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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2019年，三位经济学家因为减贫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其在全球扶贫问题上使用的实验型方法。”三位获奖者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通过随机对照试验的方法澄清了许多对贫困的混乱认识，并将扶贫手段有效性的评价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经济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方法的创新，通过新的分析工具的使用，使人们可以观察和分析在此之前无法研究的领域，发现原来无法发现的事实，三位获奖者正是通过利用和推广随机试验的方法，更新了人们对贫困的认识，产生了对贫困和反贫困的新的认识。
因为研究方法而获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认为，之所以将这一奖项授予以上三人，是因为他们所进行的对扶贫干预的随机试验研究极大地提高了我们战胜全球贫困的能力。
贫困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现在全球还有7亿贫困人口无法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每年有500万以上的儿童因为贫困无法得到简单的治疗而死于各种疾病。反贫困是全球各国一致的目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也一直将消除贫困作为最重要的工作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社会慈善机构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开发了多种多样的扶贫措施，但是这些措施的扶贫效果如何，哪些措施的效果更好，哪些可能是无效的，尽管有大量的评估报告，但是仍然缺少精细的科学方法加以验证。
无论是发展经济学或微观经济学都试图在研究方法上创新以更好地解释贫困的原因及反贫困政策的效果，但是这些分析大多集中在宏观领域，很难在实践层面上回应具体的政策需求，比如小额信贷是否能够促进贫困地区小微企业发展？要提高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首先要改善贫困地区的教学条件是雇佣一些临时教师好，或者是把大班分成小班好？减贫需要具体的政策和措施，而具体政策和措施的效果则需要精细的科学验证，随机试验的方法正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这种方法在减贫领域的广泛应用被认为是改变了发展经济学的方向。
在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开始使用随机实验的方法分析扶贫干预的有效性。简单地说，这种方法就是将贫困人口随机地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实施特定的贫困干预手段，一个小组不实施特定的干预手段，通过收集长期的实验数据，可以验证一种干预手段的有效性，并基于证据提出改善的建议。他们最早的研究是在肯尼亚的西部地区测验对儿童教育和健康干预的有效性，比如他们发现，尽管寄生虫是危害贫困家庭孩子身体健康的重要原因，但是许多家长并不一定接受驱虫药，那么原因是什么呢？他们的随机试验发现，家长对于驱虫药的价格非常敏感，当免费发放驱虫药的时候，有75%的家长愿意给儿童使用驱虫药，而家庭需要支付40美分的时候，就只有18%的家长愿意使用驱虫药。这项研究成果直接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驱虫药的使用政策，在新的政策中，建议凡是超过20%的儿童感染寄生虫的地区，要向儿童免费发放驱虫药，而不是收取费用。
随后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看到这一研究方法的有效性，用了15年时间深入五大洲多个国家的穷人世界，调查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发表了富有影响力的《贫困的本质》一书，并在2003年成立了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推动采取随机试验方法检验社会政策的有效性，为那些有兴趣致力于采取随机试验方法检测社会政策有效性的人员提供培训和指导。现在这种方法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家，在全球各地对各种议题进行研究。与我们传统的经济学家个人化的研究不同，他们的实验室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亚、东南亚以及北美和欧洲都设有办事处，从而产生了大量的随机试验结果，对政策的制定和改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与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不同，在随机试验的政策分析中，要将宏大的政策和项目分解为可以通过实验加以检验的小题目。比如在扶贫领域，经济学家经常讨论的是经济发展带来的涓滴效应有益于贫困户的发展，还是专项的扶贫政策更有益于减贫这样的大问题，大的研究议题很难通过随机试验来加以验证的；再比如，贫困的产生是因为贫困者自身的原因，还是宏观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导致的，也无法通过随机试验加以验证。可以进行随机实验的往往是更加具体的题目，比如对儿童早期添加维生素是否有助于其神态的改善是可以用随机试验的方法加以验证的。最近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的一些研究题目就清楚地反映出他们研究题目的特色，比如在农业领域，他们针对尼日尔的2880名农民进行对比试验，以分析“雨水收集能帮助小农脱贫致富吗”？他们还会对埃及的1000名借款人进行随机试验，分析“加大小微贷款的额度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他们的研究还包括对菲律宾569人的随机试验以检验“培训是否能让诚实、有能力的年轻人更想去竞选公职吗”？
