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策略] 武吉海:由“四村”调查观乡村演进

武吉海（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我跟踪调查湘西四个村落近8年时间，现将情况做个阶段性梳理。

2015年，经朋友推介，我选择凤凰县柳薄乡禾若村（后合并到禾库镇米坨村）、吉首市矮寨镇坪年村、永顺县芙蓉镇捞庄村（已合并为兰花洞村）、2017年加上古丈县坪坝镇曹家村四个村落，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四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变革，民族文化和民间风俗变迁，乡村社会向工业化、城镇化转型过程中遇到机遇与问题，近些年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在村落的实践，基层组织建设与基层治理状况，村民生产生活现状，传统村落建筑遗产保护传承等课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跟踪调查。

这四个村，其中坪年、禾若、曹家是苗族聚居村落，捞庄是土家族聚居村落。都保留着苗族、土家族的特色建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较为古朴的民族民间风俗。作为典型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过来得到挂扶单位及财政、发改、民宗委、扶贫、住建、农业农村等部门的扶助，它们先后被国家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目录。

我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方式，多次下村采访、座谈，实地拍摄、记录。一般选在春种、秋收、清明、春节等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回村的节点，入村采访村民生产生活场景。遇村里基层组织换届、召开重要会议、举办文化科技娱乐及非遗传承活动、村民办理婚丧嫁娶、修屋、家族聚会、村落整修及基础设施建设、驻村工作队轮换、运行等大事，也前往走访。对需深入了解的重点事项，入住村里与村民、村干部吃住交流。每个村选择几户人家，作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口述史记录。平常的采访、座谈，做了文字笔记和影像拍摄。

“四村”近年的发展变化，显现了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演进的一些趋势。这些趋势，值得“三农”工作者深度关注并作进一步的观察、研究。

1，为子女拼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调查遇到的普遍现象，就是外出打工和在家生产的村民，比以往更加重视子女教育，为此舍得投入。禾若、捞庄、曹家村落，外出打工户占了青壮年劳力的70%～80%。坪年村这些年发展黄金茶，外出务工户有所回流，也占到60%多。采访在外打工的夫妇，说到动机，多数回答是挣钱供小孩读书。稍有积蓄的村民，想方设法送子女到县城读小学、中学，由老人或妇女就近租房陪读。一些贫困户，多方寻找增收门路，将小孩送往乡镇中心小学或集镇就读。有的外出打工户，把孩子带到打工地城镇入学。上个世纪末国家启动的高校扩招，给农村青年进入大学、高职院校读书深造提供了机会。一些子女在大专院校读书的家庭，父母和老人平常舍不得消费，攒钱供孩子读到毕业、就业，有的甚至借账、贷款。村民回应这样做，是吃过文化低的亏，孩子没有一定学历今后在社会上不好就业。供孩子读书，是为他们拼一个更好的未来。捞庄村民孔凡顺，20多年来，为子女教育先后在永顺保坪乡、芙蓉镇、吉首市城区等地奔波、做事，他认为将小孩教育、安顿好了，吃苦值得。

调查还发现，农村青年大龄结婚和少子化已经来临。曹家村村支书杨开明说，他儿子30岁才成家。如今寨子上，30多岁没成家的大龄青年，有一层。有的光棍40多岁了，交了女朋友，还没有谈婚论嫁。这与以前为超生儿子东躲西藏，是想不到的变化。结了婚的年轻人，多数生一个或两个孩子，生老三的极少，传宗接代的观念在淡化。坪年村茶叶加工户杨正斌透露，寨子上30～40岁的光棍有几十条，这在以前很少见。

青壮年成批外出打工，拓宽了交往视野，扩大了通婚圈。年轻一代村民对居住地的选择，从注重就业扩展到考虑子女入托入学、看病就医。

2，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具有较大的韧性

我在省政协工作时，遇到一些专家学者，对现存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使用效率有争议。有人认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没有进一步的突破，农业农村下步发展推不动。深入农村调查发现，农村基层干部群众，对这件事的看法，显得更客观、实际一些。

