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构建共同富裕的阶段性评价指标体系

第一，共同富裕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美好生活最为质朴古老的理想之一，也是几千年来我国广大人民生活发展的根本诉求。纵观中华文明史，不乏历代先贤们对共同富裕、“世界大同”以及“民本”“平等”等思想的论述，如《诗经·大雅》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法家提倡的“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儒家强调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等，无不体现出共同富裕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自始至终是广大人民群众期盼的理想生活状态。

第二，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价值追求与目标。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虽然未出现“共同富裕”这一词汇，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共同富裕的社会形态作出了科学设想。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提出“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这一思想，强调要消除两极分化，保障所有社会成员富裕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同时，马克思找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科学路径——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建立公有制。列宁也强调：“工人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进行社会革命，将私有制变为公有制”。显然，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式，始终将共同富裕作为其内在的价值追求与目标，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基础，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结合我国国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持续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指导。

第三，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必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将共同富裕作为伟大理想和奋斗目标，将青春与热血熔铸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伟大征程。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到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先富带后富”，到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推出缩小贫富差距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到胡锦涛同志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最终目标都是让人们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历史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的历史跨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未来。

第一，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富。从主体看，共同富裕是全民共富，而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但不是没有差别的同步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从结果看，共同富裕不是总量富裕、人均富裕，而是全体人民收入水平普遍较高但收入差距保持在较低水平，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是同时富裕、同步富裕，而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并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过上美好生活。

第二，共同富裕是覆盖全面的共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是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无法实现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和精神财富的不断丰盈。物质生活的富裕是共同富裕的基础，但共同富裕不仅仅指经济上高质量发展的共富，也包括实现人民对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道德、生态文明等方方面面的追求。物质生活的富裕富足、精神文化的自信自强、人的自身文明素质的综合提高、社会和谐和睦和环境宜居宜业、公共服务普及普惠等各方面的有机集合，构成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鲜明特征。总之，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第三，共同富裕是共建共享的逐步共富。共建共享共富三者密不可分，共建推动共富实现共享，共享推动共建实现共富。共建是前提和条件，共享要建立在共建基础上，需要全体人民的辛勤劳动和团结互助，人人参与、人人尽力，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共同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共同营造和谐和睦社会和宜居宜业环境，使全体人民在共建中共享社会主义发展成果。同时，实现共同富裕，不仅要不断提高人民创造财富的能力，还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缩小因城乡、区域、行业等差别而导致的收入差距，不断减少人民在就业创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机会不平等，不断夯实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此外，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探索过程，我们既要遵循规律积极有为，又要脚踏实地解决问题，持续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向高水平跃升。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战略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对全国各族人民庄严承诺的关键举措。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明确需要达到的目标。只有目标明确，才能保证发展战略方向的正确，国家和地方在制定推动共同富裕的具体工作时才能更有抓手、更有的放矢。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推动共同富裕的目标就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健全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推动共同富裕，就是要把健全生产关系摆在与解放生产力同等重要的位置，通过健全生产关系来完善分配关系，从而使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所享有。从社会分层理论看，共同富裕的目标就是要缩小各社会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畅通社会基层流动通道，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同时要保证社会中下层群体的富裕水平不断提升，以及富裕阶层的财富过快积累得到有效遏制，最终形成橄榄型的社会结构。

共同富裕既是“全民共富”，又是“逐步共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目标，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综合考虑。制定具有科学性、可行性的共同富裕阶段性目标，是在推动共同富裕道路上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党的十九大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深入研究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行动纲领，指出：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

参考党中央和国家关于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部署和相关政策，本研究认为，到“十四五”末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应当迈入高收入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应超过30%，基尼系数应逐年下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显著缩小；到2035年居民收入要比2020年翻一番，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达到50%，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基于公平和普惠原则的财税制度得以完善；到2050年，居民人均收入应当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达到75%，人人均能享有高质量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取得实质性的重大进展。各省市要对照国家共同富裕阶段性目标，结合自身情况制定符合实际的共同富裕阶段性目标。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实践路径还处于探索阶段，各省市由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不同以及富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在推动共同富裕的制度设计上要结合自身实际来创造条件、完善制度配套，同时务必注意在实践中要共同遵循以下几点原则。

