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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gecccn 于 2023-7-5 09:57 编辑
赵建系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 近期，一些媒体掀起了一股声称世界正在“去美元化”趋势的热潮，似乎在宣称美元体系即将迎来崩溃。显而易见，这种说法是一种夸大其词、博取眼球的炒作。在当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多边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中，偶尔有几个经济往来频繁的国家使用本国货币进行结算，并非罕见现象。作为一个历经百年的全球基础设施，世界美元体系在短期内依然难以撼动。 但必须承认的是，世界美元体系的基础已经开始动摇，而且有可能加速变化。这取决于美国作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捍卫者的决心和能力，以及大国之间冷战2.0态势的演化。如果全球经济贸易体系呈现分裂趋势，货币体系也将出现区域性分裂。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一。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美元作为一种主权货币，与作为全球货币的超主权属性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美国美元归美国所有，而世界美元则是一种公共产品。 世界美元体系的基础是什么？是二战的遗产“地球村”，是建立在和平秩序之上的全球经济贸易金融体系，承载着美国所倡导的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自由市场主义的价值观。作为全球货币的美元必须在全球范围内便捷地购买所需商品、服务和金融资产，并提供稳定的定价标准和价值尺度，这构成了其作为“全球统一度量衡”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全球化是美元化的基础，而美元化也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相反，去全球化必然意味着“去美元化”，因为在没有统一的全球贸易体系存在的情况下，统一的货币体系将失去意义。 这也意味着，为了维持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美国必须保卫全球化的经济贸易和金融体系。否则，美元将无法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如果全球体系被人为破坏，变得支离破碎，那么货币体系也将变得支离破碎，并呈现出区域性的特征。当全球化体系退化，高成本的双边贸易成为常态时，美元的作用将逐渐减弱——贸易双方只能回归本国货币结算，甚至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这将大大降低全球对美元的需求。 道理很简单，货币的本质在于自由，它具有作为一种普遍等价物的能力，可以与一切商品进行交换，同时为世界上的各种物品标明价值尺度。一个国家储备美元的根本目的在于储备全球购买力。然而，如果一个国家的购买范围受到美国黑名单制裁的限制，可购买的物资、商品和金融产品大大减少，那么这个国家为什么还要储备大量美元呢？更加致命的是，在信用货币体系下，一个国家储备的美元及其资产主要以外汇管理部门在美国某银行或其他交易系统的记账美元存款和美元债券形式存在巨大的政治风险敞口（美元现钞除外）。例如，在俄乌战争期间，美国通过主导的全球金融系统对俄罗斯的国家和个人进行金融制裁，已经展示了这种美元储备形式的不可靠性。当前中美两个大国已经事实上开启了冷战2.0，这也在动摇着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根基。 因此，如果没有和平的国际秩序和通畅的全球化体系，频繁实施制裁、脱钩和断链，毫不夸张地说，这实际上是在逐渐破坏世界美元体系的基础。当手中的美元无法在全球范围内购买所需之物，并且还要忍受其价值大幅波动时，对于个体而言，保留大量美元的意义将变得模糊。当然，世界货币体系是一种基础设施，短期内难以被取代。尽管美元存在一系列问题，但在全球范围内尚未出现其他可以取代其作为一般等价物、价值储藏和计量单位的货币。除非出现完全意义上的超主权货币，世界货币的货币供给主权与货币需求的超主权之间的矛盾将无法调和，直到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并引发“相变”。 因此，未来的发展不仅仅是简单的去美元化过程，而是一个不断涌现出双边货币协议、区域性货币集团和货币区的时期，是一个群雄崛起、反对美元霸权体系的动荡时代。 一、货币与世界货币的本质 货币的本质被视为一种功能，与其形式无关，无论是纸币、数字，还是信用、资产。货币的本质体现在其使用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尽管货币的形式经历了近万年的多样化演变，但其核心功能却始终如一。 众所周知，货币的功能基于三种状态：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价值储藏。其中，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交易媒介和作为定价和会计记账的价值尺度是货币所特有的功能，其他金融工具无法取代。然而，货币的长期价值储藏功能在人类进入信用法币时代后逐渐减弱，因为货币往往面临着通货膨胀等价值损耗的风险。 货币的功能状态取决于货币在特定时刻扮演的角色。若按重要性进行排序，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价值储藏应被优先考虑。交易媒介作为一般等价物具备基础性功能，无法被其他资产或商品所替代。