农村年长者，对党和政府实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以及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动机，是理解和认可的。他们认为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留给进城务工人员一条退路。在城市打工做不动了，可以回村养老。现行的惠农政策，依附土地、人口覆盖千家万户，具有普惠性质。承包土地作为农民的口粮田，户户都有，能够减少因无地失地带来的贫富分化风险。“耕者有其田”，是祖辈追求的梦想，共产党将它付诸实施，推动了农村的社会进步。

乡镇村干部，对农村实行多年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经营管理体制感受颇深。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村的体现，是土地集体所有制。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能够照看到每户村民。城市化、工业化需要的征地拆迁，国家进行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的农田水利和道路、文化体育卫生等公益事业，村集体经济组织牵头的经济活动，需要动用、征用土地的，土地集体所有容易协调些。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做村民土地流转发动工作，也顺当一些。农村土地经营权转让，村集体有一些提成，村民通过土地流转获得收入。只要规范运作，公私利益可以兼顾。

至于争论较多的农村宅基地及附着房屋不能作贷款抵押物的欠缺，或许因为这些年有扶贫贷款和扶助资金来源，村民对此看的不是太重。   

我就农村土地制度变革，采访过坪年村1957年出生的老支书杨太平。他说，村民对农村土地制度变革是拥护的。从农村土改分田到户，到1980年代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党和政府一直在帮助农民发展生产，脱贫致富。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承包经营权是农民的，种什么或者流转承包地，农民能够作主。遇村里修建学校、球场、村部、卫生室等公益设施，市里修建乡村公路，调整土地比较方便。如果土地归属私人，许多事不太好办。

3，乡村产业发展呈周期波动态势

“四村”的产业发展，1990年代以来，做过多种摸索。发展高效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果，一度成为农村脱贫致富的热门。地处边远的禾若、捞庄，农户认为增收比较稳定的，还是种烤烟。烤烟有烟草部门扶持、收购，价格较好，这些年形成了大户种植，集中育苗、烘烤的产业格局。坪年近年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发展3000多亩黄金茶，大部分稻田、旱土，改种茶叶。黄金茶目前市场销售看好，村民培管、采摘有积极性。曹家围绕生态农业，加大了6000多亩老油茶林的垦复培管，大集体时栽种的板栗，近年发展的养蜂、稻田养鱼和蔬菜种植，种养技术都有一些改进。捞庄的猕猴桃、辣椒，行情几经反复，会培管的种植户，还是有赚头。

发展畜牧养殖，支撑过养殖户的收入。除耕地较少的坪年村外，曹家、捞庄、禾若，都有一些种植包谷、杂粮，饲养牛羊猪鸡的大户。前几年突如其来的非洲猪瘟，冲击了生猪散户养殖。这几年农村饲养、宰杀年猪的户数大幅减少，多数农户到集镇买肉过年。禾若的隆兴国、捞庄的向云富，一年种十几亩、上百亩包谷，养猪几十头，多数年份赚钱。去年隆兴国运气不好，他家饲养的母猪、肉猪全部病死，今年谋划重启创业。

外出打工户，老家田土由在家老人或委托亲友耕种。水源差、地处偏远的稻田，不少已经弃种。禾若寨子，集体化时曾经种植稻谷400多亩，如今已减少近半。就近打工的劳力，农忙时回家帮忙插秧、收谷。耕整机犁田，淘汰了祖祖辈辈使用的耕牛，有的户现转养肉牛。1990年代风起云涌的外出打工潮，改变了农村的从业格局，农村兼业成为普遍现象。

