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策略] 李伟华：外来物种入侵的危害与治理

2021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生物安全关乎人民生命健康，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影响乃至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外来入侵物种治理是关乎国家生物安全的重要内容。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和中国科学院发布了《中国第一批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包含了16种对我国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的动植物，同时由农业部牵头组织了对其中的外来入侵植物豚草和紫茎泽兰的铲除活动，踏出了我国外来入侵物种治理的第一步。202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以及自2022年8月1日起施行的《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掀开了我国外来入侵物种治理的新篇章。

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多样，生态系统类型众多，是遭受外来物种入侵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我国外来入侵动植物的分布主要受降水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入侵植物和动物的数量和密度都呈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减少的趋势。在全国尺度上，外来入侵物种多样性与入侵地物种多样性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整体上呈现为从东南向西北、从西南向东北物种数量逐渐减少的趋势，与我国外来入侵物种整体分布格局和首次发现地理分布格局类似。在各省中，广东（442种）和云南（404种）入侵物种丰度最高，是外来物种入侵的重灾区。

从时间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越来越频繁，也增加了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2001年12月，中国有283种外来入侵物种，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增至488种，而到了2020年，外来入侵物种高达660种，增长速度惊人。在我国大陆已发现的外来入侵物种中，约75%分布在农田、城镇、森林和湿地等4类生态系统。

我国生态环境部在2021年发布的《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中指出，全国已发现66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其中，71种对自然生态系统已造成或具有潜在威胁，被列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包含植物40种、动物31种，涉及42个科63个属。入侵植物中，菊科植物占42.50%，禾本科植物占15.00%，苋科植物占10.00%。入侵动物中，脊椎动物占19.35%，无脊椎动物占80.65%。在无脊椎动物中，除非洲大蜗牛、福寿螺、松材线虫和克氏原螯虾等4种外，其他21种均为昆虫，昆虫占无脊椎动物的84%，是入侵动物的主要类型。

另外，6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来入侵物种调查结果显示，219种外来入侵物种已入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其中48种外来入侵物种被列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2022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共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173种，3.1万种次；境外预检淘汰不合格动物4.2万头，淘汰率21.16%，并且首次从进境种苗中截获光滑拟毛刺线虫、波斯茎线虫。

其一，外来入侵物种可以通过自然扩散而进入新的生态环境。自然扩散是生物生存发展的自然规律，对空气流动、水体流动或动物携带造成的外来物种入侵加以防范是极其困难的。

其二，外来入侵物种可借由人类活动无意传入，非故意但客观上通过交通运输工具及国际旅客被带入我国境内。如1982年肆虐我国森林群落的松材线虫，原产于北美洲，经由进口设备的木制包装箱被传入我国境内后迅速爆发，对园林树木、经济林、农田防护林等造成严重威胁，对香港广泛分布的马尾松林造成了毁灭性破坏，现已对安徽黄山、湖南张家界的天然针叶林构成巨大威胁。

其三，外来入侵物种以观赏、饲养、提供食品或景观美化等为目的而引入，但却因管理不善导致其逃逸野外，形成外来物种入侵。在我国目前已知的外来有害植物中，超过半数的物种是人为引进的。如加拿大一枝黄花，曾作为观赏植物于1935年被我国引种栽培，该花颜色鲜亮、形似麦穗，起初被称为“幸福草”，逃逸野外后在21世纪初爆发，蔓延至河南、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江苏等十几个省份。

其四，外来入侵物种被非法或恶意引入。一种是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而非法走私不合格动植物产品或外来物种，即明知违法而故意为之，如进境动植物产品中使用假证书或以瞒报、漏报形式走私动植物产品的形式，尤其是非法贩卖“异宠”等，这些行为加剧了动植物疫情传入和外来物种入侵风险。另一种则是对我国敌视的恶意入侵，即以“非传统战争”方式如通过各种手段实施生化武器与细菌武器的袭击，或以联合建立生物实验室等名义恶意引入本土不存在的外来有害物种等。如美国在世界各地设立的联合生物实验室屡屡发生生物安全事件，严重危害世界各国生物安全。

202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生物安全建设进行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现在，传统生物安全问题和新型生物安全风险相互叠加，境外生物威胁和内部生物风险交织并存，生物安全风险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我国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还存在短板弱项。必须科学分析我国生物安全形势，把握面临的风险挑战，明确加强生物安全建设的思路和举措。”外来物种入侵是危害我国生物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由外来物种入侵带来的新型生物安全风险日益严重。

2001年12月至2003年10月，我国开展了第一次对外来入侵物种的调查。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牵头、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协调，组织20多位专家对我国国民经济行业4个门类的200多种外来入侵物种的危害进行分析和计算，结果表明：外来入侵物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198.76亿元，占当年GDP的1.36%，其中对我国经济有关行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共计198.59亿元，包括农林牧渔业损失达到160.05亿元。除了直接经济损失以外，外来入侵物种对我国生态系统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达千亿元以上。我国农业农村部每年都设置生态环境保护项目，2022年仅用于长江流域的外来入侵物种防控资金就高达12亿元。除了中央政府以外，各地方政府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控制外来物种入侵，2022年广东省仅针对外来物种红火蚁的防治预算就高达5000万元。