从这些议题的提出和研究其方法的设计可以看出，随机试验与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些问题必须是具体的，可以通过随机试验就以检验；在数据收集中要进行随机的对比实验，以获得客观的数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只关注这些片段的实验而不关注理论问题。在他们的研究中，恰恰是通过大量看起来是碎片式的研究，对贫困进行新的理论解释，从而得出一般性的结论。要从片段式的实验中总结一般规律，往往要经过几个阶段，首先是在特定区域的随机试验，在取得实验结果以后，在将这一实验的范围扩大，观察在不同外部条件下其实验的结果，在比较不同地方的实验结果以后，做出理论解释。
经过20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随机试验的方法已经从小范围的实验发展成为系列的研究，对贫困的发生机制进行了客观的解释，对完善扶贫政策和手段起到了积极作用。
几个重要的领域
随机试验被广泛应用于贫困和政策研究，涉及的范围广泛，但是在诺贝尔经济学评奖委员会看来，他们的研究在与减贫密切相关的教育、卫生、行为偏好、性别与政治和信贷的研究中成果尤为突出。
所有减贫的理论都承认改善贫困地区教育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之策，但是如何改善贫困地区教育才是最有效的，不仅对学生的帮助最大，而且可以使减贫资金发挥最好的效果？通过随机试验开展的有关贫困地区教育的研究超过了100项，这些研究涉及到许多有关教育的议题，如提供更多的教科书给贫困的学生是否有助于学生成绩提高，聘请更多的合同制老师从而增加学生与老师的互动效果如何，缩小班级的规模能否改善教学质量，以及改善学生的健康状况是否会提高学生的入学率，减少辍学等等。
这些研究得出了一些与日常想象不同的结论，比如贫困地区的学生往往没有足够的教科书，那么增加教科书的数量，使更多的学生有教科书被认为一定会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但是他们的实验表明，增加人均教科书的数量只是使那些能力强的学生成绩得到明显提高，而一般学生的成绩并没有提高。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还对校外补课和计算机辅助学习做了实验，发现补课和计算机辅助学习对提高学生成绩都发挥了作用。他们的实验还表明，将学生按照不同程度分班也许对于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是件好事，关键问题在于教师教学和学生的学习水平要能够相互匹配。他们的实验还证明，教师的努力是改善贫困地区教育质量的关键，比如他们的一个实验是比较教师有奖金的学校和没有奖金的学校，发现有了奖金的鼓励，教师更加尽责，而学生的学习成绩也有所提高。
卫生是他们关注较多的第二个领域。迈克尔·克雷默最早就是从如何促进贫困家庭给儿童使用驱虫药开始了随机试验的研究，这些研究迅速扩展到许多与贫困地区健康相关的研究，比如如何保护贫困地区的井水卫生，如何改善卫生服务。
饮水安全问题是许多贫困地区面临的严重问题，即使有了水井，也有许多地方的井水受到人畜的粪便和污水的污染。卫生的投入具有外部性，大多数学者认为把卫生设施作为公共物品比私人物品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迈克尔·克雷默设计的保护井水的实验用客观事实证明了设施去原有的公共物品供给系统比私人的系统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但是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私有产权可以鼓励他们在水井保护中增加投入。贫困人群对价格的敏感也是他们研究的议题之一，比如前面所说的免费发放驱虫药可以使更多的贫困家庭采用驱虫药。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在印度还研究了医疗服务对贫困家庭接受种植疫苗的影响，发现如果医疗服务比较差，乡村卫生员经常不在岗，那么农民接受疫苗的比例会非常低，如果有稳定的医疗服务，再加上必要的激励就可以大大提高贫困农民接受疫苗的比例。
贫困农民的决策与非贫困人群往往是不一样的，这经常被归结为贫困人群特有的文化，但是这些争论似乎并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随机试验的方法可以解释农民行为的原因，并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民很少买化肥，尽管化肥对于粮食产量提高的作用很大。埃斯特·迪弗洛和迈克尔·克雷默在非洲进行了随机实验，一些农民给以较大的补贴，一些农民只是在秋收以后给以小额度的降价，实验结果表明，在秋收以后农民手头有钱的时候，小的补贴就能够帮助农民购买更多的化肥，而过了季节以后，即使给予较大的补助，农民也很少买化肥。这表明，对农民的补贴不仅要考虑额度，还要考虑什么时间是最好的机会。随机试验的方法推动了贫困认知和贫困心理的研究，通过大量实验解释贫困农户的具体行为与政策供给之间复杂的关系。
此外，性别问题，信贷问题也是被经常研究的题目。由于小额信贷再孟加拉的成果，以及小额信贷扶贫的创始人尤诺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小额信贷扶贫的方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被复制，大多数对小额信贷的扶贫效果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埃斯特·迪弗洛在印度共两个阶段的实验却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表明小额信贷可以促进贫困人群，特别是妇女的创收活动，尽管埃斯特·迪弗洛强调她的研究并不能否认小额信贷的作用，因为信贷扶贫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是她的研究仍然可以说明，小额信贷扶贫也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
任何政策的制定和改善都需要科学的依据，特别是在扶贫领域，需要政策的具体化，随机试验正是在这个角度上，为政策的制定完善提供了科学依据。
理解贫困
也许人们看到随机试验的方法只能解释具体的问题，但是当这些问题被按照一定的议题设计，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框架，并在不同地区被不同的研究小组重复实验的时候，就为重新理解和解释贫困提供了可能，这集中体现在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所著的《贫困的本质》一书中。
