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以扩大内需促进中国经济进入新增长周期

经济发展是社会再生产活动持续不停的运动，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支持。从宏观层面看，供给与需求是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从供给侧看，进行社会生产，离不开人力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供给，也需要土地和各种自然资源供给。因此从供给侧探讨经济增长，就必须分析各类要素资源的供给条件，进而准确把握潜在经济增长率水平。此外，社会生产活动也会直接形成各种产品、服务的供给，是满足生活、生产需求的必要条件。综上，从供给侧考察社会再生产，涉及支持生产的各种要素供给的分析，以及生产成果的考察（高质量发展非常重要的是生产成果质量和效果的提高）。

由于社会再生产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过程，因此仅仅考察到生产的成果远远不够，还必须考察生产成果的实现，这就涉及到需求。因为生产成果如果不能找到对应的需求，其生产补偿问题就无法解决。例如营业收入，以及劳动者的工资、企业的利润等都无法实现，则社会再生产运动就会中断。这就涉及到消费、投资、出口等需求及其决定。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的分析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注重事物运动的内在联系，注重从事物运动的整体和系统联系进行考察。马克思指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因此，考察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注重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特别要从供给与需求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动态运动关系出发，系统全面的分析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中面临的问题，进而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由此也要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分析方法，关注其往往只注意社会再生产活动特定方面的特点。例如供给学派只是关注要素供给对生产的决定作用，并由此形成其理论框架；在假定供给创造需求之后，还形成了生产函数这一数量化的分析方法。而西方宏观经济学则只是关注需求的决定及其调节。我们应该以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的分析为基础，紧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现实，统筹借鉴、综合运用西方不同的经济分析理论和方法，整体、系统和相互联系的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中面临的问题，进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从上述讨论出发，考察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回落的事实，我们就不能仅仅从供给侧分析问题和探求原因。例如，运用生产函数方法分析201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数据，进而得到中国经济增速下降是由于投入产出率下降、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或者分析中国生产要素供给情况的变化，认为人口老龄化影响了人力人才资源的供给能力，进而判断为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原因；或者通过国际比较，从发达国家现代化一般特征出发，认为人均收入水平持续提高是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等。而必须统筹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从相互联系和系统运动角度分析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由此出发，就必须要重视需求收缩对经济增长率水平的重要影响。

2010—2019年，我国GDP增速从10.6%下降到6.1%，经济增速下降持续的时长和降幅，均为1991年以来的最大值。导致经济增速下降的基本原因，是需求的持续收缩。2010年，我国出口（美元口径，下同）较上年增长31.3%，2016年下降到-7.74%；受世界经济复苏态势明朗的影响，2017—2018年出口增速明显回升；但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下，2019年出口增速又降低到0.5%。2011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较上年增长23.8%，2019年降低到5.1%。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上年增长18.38%，2019年降低到8%。可见，无论内需还是外需，其增速均有持续大幅度的下降；总需求增速出现持续大幅度的下降。这必然会越来越严重的约束生产的运动和供给的水平。从企业角度看，就是订单不足的企业越来越多，开工率下降的企业越来越多，产能过剩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的影响到企业营业收入的增长，影响到企业职工收入的增长和企业利润的增长。困难企业越来越多，进而会影响到政府税收收入的增长。当居民、企业、政府等主体的收入不断下降时，居民的消费能力、企业和政府的投资能力也将不断减弱，进而使需求进一步收缩。

由需求收缩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如果仅仅从供给侧考察，例如使用生产函数方法，必然会得到投入产出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结论。因为生产函数是关于经济增长率与劳动、资本、全要素投入之间的等式关系。实际情况是，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降，我们所观察到的并不是招工难、招工贵等问题的日益凸显，而是就业压力不断加大的事实。因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仍然接近9亿人，存量巨大。目前城市就业人口不足5亿人，而农业机械化、规模化、产业化趋势，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业生产所需劳动人口大量减少。在此背景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仍然包括着7000万左右在校生（16—22周岁，在高中、中专、大专、大学读书），2.9亿以上的农民工（其中1.7亿以上需外出务工，寻找创收机会，且每年增加300万人左右）。近年来我国每年应届高校毕业生超过1000万人，应届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超过300万人，应届大中专毕业生超过1400万人。考虑外出务工农民工的增量，城镇每年新增就业人口在1600万人以上。按照1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提供200多万个就业岗位，粗略计算，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率需要达到7%以上。这表明在老龄人口增长背景下，由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存量巨大，因此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仍然有比较丰富的人力人才资源供给。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率长期回落的原因，主要来自于需求侧，来自于需求收缩的持续加重。疫情冲击使需求收缩问题更加突出。因此，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强调：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必须认识到，需求收缩既是长时间以来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也是当前稳增长、充分释放我国经济增长潜力面临的主要障碍。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外部环境错综复杂，解决需求收缩问题，必须目光向内，必须着眼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必须坚定不移扩大内需。党中央高度重视扩大内需作用，将其纳入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202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去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2022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着力扩大内需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和部署。这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为我们全力抓好扩大内需战略各个方面工作的贯彻落实提供了指引。