从事农村产业开发，要冒自然、市场双重风险。兰花洞村村支书向军告诉我，去年捞庄村民种植辣椒，一斤均价卖到2元多。今年农户扩种翻倍，价格跌至0.7元，种植户叫苦不迭。头几年猪价飙升时上马规模养猪的农户，遭遇猪肉价格暴跌，苦撑苦熬期盼猪价回升。茶叶去年遭旱减产死树，加上这几年各地扩面迅猛，坪年茶农担心目前卖价波动下滑。倒是茶油、蜂蜜、稻花鱼、散养土鸡等绿色产品，市场走势看好。在扶贫攻坚期间工作队扶持发展的黄桃等项目，有的已弃管或改种。从大面看，湘西过来开发的椪柑、板栗、药材、蚕桑和畜禽养殖等大宗产品，都遭遇过市场起伏的周期性风险。农村产业很难找到一劳永逸的长效项目。

农村产业开发，一度将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抓手。坪年村有返乡创业者创办的幸福谷茶叶合作社，捞庄、曹家办有猕猴桃、辣椒、蜂蜜、茶油等种养合作社。有的合作社因租地成本过高，或育苗品种失误，或产品营销受阻，或利益联系松散，出现经济纠纷。有经济能人牵头的合作社，运作顺利些。

外出江浙、广东、福建等地务工的收入，是“四村”农民收入的大头。像水电工、电焊工等技术工种，月收达1万多元。普通工种，月收也有3000～4000元，比在家做生产划得来。一些长期在外打工的村民，攒钱买了小车，有的在县城购买了商品房和商铺。个别运气好的，已在打工地城区或县城定居落户。

4，建造、购置住房，仍是村民支出的重头

农村住房闲置，是比较多的。“四村”举家外出打工、住房关门上锁的，一个村有几十户。但在村里老家新建、翻修住房，一直没有停歇。在外打工积攒的钱，主要用于供子女读书、成家，建造或购买住房。我采访过30多位村民，少的花20多万，多的花了50多万元，在老家修建新房。

我问过几位长年在外打工回村建房的村民，他们回答，自己的田地、山林、祖屋、祖坟、亲戚六眷都在老家，打工年纪大了，回来居住方便些。老一辈的毕生辛劳，就是为子女成家立业后能起屋建房。在农村，你不建一栋新房子，人在寨子里抬不起头。

在“四村”建房，须按传统村落保护要求，使用传统材料、传统工艺修建或整修。新建砖混结构的现代住房，不能破坏传统村落风貌。这方面，坪年、曹家管理、引导的好一些。

这些新建的住房，带动了家用电器和家具消费。在食品和日常衣物消费比重下降的同时，村民的子女教育费用、手机通讯费、养车费用这些年不断增加。以家庭计算，在老家建房和购买城镇商品房，仍是农户一生开销的重头。

5，部分村落空心化难以逆转

在“四村”走村穿寨，多数时段格外冷寂、苍凉，有时找不到几个人说话。我几次选在春节、清明入村，遇人烟稀少。举家外出、无人照料的老宅，已漏雨腐朽垮塌多栋，也有失火烧毁的。捞庄大寨，以前有70多户400多人。这几年在寨子日常居住生活的，只有10多户人家，多是老人小孩。捞庄的泽大湖寨，全盛时有15户70多口人，目前只剩2户5人。禾若苗寨，住户有550多人，现在家做生产的，不到50来人。曹家开经销店的村民叹气：春节一过，人走了多半，货卖不动了。真正留守村里的，少数有产业经营，多数是因各种原因走不开。

我采访过捞庄大寨到芙蓉镇上建房定居的村民向文忠。他一家2010年从捞庄来芙蓉镇上太平桥，用打工积蓄买地建房定居。他在镇上做木工、泥工，一年收入有4～5万元。爱人做小工，一年也有7000～8000元收入。他与爱人、儿子、女儿户口落在捞庄老家，媳妇户口在娘家高坪，都没有迁过来。他的哥嫂及3个小孩在浙江打工，家里也在芙蓉镇上买地建了住房。他算起来，原捞庄村民，在芙蓉镇上修屋、买房定居的有70多户，在永顺县城及吉首、长沙等打工地买房做事的，有40来户。这些外出定居的人回不去了，原因是老家不容易找钱。

