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策略] 杨华:系统厘清乡村振兴的五大核心关系

杨华（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到底振兴什么、怎么振兴、谁来振兴，是需要不断探索的重大问题。在此背景下，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陈文胜教授所著《中国乡村何以兴》应时而生，该书立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远景，系统厘清了乡村振兴的五大关系，包括政治与政策、战略与策略、城市与乡村、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政府与市场，这五大核心关系直接关涉我国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首先是一个大的政治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代表着党中央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三农”本身在中国就具有政治性。农村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稳固都大后方，历次城市出现经济危机，农民工都能够返回农村，当城市的问题得以顺利化解，农民工还能再进入城市。促进农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从而更好地发挥农村作为“大后方”的作用是中国政府关注的最大政治。

中国的政治如果直接落到乡村就会出问题，当前突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强调乡村振兴示范点、示范区、示范带的建设。一个县投入一个示范点就十几个亿，但是背后乡村的人都没有了、房子都破烂了，过几年示范带、示范区就变成烂尾楼，这就是没有处理好政治与政策的关系问题。陈教授这本书非常准确地提出，在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要把政治转化为政策，产业政策、文化政策、组织政策不能简单地直接落地，要与本地发展实际结合起来，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例如产业政策，不可能每个村都盲目地扩大规模发展产业，这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农业发展一定要基于本地资源禀赋。文化政策同样如此，不应该直接把政治变成政策，这是一个很大的关系。

乡村振兴是大的战略，战略是站在国家经济发展，参与国内外竞争，参与国际竞争，尤其是与美国高科技的竞争。站在未来30年全面现代化的视角去看乡村社会，当前国际形势非常复杂，国家经济在下行。乡村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乡村振兴未来怎么走，这是一个战略问题，不能直接当策略。该书指出乡村振兴在不同的地方肯定要有不同的策略，笔者在一些村庄调查时，村支书记问我们怎么搞乡村振兴？在贫困村，只要把矛盾解决掉就是乡村振兴，农村所有的工作都是乡村振兴的工作，不要以为搞产业、搞旅游就是乡村振兴。

中国县域拥有辽阔的区域空间和生态优势，是最大的潜在内需市场，是最具活力的战略发展空间。该书中强调只有以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为取向，推进农村发展动力变革，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才能为经济转型找到有效的突破口，为农民富裕富足提供更有力的制度支撑。我们不能违背农民意愿、逼迫农民进城，未来三十年还会有农民生活在乡村，也还会有人返回乡村。县城的城镇化也是如此，这绝对不是未来农民的终点，要让它自然地城镇化，不能逼着农民进城，未来农民二代三代会逐步向大城市迁移，部分县城将会衰落。笔者在广西调研时发现，除了柳州市的常住人口呈现净流入，其他的地级市和县城都是净流出的。这就是乡村振兴过程中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

东部地区的经验能不能直接用来指导中西部地区，尤其是浙江乡村振兴的经验？笔者的调查包括陈教授的这本书也指出，这种经验的意义并不突出。东部地区的乡村振兴，一个县的资金投入能够达到几百亿，中西部地区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投入，一个亿都投不了，所以浙江当前推进乡村振兴的经验对中西部地区而言参考价值并不突出。中西部地区不应该盲目学习浙江现阶段的经验，理想化地将浙江乡村振兴取得的成效作为自身当前工作的目标，而更应该分阶段总结东部地区乡村振兴的经验，再根据本地发展实际来理性地借鉴。

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政府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农民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农民的主体地位怎么体现出来？现在基本上都是政府“大包大揽”，政府在干，农民在看，看了还不满意，还骂人，这样做是不行的。此外，在乡村振兴当中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该书指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决定着乡村产业振兴的成败”，只有找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黄金结合点，政府、农民、市场三方以及各种要素才能实现配置最优化、效率最大化。有为政府应该注重通过制度供给、政策供给和服务供给，从而推动有效市场的形成和完善。很多事情市场可以做的，政府应该把不该管的“放”给市场，从而激发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以产生乘数效应。（来源：乡村发现转自:《新疆农垦经济》2023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