内需包括消费和投资两个部分。首先应该看到，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人类所有的生产活动，都是为了满足消费需求，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因此，扩大内需必须把消费放到首位。这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具体表现，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扩大消费必须找到合理路径。依据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的分析，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这表明如果没有生产的发展，则消费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生产过程既是产品和服务形成的过程，也是收入形成的过程。人们只有通过参加生产劳动，才能取得收入；同时，人们的生产劳动成果会形成有效供给。依靠收入，人们具备了消费购买力；通过各种产品和服务供给，人们实现了其购买目的。因此，扩大消费必须与扩大生产紧密结合，提高消费水平必须与生产水平和产品质量提高紧密结合。

根据这一分析，对扩大消费的一些模糊认识，需要予以澄清。

其一认为既然扩大消费是首要任务，就不应该强调投资；认为强调投资就是转移扩大内需的方向。这种把消费与投资对立起来的看法是片面和错误的。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与消费是互为条件，紧密联系，对立统一的。投资是发展和扩大生产的基本手段，是提高生产能力和生产水平的基本手段。通过有效投资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推进企业生产能力提高，既是有效增加就业的重要手段，也是增加更高水平和更多数量供给的有效手段。而就业的增加会促进居民收入的增长，消费购买力提高；供给水平提高、数量增加，则可以有效满足扩大的消费需求。因此，扩大消费必须要着眼于社会再生产运动的全过程，必须注重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

其二，认为扩大消费就是要给居民发钱，通过印票子来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购买力，实现扩大消费目标。这个观点也是脱离了社会再生产系统联系的整体运动，是片面的，不可行的。如果人们不进行生产劳动就获得货币收入，则货币收入的形成就不会伴随有效供给的增长。如此一来，大量发行的货币，显著增加的消费购买力，就买不到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其最终结果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不断上涨，而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这表明脱离生产去扩大消费是难以持续的。因此，扩大内需一定要全面、辩证、相互联系的分析和把握消费与投资的关系，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全面系统地分析内需不足的根源，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剖析需求收缩的内在原因，准确找到主要矛盾，准确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症下药，才能取得扩大内需的显著成效。

我国需求收缩已持续很长时间，是内外因素叠加的结果，原因比较复杂。首先，国际金融危机使国际贸易活动受到严重冲击，我国外贸出口也受到严重影响。如前面指出的，美元口径的出口增长率大幅下降。之后，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外贸出口形成新的冲击，使出口增速进一步下降。总体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外贸出口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出口增长率下了一个较大的台阶。因此，我国外需增长水平明显下降，具有趋势性特征。第二，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引起投资增速显著下降。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独具特色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迅速开启了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的现代化进程。面对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局面，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一方面保障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保证基本温饱；另一方面动员全国人民勤俭节约，低消费、高积累，众人拾柴火焰高，有效的积聚了必要的建设资金。依靠计划配置资源的机制、举国体制的优势，我们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基本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制造业体系，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工业在GDP中的占比，从1952年的18%大幅提高到1978年的44%。依靠工业制造业基础，我们独立自主制造了“两弹一星”，也为今天成为全球产业门类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制造业国家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后经过艰难探索，我们认识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性，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在引入市场调节后，既有的工业化基础开始全面服务于改善民生。沿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道路，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并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体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国现代化推进速度很快，超过既往所有发达国家。但在14亿多人口的国家如此快速推进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会形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和问题。