按当下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势头，垮塌的房屋、衰败的村落还在增加。为数不少的村寨，因为缺乏增收产业和人气，即使修通了公路，整修了寨子，也难挽村落空心化的颓势。这四个村落算幸运的。列入中国传统村落目录后，得到国家村落保护资金的支持,扶贫投入近年也是前所未有。几个村的主干，一直在寻找发展乡村产业和旅游的门路。随着驻村工作队轮换和乡村振兴项目资金收紧，想重振村落往日大集体时的人气与繁华，谈何容易。

6，村民对精神文化生活与公平正义的追求，走上前台

祖居村落是外出游子的精神家园，它承载着祖辈留下的夙愿和浓浓乡愁。打工者走的再远，遇春节家人团聚，村里亲友婚庆、老人丧事，多数会赶回老家参与、帮忙。乡村民俗文化与风俗的交流，通过这些聚会日子传播。

记得到禾若调研时遇见村里老支书隆玉珍，他向我反映，希望帮忙搞点舞狮龙套、苗鼓等文娱器材。他说，现在寨子人虽然少了，但吃饱饭后，还是要唱些苗歌，玩点舞狮，打点苗鼓。有文化活动，寨子才有虎虎生气。

坪年、曹家新建村部、整修传统村落民居时，村民要求加建篮球场、休闲亭子、小广场，安装点健身器材，供大家开展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使用。捞庄村民自愿献出承包土地，申请上级扶持修建停车场，支持村里筹划兴办美术院校师生研学写生基地，意在引入、激活村落人气。

禾若保留苗族祭炯、接龙、玩傩愿等巫傩文化习俗。村民参加祭祀活动，遵守族群团结向善规仪，按分工合作，把活动组织的井井有序。坪年出过湘西第一代苗族鼓王龙英棠大姐，多位当年跟她学习打鼓的妇女及孙辈，如今围场击打苗鼓，深得龙大姐的遗风。曹家传承的苗绣、花带、舞龙舞狮、苗族武术，遇到节庆，一些村民乐意出面为来客展示才艺。

我曾列席曹家村村权监督会，听过村民对项目申报、人居环境、公正办事、参与监督、民主法治等，有了进一步的要求。

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发生的变化，说明在解决温饱、实现全面小康后，村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向往，对改进乡村居住环境、公共服务和维护村民合法权益的追求，变得紧迫起来。

7， 乡村基层治理的职业化、多元化开始显现

近年来的乡村基层治理，形成了村党支部领导、村支两委决策、实行村权监督、民主理财、村账镇（乡）管等运行机制。村里大事,由村支两委开会研定。基层的民事纠纷，主要依靠村组两级调解。大的纠纷，由乡镇派出所、司法所牵头，与村综治调解委员、驻村辅警一起协调处理。随着外出打工人口增多,乡村平常纠纷有所减少。

村里设有村支书兼村主任、村秘书、村妇女主任、村综治调解委员、村支部纪检委员等职位。大的合并村，设有村党支部副书记或村委会副主任。每个村增设了一名辅警。村部改造新建后，大厅设立村民服务中心，办理服务事项。从2022年起，村主干实行到村部轮流打卡值守。

这几年，上级党委政府增加了村主干报酬，村支书兼村主任年报酬达到4万余元。村秘书和其他主干，一般按村支书年报酬的80%～90%计算，直接打到个人银行卡上。每村市县政府一年补助工作经费3～4万元。前些年，发展村集体经济县里统一兴办的光伏发电，有项目的村一年可得几万元分红。村里从工作经费中，给村民小组长一些误工补贴。村部的开销缺口，一般是驻村工作队找钱填补。

前期扶贫攻坚，检查、督促较多，追责趋严。需村里填报的各种数据报表，工作量大，后来有所缩减。村支书一年用在公共事务上的时间，达到300多天。村秘书等工作量大的主干，包括轮流值班，也有200余天。村支书的职业化趋向，开始浮现。

驻村扶贫及乡村振兴工作队，在乡村发展与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后盾单位硬扎、掌握资源分配的，对扶贫及乡村振兴联系村支持更大。工作队长兼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队员列席村支两委会，为乡村治理注入了活力。加上实行乡镇干部挂村联系工作制度，形成了乡村联动推进重点工作的格局。