这一点在金融危机的流动性危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人们追求的只有一种货币，即美元。其原因在于只有美元能充当一般等价物，用于偿还债务、补充保证金以避免爆仓，并满足客户赎回的要求。 从实物货币向法定货币的演变标志着货币史上的重大转折。法定货币与国家权力机构紧密相连，国家通过垄断货币铸造权并在货币上刻印权威符号来确立其地位。为创造稳定的货币需求，国家规定使用法定货币支付税款，即购买公共服务的费用。 在法定货币制度下，国家财政与货币密切相关，形成了现代货币理论（MMT）所描绘的经典场景。但是，在发达的信用市场体系中，尤其是在建立银行体系之前，仅仰赖国家信用可能无法充分发挥货币的功能。法币依然必须挂钩某种贵金属才能形成完整的信用，货币才能发挥完整的功能。 然而，与贵金属挂钩的一项困扰在于严重的供给约束。无论是黄金还是白银，其短期内的开采量都是有限的。为了克服这种供给约束，国家通过货币铸造的垄断权力逐渐减少法定货币中的金属含量，铸造不足值的货币，直至最终形成毫无贵金属含量的信用符号，丧失了其本身的价值。这可被视为货币史上的第二次相变。 法定信用货币的出现突破了货币史上普遍存在的供给约束问题，使货币看似可以无限供应，然而实际并非如此。除了法律和道德方面的一般限制外，还存在更为刚性的约束，即通货膨胀。 以中国货币史为例，宋朝的交子被视为世界上最早的信用纸币，但很快引发了恶性通胀并被废弃。元朝尝试引入类似制度也以失败告终。直到明清时期，中国货币仍然与白银挂钩，这才得以保持信用的稳定。中华白银帝国一直延续到1934年美国《白银收购法案》之后，因白银外流引发通缩危机而结束了挂钩制度，成为纯粹的法定货币。直到抗战结束后，严重的恶性通胀导致该制度瓦解。 世界货币的本质同样是一种功能态。美元要成为世界货币，需要具备作为全球一般等价物、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手段的能力。美元的诞生与其在战争中的强化密不可分，从其前身绿背钞开始，就承担着为战争融资的使命。国家的能力越强大，其垄断税收和货币发行权的能力就越强，法定货币就越不需要依赖贵金属挂钩。显然，美国的国家能力需要通过战争不断增强。 二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秩序为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奠定了基础，并不断塑造了全球范围内对美元的需求场景： 1. 投资：在二战后的欧洲复兴过程中，著名的马歇尔计划要求以美元进行支付和结算， “欧洲美元”诞生。 2. 债务：对外借出的债务必须以美元计价和偿还，这促使许多国家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 3. 经贸往来：美国主导建立了交易支付结算平台（SWIFT系统）和统一的国际贸易环境，大宗商品的定价和交易必须使用美元（石油美元）。 4. 跨国银行: 作为美国本土银行设立在海外的分支机构，跨国银行承担着经营美元业务的重要职责，并在实质上充当了海外各国央行的角色。 5. 储备货币: 各国央行对美元的需求主要出于国际经贸和债务偿还的需要，以确保充足的储备货币。由此，美联储成为了各国央行中的"央行"，即最高级别的金融机构。 6. 金融交易: 股票、外汇、债券、大宗商品及其衍生品的交易额远远超过了商品和服务交易额（前者是后者的数十倍）。 由此可见，美元作为全球货币拥有广泛的应用场景。全球货币是一种基础设施，具有垄断的特征，这一点从全球支付额的占比就能够窥见一斑。尽管美元在贸易支付额占比约为60%，但如果考虑到国际金融市场的支付额，美元绝对是无可匹敌的领先者，欧元难以与之媲美，更不用说其他货币了。 二、全球货币体系的演进：节点、变迁与重构 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的确立是该时期最重要的遗产，世界各国从中获得了和平红利。其中，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全球货币体系的基石，可视为1.0版本。其广义定义还包括关贸总协定，其最主要的共识在于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化，包括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因此，如果全球化和自由化进程受阻，将会对全球货币体系的基础产生冲击。 在二战后不到八十年的时间内，全球货币体系不断演进与重构，形成了四个关键节点与版本，分别是： 第一个版本是1945年至1971年的全球货币体系1.0，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节点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由于美国全球信誉尚未牢固，美元需要与传统的硬通货黄金挂钩，才能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全球美元体系更像是黄金准备制度，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其他国家并不会将美元兑换为黄金。这种制度的存在导致了“特里芬难题”的产生，并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在此期间，作为二战的胜利者和主要受益国，美国主导了以欧洲为主的全球重建工作，并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创造了对美元的需求，为其成为全球储备货币打下了基础。广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还包括主导全球贸易的关贸总协定，这进一步丰富了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场景，例如用美元作为支付手段的欧洲重建计划（马歇尔计划）的投资和债务往来（“欧洲美元”），以及以美元作为支付和结算手段的全球进出口贸易活动。