大城市人满为患，中小城市人气不足，这就必然会给投资，首先是房地产投资形成严重制约。主要表现是大城市拿地难，中小城市卖房难。这一两难困境使房地产开发建设空间明显缩小，房地产投资增速大幅回落。2010—2015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从33.1%大幅降低到1%。房地产投资大约占总投资的五分之一左右，其增速大幅下降，首先直接引起制造业投资增速大幅下降。这是因为，房地产建设、室内装修，室内用品等多个方面所需要的材料、产品，均由制造业提供。由于房地产开发建设规模大，其产生的各类订单数量很大，远超吃穿用，包括汽车等方面的订单规模。房地产开发建设规模大幅收缩，必然导致制造业相关订单数量大量减少，进而使相关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下降，营业收入下降。在这一背景下相关制造业投资愿望和投资能力下降，从而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2011—2016年，制造业投资增速从30%大幅降低到2.8%。制造业投资大约占总投资的三分之一左右，房地产投资加上制造业投资，占总投资的50%以上，这两部分投资增速的大幅下降，是投资增速大幅下降的关键原因。

在我国总需求中，出口加上投资占比超过60%；这两大需求的大幅下降在导致总需求增速明显下降的同时便会触发需求收缩机制。其机理大致为：需求增速下降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同时导致企业、居民、政府等各主体收入增速下降，而收入增速下降，会导致需求收缩进一步加强。例如企业收入下降会制约其投资能力，降低其投资愿望；政府财税收入下降，也会限制其相应的支出能力；居民收入下降则会约束其消费支出能力。因此，随着各方面收入增速下降，不仅投资增速会继续下降，而且消费增速也会下降。总体看，内需将进入持续收缩过程。如果此时外贸出口又遇到较大困难，则需求收缩会更加严重。

[color=rgba(0, 0, 0, 0.9)]实践证明，在市场需求收缩时，企业和居民都是顺周期行为特点。从企业角度看，如果订单明显减少，则必然要谨慎安排生产和投资，以避免可能的产品积压和产能过剩。从居民角度看，在市场形势不好，导致就业前景、收入前景不好时，就必须要谨慎安排消费支出，妥善管理好家庭储蓄。总体看，市场需求收缩会导致企业、居民的支出更加谨慎，客观上是跟随需求收缩方向，不断加强需求收缩的力度。因此，克服需求收缩机制作用，必须发挥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调节的作用，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企业投资和全社会投资的带动作用。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紧密结合，与新型城镇化推进紧密结合，切实抓好提振基础设施投资这一关键工作。去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通过政府投资和政策激励有效带动全社会投资，加快实施“十四五”重大工程，加强区域间基础设施联通。政策性金融要加大对符合国家发展规划重大项目的融资支持。鼓励和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和补短板项目建设。要看到我国仍处于全面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有大量的投资待选项目。从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产业升级看，我国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大量短板，特别在众多中小城市更为突出。建设功能一体化的现代城市群，推进产业创新升级，必须大幅度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硬件的建设水平，必须面向长远筑牢筑好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还要看到，随着城镇人口特别是户籍人口持续较快增长，城市住房体系规模需要进一步扩大，布局需要通过住房增量不断调整优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居住需求，住房体系水平必须不断提高。因此，房地产建设的待选项目众多。要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安排部署，保交楼，托底线；注意满足房地产企业合理的融资需求；积极满足城市居民刚性改善性买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销售全面回暖。多措并举推动房地产尽快进入平稳健康发展轨道。要汇聚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提高，房地产投资筑底回升等积极因素，推动投资增长总体走强。通过投资走强带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全面活跃，进而促进就业形势全面好转，支持居民收入加快增长。从居民角度看，在就业和收入增长形势明显好转，而疫情对线下消费的制约明显消减的形势下，其被持续压制的消费愿望必然会强劲迸发出来，消费需求将全面回暖。当投资和消费需求全面回暖时，则扩大内需的效果将越来越显著。其内在原因是，内需持续回暖将触发需求扩大机制。其机理大致是：需求回暖使经济增速回升，经济增速回升使企业、居民、政府等各主体的收入增长加快。这就会支持消费需求加快扩大，企业和政府的投资活动加快活跃，进而带动经济增速进一步回升。进入这一过程，则需求收缩将被根本克服，我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需求潜力将充分释放，必将带动经济进入持续回升向好轨道。我国经济将由此开始进入一个增速持续提高的新增长周期。

综上，只要全面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就一定会释放出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巨大需求潜力，也就一定会推动国内大循环全面畅通，加快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步伐将明显加快。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新征程就一定能够开好局、起好步。[color=rgba(0, 0, 0, 0.901960784313726)]（来源：|《国家治理》周刊2023年2月下）

原文链接：http://www.rmlt.com.cn/2023/0315/66825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