资，还应关注越来越多的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根据教育部官网数据，2020年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数量达到了1429.73万人，超过了留守儿童的1289.7万人，随迁上学已经成为农村孩子获取更好教育的重要渠道｡肖利平等（2021）发现，乡城迁移可以通过改变家长的教育观念显著改善流动儿童的在校表现，流动儿童在优质教育机会的获得､成绩和教育期望方面均显著优于农村儿童｡尽管如此，随迁子女依然会因为户籍问题在教育上遭受歧视，即所谓“入学不易升学更难”｡这样的制度安排不仅不利于城镇化和市民化的推进，也会进一步拉大城乡孩子的教育差距｡因此，必须大力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加速市民化进程，不仅让留守儿童与父母团聚，还要让随迁子女获得与城镇居民子女同样的入学升学机会｡这些对于缩小城乡差距，乃至提升全社会的人口素质都有积极的影响｡

再次，完善与土地流转相配套的制度建设｡土地资产的升值与变现可以成为农村居民财富增值的重要途径｡农民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几乎没有享受到城市化发展带来的一系列土地增值红利｡为此，必须加快建设完善有利于农村土地尤其是宅基地流转的体制机制｡农村的土地一旦能够自由流动，农村居民的财产估值预计会有明显上升｡农村土地进入市场流动后，农民也能以此为抵押申请贷款，有利于农民突破信贷约束，加大人力和物质资本投资｡对于农民工来说，其住房需求在城市，但住宅房产却在农村｡农村大量闲置的住房和荒废的土地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如果能够帮助他们在城市安家落户，并让其在农村拥有的土地进入市场流转，将显著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此外，进一步扩展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保障水平｡当前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应该逐步向城镇标准看齐｡针对务农人员，要加强农业保险体系建设，拓宽保险覆盖面，并尝试开发或增加更适应农民生产生活的保险品种，以帮助农民缓解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诸多风险｡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应尽力将其纳入当地失业保障体系中，保障水平可根据本人在当地的务工年限进行调整｡此外，还应该加强对各项社会保障服务的宣传，让人们真正认识到各项保障的作用，积极参与投保｡

最后，应加大农村地区互联网的普及力度｡《中国教育概况———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情况》显示，2020年农村小学､初中建网学校比例分别为67.3%和74.1%，分别比城市低17.2%和12.6%｡农村学校互联网的普及能够缓解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同时也能成为农村居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帮助农村居民发现更多的创收机会，填补“数字鸿沟”，缩小收入差距｡

农村共同富裕的推进是实现全国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共同富裕政策贯彻落实的主要着力点｡本文将农村共同富裕的目标拆解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降低农村内部收入不均等两个子目标，并分别展开讨论｡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农村的“富裕”程度很低，所以缩小收入城乡差距更为关键｡因此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现状，从不同收入来源的角度总结了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因素以及农村居民增收困难的原因，并通过模型估算验证了非农就业与城镇化､教育､土地流转､社会保障等因素对农村收入的显著影响｡

降低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是农村共同富裕的另一子目标｡本文基于收入决定方程对农村内部收入不均等进行了分解，结果显示城镇化､非农就业､工作类型､家庭规模与教育等均是影响农村内部收入不均等的重要因素｡

总结而言，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内部收入不均等的影响因素有较大的重合，因此在这些方面着重发力有助于同时缩小城乡之间与农村内部的差距｡具体来说，应继续推动以城镇化､市民化为核心的制度改革，充分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平等就业和生活权利；大力促进教育公平，推行十二年义务教育､扩大高等教育招生，改善包括随迁子女在内的所有农村孩子的受教育质量；完善土地流转相关制度建设，改善城乡土地资源配置，让农村居民共享城市化发展带来的土地增值红利；扩展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加大保障力度；加快互联网普及，缩小城乡间与农村内部的“数字鸿沟”｡唯有这样，才能逐步消除城乡分割，降低城乡间与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均等，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来源：《农业经济问题》2022年第11期）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