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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康（原中国银监会主席）李伟（中国银保监会国际部）
一、新制造业概况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基础。以18世纪中后期蒸汽机发明为开端，制造业的关键驱动力先后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化等数次迭代变革。直至近一时期，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并与3D打印、先进材料、先进机器人、自动化等先进制造技术深度交叉融合，引领制造业发展跨入新的智能化时代。
放眼全球市场，传统制造业的三大压力让各国制造企业的日子都不轻松。一是市场压力。制造业准入门槛较低，市场竞争激烈，多样化与个性化的用户需求难被满足，交货期变短、库存变大等让企业不断承载各种应变的压力。二是成本压力。原材料、劳动力、运营管理的成本上涨持续挤压着企业狭窄的利润空间。三是资源与环境压力。相对短缺的资源与持续加大的环境压力矛盾日益突出，高素质、综合性人才资源缺乏进一步制约了企业的持续发展。
新一轮数字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发展，通过转变生产模式，赋予了制造业应对上述压力的新能力。大数据、人工智能覆盖生产全流程，灵活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实现产品多样化和定制化；物联网、预测性维护保证顺利生产，缩短生产周期，提高生产效率；供应链智能化管理降低运营成本，创造比较优势；先进材料、增材制造、智能机器人、清洁生产技术进一步打破制造资源和技术工艺的约束，并协助企业满足安全生产和节能环保等法规。新技术贯穿于企业研发、设计、生产、管理、销售、服务等全部环节和活动，促进了生产方式从传统产品制造向提供产品与服务整体解决方案的转变。
相较于传统制造业，产业融合是新制造的重要趋势。新制造业技术上是信息化与工业化的结合，行业上则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即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服务化。按需制造是新制造服务化的主要特点。通过供需链各环节的互联互通，以往大批量、规模化生产模式转向定制化、多品种小批量的生产模式和适应性迭代与升级制造能力的建设，都可快速响应市场需求。数据驱动是按需制造和持续服务的核心。产品数据、运营数据、价值链数据以及各种外部数据，被应用于市场预测、产品设计、智能制造、合作生产、精准营销和售后服务各个阶段，奠定了按需制造和持续服务的基础。标准是新制造变革的基石。从技术研发和实施、大数据采用到生产和服务协同、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相关的市场重整和退出，无不有赖于与时俱进和透明一致的行业标准。
在行业转型升级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之际，制造业重新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焦点。2013年，德国政府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率先提出“工业4.0”战略，此后美国、日本、韩国、中国纷纷拟定了本国的新制造业战略或相关法规，旨在利用信息化技术促进产业变革，争夺制造业新格局中的领导地位。
二、新制造业的金融服务难点
制造业转型升级离不开金融的创新与支持。新制造业的发展，既无法回避金融服务传统制造业的老问题，又在新业态环境下面临一系列的新挑战。
1.金融服务制造业的老问题
制造业融资难是一个普遍性、长期性问题。制造业自身特点有其制约因素。传统制造业准入门槛较低，大量企业的产品处在低端区域，而市场竞争激烈，在各种因素影响下，行业整体面临竞争秩序混乱、经营困难、能耗大、效益低、产能过剩、创新能力差等问题。在此情况下，制造业的不良贷款率水平普遍高于其他行业。2018年，中国制造业不良贷款率平均约9%，同期商业银行平均不良贷款率仅为1.8%左右。国际上，2008～2018年，投资级别的制造业企业债务违约率高达4.44%，高出同期企业贷款1.6%的违约率。信贷质量不高直接制约了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意愿。加之信用体系、信息披露体系及融资担保体系等不健全，制造业融资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推高了融资交易成本。此外，制造业融资具有典型的顺周期性。经济上行，企业发展良好，银行放款增加；经济下行，企业风险加大，银行贷款自然收紧，出现所谓的“惜贷”“压贷”“断贷”“抽贷”等现象。
金融业服务长期以来也存在多种不适应新制造业需求的因素。目前以全球来看，制造业企业的融资需求有五分之四仍以传统的信用证、保函、托收、抵押及第三方担保贷款为主，缺乏开展新技术金融服务手段的能力和相应的治理机制。
间接融资的资源配置作用在制造业风险较高的背景下很难得到发挥，存在着潜在的损益不对等。企业发展良好，银行的最大收益只是利息；而企业经营不善，银行潜在的最大损失是全部贷款。在间接融资占比较大的经济体中，该问题更加突出。