第一，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实现包容性发展。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共同富裕不是要返回我国改革开放前一度存在的低收入水平下的平均主义，而是要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提升经济循环效率，壮大实体经济，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强化就业优先导向，不断做大“蛋糕”，以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为进一步完善促进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奠定更坚实的基础。同时，各省市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发展的包容性，重视公平分配和成果全民共享，为人民群众勤劳致富创造条件，为那些能够创造和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的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空间，鼓励公平竞争，推动包容性发展模式的实现。

第二，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完善分配制度体系。公平、公正、普惠的分配制度安排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义。完善促进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要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为目标。一是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对各省市来说，就是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不断促进就业量的扩大和质的提升；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收益社会共享，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二是要完善税收制度，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证社保政策兜底有力。各省市要以普惠和公平为抓手，完善税收累进机制，重点是通过税收制度调节收入差距，以及提供均等化、高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三是推动慈善事业发展，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三次分配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各省市应当完善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建立慈善公益激励制度和保障制度。

第三，推动共同富裕需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进入新时代，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对国家来说，区域协调发展主要是要平衡东、中、西部的发展以及平衡城乡的发展。对各省市来说，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则在于平衡省域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发展，以及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一方面，应着眼于缩小城市群内外、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的发展差距，推动城市群内外人口有序流动，强化城市际性与都市一体化，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在缩小区域差距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应着眼于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推动乡村振兴，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渠道，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发展共建共享的集体经济，健全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制度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要抓紧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提出科学可行、符合国情的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估办法。”从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中发展出共同富裕阶段性目标的评价维度，是建构科学可行、符合国情的指标体系的一个重要前提。

“共同”和“富裕”是评价共同富裕的两个基本准则。共同富裕强调“富裕”属性。共同富裕建立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总体较高的前提下，而不是低收入水平的平均主义。共同富裕解决的是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和人民收入不断提高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不能忽略了“富裕”这一基本前提。因此，是否解放和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各阶层人民群众收入水平和生活条件是否有一个普遍提高，是否距离人的全面发展更进一步，是评价共同富裕的第一个基本准则。在此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还要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即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各阶层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让全体人民公平积累个人财富、公平参与经济社会建设、公平共享发展成果，这也就是共同富裕的“共同”属性。对这一属性的测评可以通过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城乡一体化的深入推进、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发展的协调等社会表征来实现。

评价“富裕”的维度。“富裕”不仅是指物质生活方面的富裕，同时还是精神生活的富足和生活环境的宜居。换言之，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首先，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物质需要的满足不仅关乎人民的生存和身体健康，同时也关乎人民的尊严和良好心态。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是生活舒适和有尊严的基本前提。其次，精神生活是人类文明生活的显著标志，精神生活既包括了文化消费和文化参与，也包括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参与等多方面的内容。在现代社会，精神生活需要在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中的地位更加凸显。提供丰富的文化产品内容，培养积极健康的精神观念和社会参与实践，能够有力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最后，宜居的生活环境也是人民群众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重要期待。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人民群众对生活环境感知度和利益诉求越来越高的当下，各省市应当不断强化域内生态文明建设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为公众提供宜居的生活环境。

评价“共同”的维度。共同富裕中的“共同”属性蕴含公正、平等、共享等深刻意涵，既要求贫富差距缩小、区域差距缩小、全体人民都富裕的结果公平，又要求制度公正、为人民提供平等的致富机会，人民平等享有发展成果的过程公平。从过程公平来看，良好的制度能保证人人享有发展机会，促进分配公平公正，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既要保障社会流动畅通和勤劳致富，人民可以通过努力改善自身生活状况；又要保障制度兜底，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体面的生活，这其中的关键是分配制度的不断完善。因此，评价“共同”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评价现有分配制度的公平性，即分配制度是否保证劳动作为致富的最重要手段，是否发挥了保障兜底的功能。从结果公平来看，评价“共同”就是要评价群体贫富差距是否缩小以及区域贫富差距是否缩小。从群体均衡发展的视角来看，就是要评价是否形成了橄榄形的社会分层结构，既要评价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是否扩大，又要评价社会中下层群体的富裕程度是否稳步提高以及高收入群体的财富积累是否被限制。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来看，就是要评价是否实现了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重点是评价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是否保持在一个大致均等的程度。

