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敏:打破手机之困:农村儿童的精神生活之困和出路

孙敏（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网络时代智能手机成为农村儿童寻求外界“玩伴”、满足情感“共鸣”、获得价值“认同”的重要载体。根本上讲，“被手机困住的农村儿童”背后隐藏着农村儿童精神需求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的客观现实，通过手机建构虚拟“生活”成为多数农村儿童寻求精神寄托、发泄情绪、获得认同的重要途径。那么，农村儿童的精神生活到底面临怎样的时代困境？

在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多数家庭迫于生计，青年父母外出务工成为常态，其子女长期留守在农村。尽管日常生活由爷爷奶奶照料，但子女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情感障碍”“社交困惑”“学业压力”等得不到父母的及时疏解。同时，农村家庭的稳定性越来越低，父母长期吵架闹矛盾或者突然离异带给儿童的负面情绪会长期笼罩其生活、深埋在心底。随着孩子年龄增长，他们或者不确信在外的父母是否爱自己，也不确信父母是否真的在一起，或者常常担心自己的父母哪天“吵崩了”而失去谁。这些长期生活在不完整、不稳定家庭结构中的农村儿童，其与父母依恋关系的建构缺乏空时空基础和情感纽带，更容易成为缺乏家庭安全感的儿童。

近20年来，农村人口向东部工业地区流动，通过婚姻城镇化或教育城镇化在县城积聚，农村社区的空心化速度加快、范围扩大，熟人社会的陌生化难以给农村儿童提供一个具有“我们感”的社会交往平台。首先是农村社区中成年人与儿童的关系陌生化。常年外出务工的村民回村后看到村里的孩子不再熟悉，见面后的第一问是“这是谁家孩子？”，而不再是熟人社会中直呼其小名进行打趣对话的诙谐场面。其次是农村社区中儿童之间的关系荒漠化。随着农村家庭经济的分化，有些家庭已经进城、有些家庭正在进城，农村儿童同辈群体的缺失成为普遍现象：“放假了，村子里没有几个同龄人！”“放假的时候得骑个电动车跑上几公里才能跟同学玩！”在以地缘或血缘为纽带的农村社区中，随着农村人口流动和农民进城，农村儿童的社会化不再嵌入温情脉脉的乡土社会，儿童虽然生于斯长于斯，但缺乏日常化的社会交往而难以建构基于熟悉和认同而产生的归属感。

在生源和师资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难以保证。农村学校集中在小学和初中阶段，正值学生学习习惯养成和青春期叛逆阶段，当越来越多的农村学校无力规训学生行为、无心关注儿童心理变化时，随着学习内容容量增加、难度提升，不少农村儿童难以适应越来越个体化的学业竞争：“很多农村小孩，到了5~6年级，就跟不上了”“到了初中，以前只要重点关注3~4门成绩，但升到初一，课程一下子增加到7~8门，难度也增加，有些学生就慌了”。这些“慌了神”的农村儿童若得不到及时地关注和引导，长期处在“想学学不懂”“想学学不进”“努力但没进步”的状态时，他们便很难再从课堂学习中获得成就感。当学生个体主观努力一次次失败后，农村儿童从“上课听不懂、课后不会做”到“上课不想听、课后不愿做”的厌学情绪和厌学行为日益普遍化。

当前农村儿童的生活学习状态是，在家没有父母的唠唠叨叨也无法向父母倾诉，在村没有呼朋引伴的欢声雀跃，在校找不到学习的乐趣而是一次次的打击。在这样的生活学习环境中，安全感严重缺失、归属感难以建构、成就感不知所踪成为越来越多农村儿童精神生活的常态。手机正是在这种精神塌陷过程中“侵入”农村儿童的世界，乃至成为他们的“全部”。客观上讲，农村儿童的留守化、孤岛化和学困化是当代农民家庭发展、乡土社会变迁、教育竞争变迁的时代产物，面对这些结构性变量的约束，该如何重建农村儿童的精神生活？我们认为最关键的力量仍在农村学校，一所能够真正适应时代变迁、面向农民子弟教育需求的“新型农村学校”：