此期间还伴随着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重工业领域的崛起提高了其国家竞争力，也为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其他国家需求美元以购买美国的工业产品。 这一时期并未发生像后来那样具有广泛影响的全球金融危机。相对而言，这段时期被认为是全球经济、贸易和金融体系超级稳定的阶段。 第二个版本是1971年至2009年期间的牙买加体系，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全球货币体系2.0。向牙买加体系的转变的节点为黄金美元的崩溃，美元与黄金的完全脱钩。此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或世界货币的黄金本位制存在着一些固有的矛盾，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特里芬难题”。黄金的储量和开采增长是有限且缓慢的，而全球贸易和投资所需求的美元却增长迅速，甚至在某些阶段呈指数级增长。众所周知，美元长期以来与黄金挂钩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1971年美国正式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从此全球进入了以国家信用为背书发行货币的时代。 这一转变具有重大意义，自此金融产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包括利率市场化、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浪潮等。华尔街开始在美国迅速崛起，并伴随着美国制造业的向外迁移和产业空心化。由于中东战争等突发事件，石油价格急剧上涨，导致国际贸易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石油生产国出现大量顺差，而美国则出现大量逆差，为欧洲美元（即离岸美元）的输出创造了新的渠道。虽然这些欧洲美元主要属于中东多个石油生产国，但持有现金的回报非常低，因此大部分资金重新流向欧美等发达金融市场，这也是欧美金融产业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由于这一时期美元全球发行以石油贸易为主导的国际收支缺口为基础，因此被称为“石油美元”。大量石油美元的涌现使得欧美国际金融机构的产能大幅扩张，过剩的美元开始流向南美洲国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国家，为后来频繁发生的墨西哥危机、南美危机、日本危机、东南亚危机等埋下了许多危机的隐患。 自此，全球进入了明斯基所描述的“金融不稳定”时代，周期性爆发的金融危机变得司空见惯。 第三个版本是2009年至2020年的全球货币体系3.0，其开始节点为次贷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个阶段最显著的两个特征是：一是全球化进程达到一定程度后，特朗普掀起了了去全球化的浪潮；二是美元发行的货币纪律彻底瓦解，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连续增长，美国债务上限屡次提高，美联储被赋予了一个新的角色——最后交易商或做市商，开始对金融市场进行全面干预。由于美元发行纪律的瓦解，全球金融动荡由美元潮汐引发加剧和加速。在次贷危机之后，欧债危机、新兴国家货币危机、中国股票和外汇市场的大动荡以及地方债务的大规模爆发相继发生。美元的发行量和汇率前所未有地不稳定，越来越多的债务陷入了明斯基时刻。同时，金融市场进行的价值定价也变得越来越扭曲，2019年左右全球负利率债券规模竟高达18万亿美元，导致养老金等长期资产面临前所未有的配置危机。在这一阶段，美元货币政策的主权性（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只考虑美国国内目标）与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超主权性（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不可调和，各国开始感受到“苦美元久矣”的困境。 在这一阶段，由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即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自诩为超主权货币的加密货币家族应运而生。然而，由于其没有充分发挥一般等价物和定价货币的功能，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在本质上并非真正的货币，而更类似于一种具备数字技术信用的另类资产。 2020年至今，全球货币体系进入了第四个版本，即为全球货币体系4.0，其开始节点可以追溯到新冠大疫情的爆发，并叠加了以加密技术和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数字化浪潮，以及之后的俄乌战争。在2020年，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疫情封锁，世界各国纷纷按下了“暂停键”。同年4月下旬，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以美国为中心，为了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瘟疫导致的金融危机，美联储超越了其作为最后贷款人和最后交易商的角色，开始充当最后救助者和最后慈善家，直接向符合条件的大多数家庭和个人发放补贴，总计约3.5万亿美元。 然而，美元货币体系也因此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后果。首先，在短时间内，万物价格暴涨，汹涌的货币洪水让所有投资者寻找资产的“诺亚方舟”，这导致了前所未有的资产荒。