在制造业投资回报率较低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有限的信贷资源及资本市场的资金容易流向其他非制造业领域。以中国为例，中国的制造业贷款占比近年来持续下降，其中一个因素便是房地产行业的吸金效应。2008～2017年十年间，中国的制造业贷款年均增长5.8%，个人住房贷款年均增长近20%。直至2012年，制造业贷款比重尚占优势地位，而到2017年，个人住房贷款已近乎是制造业贷款的3倍。客户方面，中国金融机构大多更加重视拥有更好财务状况与信用支撑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资源很难倾斜于中小规模且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制造业企业。此外，国际上的人才流向趋势侧面揭示了制造业的吸引力难以支撑其持续发展。据统计，全球五分之四的理工科大学生毕业后都离开了自己的专业领域，转向其他行业谋求职业发展。
2.金融服务新制造业的新挑战
金融业与新制造业深入融合，带来新的市场竞争格局和新的监管挑战。产业融合是新制造业的重要趋势。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介入，金融机构将创新产品服务，覆盖制造企业的研发、生产、管理、营销和售后服务整个环节，提升金融服务质效；另一方面，凭借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增进对上下游企业及客户的了解，新制造业也可做到像当下互联网企业一样，提供覆盖其业务相关的各个环节的金融服务，而金融业及其市场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意味着二者都需要有颠覆性的革新。同时，新制造业的互联网化及未来的物联网化，以及持续性的生产服务，也给公共政策以及行业和金融监管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数据信息的开放共享存在阻力和风险。数据驱动是新制造的核心，数据只有开放流动，才能发挥最大价值。全面的企业数据可以帮助金融机构完善信用评价体系、开发精准产品、降低成本、提升服务、管控风险；金融机构的信息则可帮助企业更加了解市场环境和客户需求，促进创新与竞争。然而，正如欧盟实施《支付服务指令2》(Payment Service Directive 2，PSD2)那样，市场推进数据信息开放共享面临诸多阻力，包括商业利益顾虑、系统建设成本、流程再造复杂性、数据质量与合规压力等。此外，实现信息开放共享既使制造商变成服务商，也会带来技术、制度和文化层面多重挑战和风险，比如产品的所有权模糊化，工厂变成了技术公司，产品接近于服务而不再是单纯的商品，万一服务中断，许多全球性的产品性能也将终止，所引发的安全、隐私和商业机密隐患甚至国家治理和安全问题不可小觑。
行业标准尚未确立。回顾历史上每一轮产业升级，行业标准都为行业变革铺平了道路。提升金融服务新制造业的水平，需要在信息技术、数据管理、产品服务、运营管理、风险防控等方面树立明确的标准和规范，才能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数据整合应用、平台资源共享，实现跨界资金流、信息流、物流的融合。明确标准规则，从政府主导型到产业主导型过渡，是一个重要的变革。在此过程中，社会团体标准化活动是正确的方向，也符合国际标准化实践，符合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通行做法。关键是要遵循公开透明的国际规范，确保所有类型企业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平等参与及公平对待。在健全标准体系的同时，要避免标准本身在解释上的模糊化、不确定性，以及在具体落实中存在的差异化问题。
适应新业态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不足。产融结合首先需要跨学科和跨行业知识的融合，而人才是推动金融服务新制造业的重要支撑。一方面，人才资源在总量和结构上难以满足新兴产业和前沿技术的高质量发展。自然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和服务专业领域的合格人才缺口大，既懂制造又懂金融的复合型人才紧缺。另一方面，人才的教育培养体系也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求。教育内容上，前沿科技领域和交叉学科建设不足，校企供需脱轨。培养方式上，对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或流于形式，或仅在少数发达区域和院校得到执行。人才持续发展上，技能培训和认证体系有待完善，人才待遇和职业发展通道尚需拓展，终身学习与专业精神的社会文化有待建立。
三、应对建议
提升金融服务新制造业水平，解决老问题、应对新挑战，重点是从法制、规则、标准和机制入手，借助大数据和信息化手段，营造公平透明、开放创新、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主动拥抱数字化革命，加大数据技术利用。金融机构要加大对数字银行、数字保险的技术研发投入，围绕产业链部署资金链，通过金融科技和服务场景的技术优势来创新产品服务，优化信贷结构，努力降低信息不对称成本，缓解制造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利用区块链技术开放透明、公平可信、去中介化、易于追溯、不可篡改等优势，融合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对接企业生产系统及上下游产业链，构建交易信用和全面风险管理方案，降低风险评估成本，丰富创新融资手段，提升资金交易效率和安全性，以降低融资成本。监管部门需加强大数据应用、提升数据质量，并改革传统的信息基础设施，强化现代数字化公共服务和监管科技应用的能力，提升服务实体经济和管控行业风险的水平。
