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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德（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专家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关系中国未来发展方向与命运的重大战略，是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如此重要的一个战略，如何把它做好?我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面临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着急把战略落地的问题，而是要去读懂乡村，才能更好地振兴乡村。所以在这样的前提和背景下，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此实施办法的出台也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最近几年，因为疫情很多乡村振兴的政策落地是受到一定影响的，但是我认为这种影响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乡村的发展和城市不同，城市作为一个大集体，一旦停顿，整个经济社会运行就停滞了，而乡村社会主要依靠自然天利，依托于乡村自主之社会，所以说在疫情中，乡村的农业，乡村的振兴，乡村的发展自身在余温，自身在成长，自身在发酵。我想说的是我们很难去谈我们为乡村振兴自上而下做了什么，而是在疫情的大背景下，乡村为城市运行提供了很大的贡献，又一次凸显出了乡村社会是中国经济的大库房，大后方的功能，所以说，我们的乡村、我们的农民一直默默地为中国做出贡献。大疫三年后，党中央出台的《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我个人认为这预示着2023年将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地关键一年。如何落地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态度问题，实施办法也将作为一个外在的压力，让每一个党员干部更深切的意识到乡村振兴这件事，不是乡村自己的事，是于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和命运相关的事。近年来，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取得了非常宝贵经验和非凡成就，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乡村振兴这件事已经成为各地政府自下而上主抓的一件大事开始落地。至少在前几年，乡村振兴刚开始启动的时候，我到一些地方发现很多地方政府，仍然把乡村振兴看成新农村建设的延续，没有把它上升到一个真正的战略高度。现在我到各地去就发现，乡村振兴战略站位各地政府已经立起来了;其次，这么多年，在全国各地不同地方，已经形成了符合地方实际的乡村振兴的模式。河南的很多案例就具有普遍意义，这些案例就告诉我们，乡村是可以振兴的，乡村振兴的模式是多样化的。为此我在今年主编了一本书，在全国范围内选编了20多个成功典型的乡村振兴案例，那我们也可以发现，乡村振兴凡是取得效果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模式，但是它们有几个点是共通的。凡是乡村振兴成功的地方，一定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好的一把手，这方面是传承的，不是短期内形成的，所以说乡村振兴是人的问题。凡是取得效果的地方，都走了集体发展的道路。他们走的路，都是因地制宜，结合自身的特点而发展起来的。基于此，我认为乡村振兴的发展，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所以不要着急去锁定经验。乡村振兴现在开始成为全社会参与的大事，从艺术家下乡，到社会资本企业家下乡，再到青年下乡，乡村振兴经过几年预温，已经不再是乡村的事，乡村振兴正在成为一种社会运动;乡村振兴所依托的县域发展，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成片的变化，这也是未来乡村振兴值得研讨的。最后，我们也逐渐意识到了乡村的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生态文明建设在乡村振兴建设中不是一个配角，乡村的产业发展，是乡村的绿色发展。乡村的教育、人才、文化，是未来乡村最需要发力的三大领域，但是我们给于它们的关注度远远不够，这也是近几年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给与我们的一些启示。根据乡村振兴战略发展规划，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到2050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从时间节点来看，当下属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开局阶段，虽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但面临的问题和难题，显而易见的，短板和不足，不容忽视。从这个时间节点来讲，中央赋予乡村振兴战略定位很高。既然是一件大事。那么要把这件事做好，就需要时间。我个人认为乡村振兴比我们搞城市化的难度还要大。为什么?因为近代以来，我们追赶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把城市化搞好，有西方走了200多年的老路可寻，但是如何把乡村这件搞好，可以说在西方发达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没有参照可循。乡村振兴是一个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件大事，特别是我们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我们把西方搞城市化，搞市场经济，从上到下，从知识结构经验，中国学习西方的城市化方面，应该是合格的。但是这几十年，我们走了一条弱化乡村，甚至某种程度上是去乡村化为代价的城市化。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何修复乡村?我觉得修复乡村文明应该得作为前提。我们对乡村振兴这件事儿必须有一个长周期的思维。不要把它想的那么简单，希望它三年五年有什么大的变化，这可能会操之过急，很可能形成过犹不及。第二个方面来讲，党的二十大提出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那么未来中国式的亮点在哪里?潜力在哪里?我认为它不在城市，在乡村。我觉得物质和精神均衡的模式，它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可以说城市给我们提供强大的经济基础，而乡村社会将会给我们提供另外一个低成本、高质量的，有文化内涵的诗意生活。我觉得未来中国的乡村要建成的是更符合人性，是让一生都美好的乡村。所以说，未来的中国的乡村，它一定是形成新的城乡的新循环，它一定不是不是大家想的搞现代化，城市好了，乡村要补课才去建设。《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的发布，我觉得在落实的时候，希望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要读懂搞清乡村振兴工作的独特性，不要把过定量、规范化、精细化的管理，推广到乡村振兴考核上。因为乡村振兴须有多样性、长期性，农村责任制的考核一定要符合乡村振兴的规律进行。不能够搞教条主义，不能够像搞工业考核一样，月月有检查，季度要排队。落实到县一级、村一级的时候，我主张要搞长周期考核。比如，我的考核周期是半年一次或者一年一次，必须给足够的时间来消化做这件事儿。第二，考核责任制的目标不应该是单向的，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是个别领导坐在办公室，拍着脑袋，应该怎么样搞出一套东西来，结果这些东西落地到现实差距很大。第二我主张制定双向标准，在这个基础上确定目标责任制，而不是单向的、控制性的。第三考核不要搞一刀切，我觉得一定要在不同的乡村、不同的乡镇要有不同的考核目标，因为中国乡村的差别太大。第四乡村振兴是要全面振兴，不是单一指标的考核，所以说在落实某些考核指标的时候，要授权可考核同步进行。比如说乡村振兴的落脚点是县域，那前提要把权力授权给县。最后，县域考核有一个哲学思维问题，那便是乡村治理应该以无为主，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哪些东西是政府该管的?哪些东西是农民要做的?哪些是市场的?哪些是社会的?不要把所有的事一竿子都打到政府那里。以上这五个方面是我个人的想法，在如何落实责任制的时候，要走出常规的思维，实事求是，走出一套和乡村振兴的目标方向相匹配的且有效果的考核路径。（来源：乡村发现转自：《顶端新闻》 2022年12月2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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