基于深刻理解共同富裕的理论渊源、深刻内涵、阶段性目标和实现路径，结合省域发展实际，本研究严格遵循指标构建原则，参照评价维度合理选取指标，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构建全面、合理、可测的共同富裕阶段性评价指标体系，科学测度和评价共同富裕水平。

本研究在构建共同富裕阶段性评价指标体系时，主要遵循了以下几个原则：

科学性原则。指标体系的设计要建立在对共同富裕内涵和目标的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之上，科学选取能够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共同富裕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指标。同时，指标间要有互斥性，各指标应分别反映共同富裕的不同方面，不能重叠重复。

前瞻性原则。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指标体系构建将推进共同富裕的阶段性发展目标反映到指标体系之中，以前瞻性的视角对省域实践提供指导。

系统性原则。推进共同富裕是一项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反映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领域全面综合发展、高度协调统一的状态。因此指标的选取应坚持系统观念，不仅要体现“五位一体”全面发展要求，也要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都有所体现。同时各指标间要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使指标体系成为具有层次性和逻辑性的严密整体。

可行性原则。为方便后续的测算分析，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充分考虑具体指标的可量化性与可得性，选取能够从各类统计年鉴、政府统计公报等现有统计资料或较为完善的第三方测评中获取的具体指标。同时考虑指标的横向和纵向可比性，即在不同省份之间横向可比，在不同时间点上纵向可比，使测算结果具有排序比较的意义。

共同富裕的阶段性评价指标体系从“富裕”和“共同”两个准则层构建。“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用以评价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达到发达国家的程度，体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本研究选取物质生活富裕、精神生活富足、生活环境宜居3个一级指标衡量富裕程度。“共同”是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用以评价富裕实现的范围，体现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本研究选取分配公平公正、群体均衡共享、区域协调发展3个一级指标评价共同水平。上述6个一级指标下设16个二级指标、64个三级指标构成共同富裕阶段性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在构建共同富裕阶段性评价指标体系时，本研究增加了反映居民主观满意度和幸福感的指标，以期切实反映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群众共同期盼的美好生活的根本目的。

物质生活富裕相关指标。物质生活富裕是最能够体现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指标，这一维度的指标由经济提质增效、收入水平提升、消费结构升级3个二级指标构成。

经济提质增效是促进物质生活富裕的基础和动力，如果没有生产率持续提高和经济合理增长作为必要的物质基础，共同富裕目标难以实现。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需要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提升经济循环效率。因此，这一维度主要从经济效率提升、创新发展、结构优化等方面考察，涵盖人均GDP、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区域碳排放强度等7个三级指标。

收入水平是最直观体现人民生活富裕程度的指标，按照“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的要求，本研究重点关注居民就业和劳动报酬增长情况，涵盖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弹性、劳动者报酬增长弹性、城镇登记失业率等5个三级指标。

消费是富裕程度的最终表达。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不仅驱动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也会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反映了各类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的结构升级和层次提高，重点集中在教育、文娱、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故本研究采用恩格尔系数、耐用品密度、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3个三级指标来测量消费结构升级程度。

精神生活富足相关指标。进入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有了新要求，即“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达到精神生活富裕的目标，既要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也需兼顾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最终体现在人民群众的综合素质提升，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精神生活富足这一维度设置文化产业发展、精神需求多样、综合素质提升3个二级指标。

文化产业发展能够同时推动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随着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文化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本研究从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区域广播电视播出节目套数、人均文化和旅游事业费等4个三级指标进行考察。

精神生活富裕的表现之一是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该维度从教育文化相关消费支出、公共文化服务、群众的主观获得感幸福感评价等方面考察，下设3个三级指标。