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家族在一年内上涨了近十倍，这一点就可见一斑。其次，一年多后，欧美发达国家开始出现了四十年来罕见的通货膨胀现象，美联储在误判之后急于加息，但短期内并未看到明显效果，CPI离2%的目标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然而，在应对通胀的过程中，欧美开始爆发银行危机，全球在经历美元洪灾之后开始出现美元荒，这种剧烈波动给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外汇储备不足的小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风险。与此同时，俄乌战争爆发，北约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将一个世界能源和粮食大国排除在供给体系之外。，而中美之间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冷战阶段，尽管与美苏之间的冷战存在差异，但可以称之为冷战2.0。由战争、缘冲突和大国之间的对立构成的国际政治割据格局，势必也会造成全球的货币割据。我们称去全球化或全球化重构中的全球货币体系为4.0版本。 在当前阶段，尽管美元仍然是世界的主要货币，但随着去全球化的趋势，全球对美元的需求将逐渐减少。这种需求的减少不仅包括贸易和投资支付结算的需求，还包括避险和货币储备的需求。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世界各国对储备货币的多元化，黄金需求开始逐渐增长。全球对美元的需求减少，尤其是由去全球化带来的减少，将动摇美元货币体系的基础。如果俄罗斯的能源和中国的加工工业品逐渐从供应链中被剔除，欧美国家可能面临长期的通货膨胀问题。在短期内，产业链的转移和重构很难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冷战2.0和全球货币体系4.0的不同之处。 总之，二战结束后，美国作为胜利方通过在全球建立军事、科技、贸易和金融帝国，逐步确立了美元货币帝国（美元霸权）。世界美元体系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基础设施，为全球化提供了必要的工具，并且全球化也成为美元霸权体系的基础。然而，遗憾的是，美国可能未意识到这一点，自特朗普以来一直推行去全球化战略，最终动摇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基础。近一年半以来，难以缓解的通货膨胀和日益不稳定的金融体系仅仅是美元体系困境的表现之一，而且这很可能只是问题的开始。 三、去全球化、冷战2.0与全球货币割据的可能性 在去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元的主导地位将会受到冲击，中美之间的冷战加剧可能加速全球货币体系的重构。地缘政治冲突和分化往往导致经济和货币体系的分裂，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全球货币体系将不再追求高效，而是更加注重安全性。各国和地区可能形成小型或中型的货币同盟，逐渐发展为较大的货币集团，以对抗美元主导的体系的“专制”和“霸权”。这种演变可能提前引发全球货币体系的“群雄争霸”时代。 统一的货币度量在全球范围内当然具有高效和便利性，对于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至关重要。然而，随着全球化的逆流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世界各国不得不寻找更安全、稳定而非高效低成本的支付、结算和储备方式。 自次贷危机以来（全球货币体系3.0阶段），全球化进程开始停滞。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和债务难以再支撑全球需求的最大方，只能依靠政府杠杆和美联储的货币购买来维持。然而，这并不能为继续全球化提供内在动力。 新冠疫情之后（全球货币体系4.0阶段），美国债务和美元的扩张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加剧了“美国美元的主权属性与世界美元的超主权属性”之间的矛盾。疫情爆发后，美国政府制定货币政策时只考虑本国利益，导致美元首先大幅放水，形成洪灾，随后大规模抽水，形成旱灾。这种急剧的货币波动使全球金融和货币体系陷入巨大动荡。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提供稳定价值度量的功能产生质疑。 次贷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国以债务为基础的消费模式的崩溃使全球需求创造模式受到了重大冲击。从图表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经济全球化的收缩程度尤为显著。接着，政治全球化和社会全球化也开始出现收缩的趋势，而特朗普时期更是推动了去全球化的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新冠疫情的爆发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趋势。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除了国别间贸易相对正常外（尽管失衡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美国的逆差屡创新高），社会、文化和政治的交流几乎完全停滞。这让过去仅仅停留在口头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脱钩”成为了现实。 俄乌战争的突发加剧了政治版图的分裂和对立，加速了去全球化的进程。“地球村”这一二战遗留下来的概念已经消失殆尽，不同阵营之间的矛盾似乎进入了无法调和的阶段。