一是降低对农村家长配合的期待，积极推广陪伴式管理。在湖南省L县的乡镇学校调研发现，依托班主任和心理专业教师两大主体，在校园内搭建陪伴式班级管理，能够有效满足留守儿童对依恋关系的精神需求，这在初中阶段尤为明显。“陪伴式管理”的关键在于班主任或心理教师在给学生立规矩培养其行为习惯的同时能够给予学生充分的情感慰藉：比如在重大节日准备一些具有仪式感的活动；在常规的考试总结中给不同学生不一样的惊喜评价；在学生情绪低落的时候及时发现并给予心理疏导，等等。正如一位心理老师所言：“看见即被治愈，倾听即被治愈！”师生关系的拟亲人化成为弥补农村儿童安全感的重要机制。这种拟亲人化的师生关系对农村教师的时间投入和情感投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和政府出台相应的激励措施，新时代背景下教书育人是良心活更是深层次的情感劳动。

二是针对农村儿童现实社交困境，重点建设寄宿制学校。以乡镇或中心镇为单位，建立一所符合农村人口流动规律的高质量寄宿制学校，对农村儿童来说非常必要。我们在湖南省多所寄宿制学校调研发现，对农村儿童而言，在校寄宿至少在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严格且规律的作息时间配合制度化的手机管理，能够有效减少学生的“刷屏时间”，除了少数手机成瘾学生需要特别关注和引导之外，绝大多数儿童能够适应在校不碰手机的安排，“在农村初中晚自习9点结束，学生回到寝室没有手机，至少能保证他们的睡眠时间”。二是在寄宿制学校，以月假制度为基础，配合每周半天或一天的校内自由活动安排，极大地降低了农村儿童进行现实社会交往的时空成本。“自己和朋友在校内随便找一个角落聊聊天”、“约上朋友打一场篮球”、“有时候自发组织一场足球赛”等等，类似的以学生自主安排的社会交往有了空间和载体，低成本建构同辈群体的社交圈子，对重构农村儿童归属感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尽量增加校内非学习性活动，以活动育人重拾自信。在教育竞争烈度不断增大的背景下，总体而言农村儿童大多数是被“经济分化”和“教育分化”双重力量区分出来的“学习弱者”，要重建他们的学习自信离不开教学质量的提升，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教师转变观念、理解“自信迁移”的力量，即通过非学习性集体活动让学生发现自己存在的长处与优势，不断积累非学习性能力自信，这或将成为他们“虽难成才但可成人”的必要素质。这些集体活动包括各种社团活动、兴趣小组等，也包括学校组织的大型运动会、艺术节、校园晚会等，还包括以劳动技能、内务整理、行为礼仪等内容为主体的养成教育活动。这些丰富多彩的非学习性活动，有些成为他们释放各种负面情绪的窗口，有些成为他们发现自身独特价值的机会，有些成为他们激发自身内在驱动力的载体，有些成为他们养成良好生活习惯的路径。在这些集体活动中，他们的情绪、身体、心理能得到有效地调节，在活动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重拾生活的自信而不是“唯分数论下的一无是处”。

在农村，被手机困住的儿童越来越普遍且呈现低龄化的趋势，不可否认农民家庭教育的缺位是导致该问题严重化的重要原因，但绝不是唯一的、根本的原因。客观上讲，这是网络时代变迁与家庭现代转型共同造成的“时代病”。时代在变，社会在变，我们的基础教育，尤其是服务中国最广大群体——农民的农村基础教育，更需要紧跟时代步伐及时调整自己的思路和角色，真正回应农民家庭最为迫切的教育需求，通过重构师生关系、建构集体生活、建设校园文化等方式来充实和丰富农村儿童的精神生活。(来源：乡村发现转自:《今日教育》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