综合素质提升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表现，也是精神富裕的重要表现，包括身体素质、文化素质、社会参与意识等方面的提升。这一维度设置人均预期寿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基层选举参选率4个三级指标。

生活环境宜居相关指标。在新发展阶段，富裕不仅指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指人民生活环境等物质条件的富裕。这一维度设置基础设施完善、生态环境优良、社会和谐和睦3个二级指标。

城乡基础设施是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的基础支撑。以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契机，可以进一步补足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夯实基础。基础设施完善这一维度设置区域道路网密度、物流运输网络覆盖率、每万人拥有5G基站数等4个三级指标。

生态文明作为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是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的绿色生态致富体系。推进共同富裕，应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的需要，即人人享有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宜居环境。这一维度主要设置当前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地表水质状况以及空气质量表现等指标。

高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前提基础和兜底保障。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能够为推进共同富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和谐和睦这一维度设置每万人拥有的律师数、每万人刑事案件立案数、“天眼”监控的覆盖率、居民安全感体验4个三级指标。

分配公平公正相关指标。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致力于形成更加健康、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结构。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涉及初次分配相关指标已在“富裕”中呈现，此处不再赘述。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相关制度安排通过设置财政税收普惠、公共服务均等、慈善事业发展3个二级指标来考察。

财政税收普惠是发挥政府再分配调节功能，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一系列财政政策，对社会财富进行调节。这一维度设置区域转移支付依赖度、民生性财政支出占比、税收收入占比3个三级指标。

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力度，要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是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要设置反映不同地区公共服务发展不均衡的指标以衡量发展差距。同时结合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要在指标中加入弱势群体的保障水平相关指标，以体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分化和贫穷的内涵。因此，公共服务均等这一维度设置低收入人群保障水平、区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比例等7个三级指标。

第三次分配是通过公益活动和慈善捐赠等方式，自觉自愿地对个人财富进行重新分配。慈善事业发展相关指标能够反映区域第三次分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慈善事业发展主要体现在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日益增多、培育发展慈善组织等方面，故这一维度设置慈善捐赠占GDP比重、每万人拥有登记社会组织数、志愿服务渗透率3个三级指标。

群体均衡共享相关指标。现阶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注重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时兼顾好“保障最底层、提低扩中层、激励较高层”的需要，从而可持续地缩小群体间生活水平差距和发展差距。因此，这一维度设置收入差距缩小、阶层流动畅通2个二级指标。

新发展阶段的共同富裕并非追求绝对的结果公平，但要保持收入差距在一定的范围内。由于不同地区群体在自然禀赋、人文条件、市场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合理的收入差距能体现劳动者能力和贡献的差别，产生创造社会财富的动力。收入差距缩小这一维度选取区域基尼系数、低收入人群占比、劳动者收入报酬占区域GDP比重3个三级指标。

共同富裕不仅关注收入分配的结果公平，也关注个人能否不论家庭背景，在社会中公平地竞争优质资源。本研究选取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比重增速、教育代际继承率2个三级指标测算阶层流动畅通程度，用以衡量社会的机会公平程度。

区域协调发展相关指标。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求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人民群众享有大体相当的生活水平。区域协调发展这一维度设置城乡协调和区域协调2个二级指标。实现共同富裕要求这些指标的差距不能过大，应介于一定范围之内。

城乡协调主要考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情况以及城乡一体化建设成效。城乡协调发展需要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这一维度选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城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城乡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比等5个三级指标。

区域协调重点考察区域发展差距的现状。首先应考虑地区间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财富差距，设置区域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这一指标来考察；其次应考虑区域不同类型城市间的发展差距，设置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人均GDP比、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差异系数等指标来考察。

上述共同富裕阶段性目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用于测量某一省市共同富裕历时性阶段性目标的实现情况，也可以用于比较不同省市共时性的共同富裕阶段性目标的实现情况。历时性的比较既可以单独观测每一个指标的实现程度，也可以通过指标的无量纲化、指标的权重和指数的计算等测算方法实现对共同富裕阶段性目标实现程度的整体评估，各省市可以结合自身情况确定期望值、权重系数和计算方法。（来源：《国家治理》2023年3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