地缘和贸易版图的分割必然导致货币体系的分割。此外，美元越来越像“美国的美元”而非“世界的美元”。 如果美元逐渐脱离了作为“世界美元”的公共属性，只考虑美国的利益，货币政策只为美国服务，那么其他国家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对美元抱有幻想和信仰呢？如果去全球化动摇了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基础，那么美国在战争过程中对私人财产的制裁行为则破坏了人们对自由和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或者变化可能从次贷危机后就已经开始，只是疫情和战争加速了这一进程。因此，全球货币体系4.0具有以下五个特征，这对我们未来的投资思路可能具有参考意义： 1. 随着全球化的割裂，各地区开始形成出于自救目的的货币区域，这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而是在大一统货币体系出现裂缝后的补充。 2. 越来越多的贸易国家开始采用双边货币结算的灾备式方法，尽管在初期可能效率不高，且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 3. 美元作为全球货币霸主的地位将逐步衰退，首先是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其次是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地位，这些将被多元化的货币工具所取代。然而，作为全球价值尺度和定价货币的美元，短期内还没有货币能够取代其地位。 4. 随着数字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可能会或许AI+区块链会形成真正的基于数字世界的超主权货币。比特币2.0可能很快会出现，具体形式尚不明确。 5. 在从以美元为基础的一体化全球货币体系向多元化货币分裂的转变过程中，全球经贸往来的成本将大幅上升。货币的分裂以及货币区域和货币集团的崛起将引发一场“混战”时代，这将进一步扼杀全球化的活力，推高全球化的成本。如果这一趋势符合逻辑，黄金很可能会迎来超级牛市。这也意味着我们所熟悉的全球化世界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次超级退化。 四、 “去美元”还是“缺美元” 过去一年，美国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进行“加息+缩表”政策，导致全球出现“美元荒”现象。一些脆弱国家由于美元储备流失过多，不得不使用其他货币进行结算。这一情况引起了一些人的兴奋，并宣称美元体系正迎来末日，全球正在加速“去美元化”，并建立一种新的货币体系。然而，这种观点显然是片面激进且不准确的。一个简单而明显的现象表明并非出现了“去美元化”，而是出现了“缺美元”的情况。首先是美元指数持续保持强势，处于较高水平，这一点不容忽视。此外，近两年来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和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并未下降，反而有所上升。 根据全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公布的数据，2023年1月份，各国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支付份额情况显示，美元的占比为40.12%，欧元为37.88%，英镑为6.78%，日元为3.15%，而人民币以1.91%的份额排名第五。与2021年同期相比，美元在国际贸易支付中的占比从38.26%上升至40.12%，增长了接近5%，而人民币的支付份额则从2.42%下降至1.91%，减少了21%。 这些数据清楚地显示，在广泛传播的“去美元化”和“人民币取代美元”的舆论声中，人民币支付份额反而出现了下降，而美元则逆势上涨。这表明实际情况与某些观点存在差异。 尽管存在一些关于美元的去化的讨论，美元指数的走强以及国际贸易结算中美元的占比持续增加的现象与常识的逻辑并不相符。事实上，每当美联储实施紧缩政策周期时，关于“美元末日”的论调常常出现（例如2015年），然而，当美元再次进入宽松周期时，那些缺乏美元的国家能够以几乎零利率的成本再次获取大量美元，他们不仅没有“去美元”的趋势，而是享受了由美元流动性带来的资产溢价盛宴和经济的周期性繁荣。然而，这种繁荣只是暂时的，而接下来可能会面临新的挑战。近年来，美元周期引发的全球经济波动越来越剧烈，尤其在疫情之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 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地区往往是美元潮汐的最大受害者。这些国家采用了原教旨的西方自由市场主义经济模式，即浮动汇率制度和自由资本流动。在上世纪70年代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大量的石油美元形成了巨大的过剩流动性，这些资金涌入拉丁美洲并带来了周期性的经济繁荣。然而，这也伴随着这些国家巨额的主权债务问题。当美联储开始紧缩政策、加息时，这些国家便面临着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类似的情况在墨西哥、东南亚等地区也发生过。 自从去年美联储实施紧缩政策以来，全球范围内再次出现了一轮美元荒现象。那些缺乏美元的国家在与非美国国家进行贸易时，当然愿意避免使用美元结算，因为它们实际上并没有足够的美元储备，甚至还要面对大量未偿还的债务。“去美元”和“缺美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前者是一种主动行为，可以永久地避免使用美元，包括重建基础设施、重新制定定价体系和会计准则等货币体系基础；而后者则是一种被动现象，是在美元潮汐下出现的周期性现象。