穷人往往被看做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因为他们自身的一些问题而深陷贫困。比如穷人往往被看做是懒惰的、只满足于获得当前生活，他们不会为了将来的发展而减少当前的消费，他们生活缺少算计，有钱就会乱花等等。但在这本书的作者看来，“即使这些人处于贫穷状态，他们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和我们一样。穷人与我们有相同的欲望和弱点，也并不比我们理性多少——正好相反，恰恰因为他们几乎一无所有，我们常常会发现，穷人在做选择时会非常谨慎：为了生存，他们都需要成为精打细算的经济学家”。穷人的一些行为也许被外界误解为不理性，但是对于穷人来说，那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人们常说贫穷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在大多数时候，贫穷不仅仅限制了人们的想象力，而且限制了人们的行为能力，比如要做出正确的行为选择需要大量的信息，但是大量的信息是穷人接收不到的。穷人在缺少足够信息基础上做出的决策，在外人看来，自然是非理性的。
要想理解穷人的决策、穷人的生活，就要深入到穷人的生活世界中，在其特定的生活场景中去理解他们的生活。只有从穷人的角度才能理解，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忽略的那些小花费、小障碍和小错误，对于穷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生育过多的孩子往往被看做是贫穷的重要原因，越是贫困的家庭就越是生育更多的孩子，而更多的孩子又导致教育和医疗的不足，从而更深地陷入贫困，由此产生贫困的循环。但是从穷人的角度看也许问题是不一样的，穷人在未来会面临更多的风险，包括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风险，以及父母年老以后的风险，有更多的孩子可以分摊这些风险。事实上，孩子多与贫困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孩子多既可能因为资源不足造成贫困，也可能因为孩子之间相互支持而摆脱贫困。作者收集了多项实验研究，但是都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孩子多必然导致贫困。
作者并不反对控制生育，但是在作者的分析中，控制生育是一项复杂的活动，既需要良好的公共卫生服务，也需要两性之间的平等关系建立。良好的公共服务并不限于提供避孕措施，还包括卫生人员的定期访问。而在家庭中，男性往往更倾向于生育更多的孩子，而贫困家庭的妇女选择权力很弱，因此提高妇女地位也会有助于减少生育。
许多被认为是贫困原因的行为可能是贫困的结果，比如说穷人不储蓄，可能并非是穷人没有储蓄的愿望，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储蓄的能力，他们从来无法积攒到足够的钱去进行投资或改善生活，才会将到手的钱马上花掉，如果让他们生活中有希望，就可能提高他们储蓄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贫困是要理解穷人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原因，这些原因构成了反贫困的障碍，消除了这些障碍就可以实现反贫困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系统的随机试验帮助我们改变了对贫困的理解。
中国扶贫经验的具体化
从穷人的角度去理解贫困问题，通过系统的随机试验检验政策的效果，并在科学的基础上完善减贫政策，这一发展经济学的创新对于理解中国的扶贫经验和完善扶贫政策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首先，中国的减贫经验需要从微观的角度去理解和解释。中国扶贫成就的取得不仅有宏观的顶层设计，更需要在微观层面的具体落实。微观层面的制度设计和经验解读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扶贫成就取得经验，也能够更好地讲好中国扶贫故事。
大部分贫困人群在温饱尚难解决的情况下，很难考虑到长远的利益，因此贫困人口往往宁愿让孩子去辍学打工，因为打工的收入可以解决贫困人群当前的现金需求。但是中国采取了综合的减贫手段，不仅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和发展产业的机会，同时还强制性地要求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综合性的手段产生了良好的减贫效果，从而使贫困家庭彻底摆脱贫困成为可能。但是我们缺少系统的实验数据来支持这样一些结论。再比如中国创新地将光伏与减贫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为贫困家庭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在获得稳定收入来源以后，贫困农户的生产和生活行为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也缺少系统的数据来说明他们的变化。
其次，随机试验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政策设计。精准扶贫进入关键之年，2020年以后，中国的扶贫将从解决绝对贫困问题转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在这个时期，特别需要精细的政策设计。解决精细的政策设计是随机试验的优势，在宏观的顶层设计完成以后，要取得更好的减贫效果就需要不断完善政策设计。随机试验的方法已经被引入到中国，并被应用于扶贫政策，特别是有关儿童扶贫政策的评估，并取得了良好的经验，可以被在一定范围内加以复制。
在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以后，中国将面对更加复杂的相对贫困问题、城市贫困问题，具体和精细的随机试验方法将有助于深化对于贫困的认识，从而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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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2-25 16:3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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