靠近县城或风景区的村落，引进涉农、涉旅企业，发展农产品加工营销，试办乡村旅游；培植本村能人，发展种养加融合与农家乐、民宿，在悄然起势。有实力和影响力的企业家、退休干部、乡贤，下乡、回乡，参与乡村建设与治理，在一些村落崭露头角。

这些乡村治理的悄然变革，加强了乡村发展、治理的行政驱动，呈现出多元参与赋能的走势。

通过调查感受至深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从农村起步的革命和建设，彻底翻转改造了农村底层社会，改变了“皇权不下县”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格局，实现了乡村社会的革命性再造。社会变革有时会以部分人委屈、受损为代价。我多次访谈的几位村民，其父辈在土地改革、合作化、三年自然灾害中，吃过苦头或受到打击，但他们对党和政府没有怨言。被组织处理过的基层干部，启用后任劳任怨，以重新获得组织和群众的信任为荣。对政府全免农业税、实行系列惠农政策，对这些年精准扶贫的巨大投入，农村的基层干部和农民，多数认为这是旧社会不可能有的德政。这些对政策、时局的看法，使人眼光一亮。

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是当代农村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巨大动力。谋划乡村振兴应遵循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从较长周期观察，乡村发展是个渐变过程,国家投入力度与乡村变化快慢有着密切关系。我与多位乡镇村干部、外出打工的村民交谈，了解他们的看法和期盼。主流的呼声，是乡村吸引资源、人才能力偏弱，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太小，找钱致富的门路不宽，必须借助外力才能实现乡村的发展与振兴。随着国家财力增加，政府应加大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投入力度。在农村实现整体脱贫后，继续实行较长时间的政策、资金与人才扶持，防止因灾因病返贫或致贫。逐步扩大政策普惠面，将农业农村发展融入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局。加快让有能力在城镇落户的打工者,实现比较稳定的就业和由乡进城的真正转移。从而使农村资源配置逐步达到普通农户能盈利的经济规模。

乡村治理宜针对时弊，进行化繁为简的改革，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利用优质资源，降低治理成本。中国共产党执政，给农村带来多年的安宁与发展。农村基层干部，为维护大局、推动发展，克服困难做了不少工作。近年农村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有了很大的提升和改善。治理方面，有进有退，乡村基层自主空间呈缩小趋势。在村里评定贫困户、低保户，安排公益岗位，易产生矛盾。产业项目扶持和基础设施覆盖，在村民小组、户与户之间，有时不好平衡。扶贫及乡村振兴驻点村与非驻点村之间，获得的支持差距较大。大的项目，由上级部门直接实施，村里参与不够。传统村落保护与村民拆旧建新，难以兼顾。像“不患寡而患不均”、“等靠要”等旧观念的影响，乡镇主干这些年的异动频繁，机关作法下搬基层，以及脱离群众、不敢担责、数据水分等倾向，有的在累积或加重。行政权力延伸到村，运行成本偏高，容易与村民发生直接冲突，国家财力也难以为继。而传统文化中的乡村自治，依靠乡贤、家教、家训引导规范，这方面的潜力可以挖掘。宜针对乡村治理中产生的问题，按简政放权思路进行稳健、接地气的改革，为基层干部改进服务，勇于担责、诚实做事，创造宽松环境。使乡村治理减少无用做功，提升治理实效，走上依靠制度、机制科学治理的长效轨道。

有些村落，在今后的发展变革中难免遭到淘汰，它的生态屏障功能会保留下来。一些靠近城镇、景区、交通要道，资源富集且有生产要素吸附能力的村落，会在发展农林产业和乡村旅游，展现传统村落风貌和农耕文明田园生活方式上，找到新的突破口。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只要紧紧依靠为国家工业化、城镇化付出辛劳的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我们就能开辟乡村持续、健康发展的无限空间。

2023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