如果在某个贸易区域内，国家之间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就可以暂时避免使用美元，直接使用在国际贸易中具有影响力的货币进行结算。这些具有影响力的货币通常具有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较高的美元储备，作为国际商品和服务交易的信用基础。例如，最近巴西、俄罗斯、沙特和东南亚国家在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中开始采用本国货币-人民币进行结算，而不再依赖美元。 然而，如果一种货币无法作为储备手段，那么两国之间的贸易更像是一种“以物易物”的形式，而不是真正的去美元化。例如，巴西向中国出口大豆和铁矿石，获得人民币后立即用人民币购买中国的新能源车、机电设备和日常生活用品。这样的交易并没有使人民币进入巴西的国库成为储备货币，离岸人民币的数量也没有增加，这只是一种以实物交换的交易形式。如果巴西手中仍有剩余的人民币，很可能会在国际外汇市场上出售以换取美元，毕竟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仍然有很高的价值，与拉美国家的货币相比并没有贬值那么多。这些国家用人民币兑换美元的目的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偿还美元债务，二是保持储备资产的价值稳定。由于近两年来美元的币值一直相对稳定且有所上升，而且美元的基准利率远高于人民币，目前投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非常具有吸引力。这种操作本质上是在对人民币进行做空操作，结果显而易见：人民币汇率面临越来越大的贬值压力。这正是最近半年发生的情况。 或许巴西等国家确实有意储备人民币，但由于人民币目前仍无法自由兑换，汇率也无法自由浮动，而且人民币并非国际定价货币，因此在会计货币价值计量方面仍需转换成美元。此外，国际金融市场上缺乏系统化的人民币资产用以对冲相应的风险。例如，由于资本无法自由流动，利率和汇率并非完全市场化，因此国际市场上尚未形成完整的人民币债券收益率曲线，无法满足国际投资者对持有人民币风险资产的风险控制和定价需求。 因此，这些国家愿意用人民币结算的原因很可能是看中了中国拥有庞大的美元外汇储备。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元没有任何问题，也不意味着它将永远保持货币霸主地位，但至少在短期内，美元的地位是无人能撼动的。可以说美元存在着许多问题，“天下苦美元久矣”，但纵观世界会发现，那些可能与美元竞争的货币往往更加不可靠。如今，能够与美元抗衡的可能只有欧元，然而欧元背后存在更多问题，欧元区国家间的发展不平衡以及货币集权与财政分权之间的深层次矛盾随时可能引发新的危机。至于人民币，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和GDP大国是公认的，但我们的金融体系，尤其是对金融的认知，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差异。毕竟，我们是一个以实业为基础的国家，金融业并非我们的主导产业，而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鉴于这种认知层面的差异，我们不必再追求在金融和货币领域独占鳌头。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要实现货币的国际化，就必须在国际金融竞争中拥有强大的竞争力（包括持有人民币资产的风险对冲手段和定价模型）。所谓的“去美元化”也只是其他国家在缺乏美元时企图从人民币中获得便宜的权宜之计。要提升金融竞争力，需要长期的市场化和法治化培育，需要积累人才和提升理念。尤其是对风险的认识，看是否能够形成长期与风险、问题和缺陷共存的现代意识。如果无法将所有这些因素置于可控的范畴内，如果一切仍然追求与农业和工业社会一样的静态稳定和安全，那么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就应以稳定为主，不必追求成为货币和金融强国，继续成为制造业大国、工业大国和实体经济大国也未尝不可。 此外，成为世界货币和霸权货币并不仅仅意味着通过铸币税收益，还需要投入巨大的成本并承担巨大的风险。作为世界货币的国家需要建立起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设施，并持续投入运营成本以确保其正常运转。为了持续向全球供应货币，可能导致日益严重的国际收支赤字，也被称为特里芬难题。如今，美元在执行服务于美国本国货币政策时表现出的自私主权货币属性与其作为世界货币所应承担的全球职能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如果我们持续观察美元的不稳定性及其对脆弱国家经济波动和债务危机的影响，我们会发现这些国家正在追求强烈的“去美元化”倾向。实际上，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国际货币体系一直在朝着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而努力，具体体现在国际贸易支付和外汇储备中美元的占比持续下降。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元在国际贸易支付中的份额从上世纪70年代的高达60%左右，已经降至约40%左右；同时，美元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也从最高处的约70%下降至目前约60%左右。这表明“去美元化”已成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长期趋势。然而，我们现今面临的问题不再是简单的“去美元化”，而是“缺美元”的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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