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发展信心，充分释放消费潜力

需要从战略全局出发，抓主要矛盾，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入手，抓住重大关键环节，纲举目张做好工作。

2月16日出版的第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22年12月15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的一部分《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章强调，今年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从央行公布的数据看，去年居民存款增加17.84万亿元,较2021年多增7.94万亿元,创有统计以来的新高。今年1月居民存款增加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多增7900亿元。如何将居民超额储蓄转化为消费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居民超额储蓄由一系列因素叠加形成。首先，疫情对就业和收入产生冲击，影响了经济增长预期，再加上疫情期间外出消费受到一定限制，因此，主动或被动储蓄的现象增加；其次，去年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26.7%，与2021年相比减少了近5万亿元，大量积累的首付款滞留在储蓄账户；其三，去年下半年理财产品与基金因收益下降，导致居民大量赎回转为存款。

目前看，理财产品转化为储蓄后，会等待新的投资机会，楼市销售大幅增长的可能性也较低，因此，超额储蓄中转化为消费的比例并不会太高。市场对这些超额储蓄的结构存在一些共识，即高收入群体拥有大部分新增的超额储蓄，收入较低的家庭增加的储蓄并不多，受疫情影响遭遇失业或收入减少，有些家庭不得不消耗储蓄。

与居民超额储蓄共存的，是我国住户部门过高的杠杆率。央行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住户部门杠杆率高达72.2%，超过了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近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的《2022年中国杠杆率报告》显示，2022年居民部门杠杆率维持在61.9%的水平上（与央行统计方式存在差异），与2021年变化不大，处于平稳状态。

超额储蓄率与高杠杆率共存，可能解释了中国财富分配与消费不足的问题。这首先凸显了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而且与购买住房时间有关，如果在10年前购房，由于房价较低而收入增长，家庭当前支付按揭压力较小，且有持续储蓄的可能。但近些年购房的家庭，因为城市房价过高而债务较大，尚未购房的家庭则可能大幅减少消费以增加储蓄，筹措首付资金。同时，高收入家庭往往购房时间更早。应当说，高房价造成了早购房的高收入家庭持续增加储蓄，而中低收入家庭晚买房的债务率过高，并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

高收入与高储蓄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可能对出国旅游与留学、购买奢侈品等有兴趣，对高档服务业消费有需求，需要创造更多的消费场景，挖掘更多的行业潜力，提高供给质量，比如培训专业保姆、建设更多免税店、组织较高收入退休人员旅游、提供高品质医疗和旅游服务、发展邮轮游艇与娱乐业等，以及建立完整的消费法律体系。

扩大消费主要来源于边际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群体，增加他们的收入，提高其消费能力。但是，过去几年，生活服务业受影响较大，与地产有关的建筑、装修以及上游产业链工人也深受影响，从业者是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收入群体。因此，当前要通过服务业恢复、增加基建以及公共住房投资、乡村振兴以及以工代赈等途径，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与消费能力。

从根本上看，收入差距、消费不足等问题的根源，来自传统发展模式形成的经济结构、生产效率与分配格局。低收入群体就业主要依赖基建与地产投资，以及因其繁荣而形成的生活服务业需求。我们需要持续增强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培养更多大型跨国公司，创造更多制造业高收入就业，扩大服务业吸纳就业和提高薪酬的能力，形成可持续的经济结构与良性循环。

因此，要通过改革为高收入群体提供稳定的、高质量的供给，短期内要继续通过传统方式稳定低收入群体就业，增加收入，长期看，要加快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创造更多高收入制造业和服务业岗位，同时加快建立均等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扩大内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奠定基础。（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