金融机构、制造企业和政府部门合力推进数据信息共享。金融机构与制造企业需加深数据开放共享和信息融合利用，加强平台整合、业务合作与人员交流，尽可能消除信息孤岛，减少社会成本，提高融资效率。政府部门需利用自身中心化机构和公信力的优势，为市场经营提供便捷可靠的信息支持，增强金融机构与企业间数据自由流动，传递信用价值。目前，不少国家都在加快数字身份认证体系建设，政府部门可以此工作为发力点，推进金融业与制造业信息融合。
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金融供给。推进多元化金融体系建设，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动相关改革。财政部门要朝推进有利于长期资本形成和有利于金融不良资产处置低成本化的方向努力，以促进资金向新制造业领域的流动。税收制度在这方面的完善和细化工作包括养老金税收递延、资本利得税和所得税的具体安排，围绕支持新制造业技术创新和发展的投资基金，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快速化和低成本化，税收制度设计要进一步体现税收中性的政策考量，同时对于全社会慈善捐赠，用更大的力度进行税收抵扣。实行有扶有控的差异化信贷政策和风险监控指标，引导增加对新制造业中长期融资；加强资金管理，防止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腾出信贷规模支持实体经济。金融机构需要积极行动，从制造业客户需求调研、产品设计、尽职调查到后续跟踪等各个方面都要更加深入制造企业一线，增强对行业和企业的认知，进而提供更满足企业需求、更符合风险收益的金融服务。在使用新技术手段实现有效风控的基础上，创新抵质押融资的新方法，对原有信用担保、债务链闭环融资、供应链金融、资产证券化、资产管理、债转股等金融服务方式进行颠覆性改造，改善资本和信贷资源的有效配置，以适应科技创新周期长、投入大、不确定性高等特点，并通过资本力量和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尽职免责机制来吸引更多高端人才投身于新制造业的发展，同时增强金融服务制造业的内生动力。紧跟国家政策方向，支持推动有条件的企业由提供设备向提供系统集成总承包服务转变、由提供产品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转变，推动制造业加速转型升级。
监管部门提高透明度，完善信息披露。完善政务信息和行业数据系统平台，扩大可公开的官方数据和信息范围，及时完整披露行业所需信息。建立公开完整、及时更新的政策法规档案，发布形式直观、易看易懂的办事指南和流程规范。政策的制定发布要广泛听取各类市场机构的意见，包括制造企业、金融科技公司和外资金融机构等利益相关方。面向市场建立常设便捷、运行有效的咨询沟通渠道，完善信息公开和政策解释机制，及时了解并回应机构的关切。
明确标准规则，完善法律服务。监管部门需推进法规制度建设，尽快出台金融业数据标准和信息科技系统管理等相关法规，为行业创新发展提供制度基础。完善个人担保机制和抵押品收回、违约及其法律救济等方面的法规建设。加强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三方合作，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尊重市场主体及契约当事人的共同意愿，放开国际法和国际仲裁的适用范围，适当引入外国律师事务所及其他法律服务提供者，提高我国创新领域中依法治理的能力。
营造开放创新的市场环境。放宽市场准入，促进市场对各类资本开放，着力解决金融业务准入标准的“玻璃门”问题；全面优化准入审批事项办理流程，减少审批事项，再造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鼓励创新，包容新兴机构类型和业务方式，采取监管沙盒试点，建立试错容错机制。
维护公平竞争，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公平处理国企与民企、内资与外资、大型金融机构与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关系，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减少窗口指导，避免引发市场不公平。对于试点机构和试点业务，不要排斥考虑中小机构和外资机构。扩大政府采购协定中的地域范围和采购项目范围，如纳入金融服务业、会计审计服务业和管理咨询服务业。
构建面向未来的良好人才环境。在人才培养上，优化教学内容，发展符合科技变革趋势的新时代文化，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创新思维、全球视野和懂得处理人与科技、人与环境关系的新一代人才。在人才流动上，建立系统配套、有效衔接的人才计划体系，对创新创造性人才灵活安排岗位及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吸纳国内外高层次专业人才，在出入境便利、户籍、子女教育和个税优惠等方面提供便捷服务。在人才评价上，发挥既懂制造又懂金融的复合型人才作用，优化人才评价体系；健全容错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人才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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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9 11: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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