外来物种入侵对生态环境造成深远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其一，造成入侵地生态系统失衡和生物污染。如凤眼蓝（水葫芦）本为原产于南美洲的浮水草本植物，在1901年因其观赏价值以及可用作畜禽饲料而被引入中国，后逃逸为野生，因其强大繁殖能力，种群数量在野外膨胀式增长，现已广泛分布于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的19个省市。凤眼蓝的增殖速度极快，可以迅速覆盖水体表面，限制水体的流动，掠夺光资源，使水体中的溶氧量减少，致使水体动植物缺氧致死，导致水体发臭污染。

其二，外来入侵物种挤占本地生物资源与空间，形成单优种群，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甚至丧失。臭名昭著的恶性杂草薇甘菊，原产中南美洲，现已广泛分布于亚洲和太平洋热带地区。薇甘菊为藤本植物，节节生根，蔓延速度极快，适宜季节茎节每日伸长高达20cm，而且开花数量繁多，能够产生大量小而轻的种子，极易扩散。同时，薇甘菊还具有化感作用，极易形成单优种群。所到之处，造成大片森林枯萎死亡，导致植被退化，森林生态系统发生逆行演替。鳄雀鳝是北美7种雀鳝鱼中最大的一种，为大型凶猛鱼类，主要生活于淡水，内脏和鱼卵都有剧毒。其进入我国自然水域后会大量捕食本土水生生物，可直接导致本土鱼类等水生动物种群急剧下降甚至灭绝，危害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稳定。

其三，外来入侵物种导致生态灾害频繁，危害我国粮食安全。原产于热带美洲的草地贪夜蛾具有强大的迁徙能力，于2019年由东南亚传入我国，仅用半年已侵入至我国18个省（市、区），其幼虫的食性广泛，可取食超过76个科、超过350种植物，其中又以禾本科、菊科与豆科为大宗，严重损害甘蔗、玉米等农作物生态系统。除此以外，松材线虫、美国白蛾、稻水象甲、苹果蠹蛾、美洲斑潜蝇等农林生态系统入侵害虫每年都在我国引起大面积灾害。

其四，外来入侵物种还威胁到人类健康。三裂叶豚草原产于北美洲，具有极强的养分汲取能力和再生能力，造成土壤干旱贫瘠、遮挡阳光，降低农作物产量。每年8—9月是三裂叶豚草的花期，大量花粉散布到空气中，引发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哮喘等变态反应症，严重时会危及生命。红火蚁原分布于南美洲巴拉那河流域，2004年9月自中国广东省吴川市首次发现红火蚁以来，红火蚁在国内已侵害的省份达15个，如浙江、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受害县级市达390个以上。红火蚁对人有攻击性和重复蜇刺的能力，叮蜇时从毒囊中释放毒液，人被叮蜇后奇痒无比，且有如火灼伤般的疼痛感，其后会出现如灼伤般的水泡。少数人对毒液中的毒蛋白过敏，会产生过敏性休克，有死亡的危险。

其五，外来入侵物种能够破坏遗传多样性、改变物种进化方向，损害我国的生物基因资源。入侵种与本地近缘种之间、入侵种相互之间有可能发生杂交，从而使本土物种基因型在生物群落基因库中的比例发生变化，造成一些植被的近亲繁殖和遗传漂变，改变整个系统的演化方向。如原产于南美洲的南美蟛蜞菊本是以园林绿化为目的而引种的，其定居后便迅速向周围的群落蔓延扩展，且又因具有强烈的化感作用而形成疯狂蔓延，同时其与本地蟛蜞菊杂交，形成新种杂交蟛蜞菊，挤占本地蟛蜞菊基因型在基因库的比例，造成本地蟛蜞菊基因资源锐减。

其六，外来入侵物种可能被用于敌对性攻击，严重危害我国国家安全。仅仅是由于人类活动无意导致的外来物种入侵已经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和严重的生态后果，若外来入侵物种被用作实施生态侵略的重要生物武器而被针对性使用，后果将不堪设想。外来入侵物种经人为改造作为生物袭击的手段而危害国家社会安全，还可以作为“隐性杀手”长时间潜伏而造成代际性的生态危害。世界冲突已从机械化武装向信息化战争和生物武器时代转变，对此，我们要高度警惕。

外来物种入侵防控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近年来，外来物种入侵的危害及防治管理在我国逐渐受到重视，防治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果。我国外来物种入侵治理已经向规范化、法治化和科学化稳步迈进，但仍然存在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202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以及2022年8月开始施行的《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标志着外来入侵生物的治理走向了新的台阶。

加快相关制度建设，完善治理体系。从物种引进的生态风险评价、信息网络构建、外来物种生态风险监测、建立多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调机制、完善责任追究和经济赔偿机制等诸方面，加强立法和执法工作，使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工作系统化、法治化，减少盲目性，提高科学性。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生物安全的法律法规，保证外来物种入侵的防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重点完善外来物种安全性的评估体系，设立外来物种评估和监管机构，对从国外引进的经济物种进行全面和科学系统的风险分析，对潜在的外来入侵物种进行预警。

构建外来物种入侵前瞻性风险评估预警处置技术平台。在“十三五”已有成果基础上，推动建立“关口前移”的重大外来物种入侵前瞻性风险评估预警处置技术平台；构建外来入侵物种跨境溯源数据库，研究并筛选潜在重大外来入侵物种，判断并明确可能的入侵方式和路径，形成目标物种入侵动态监测预警体系；研发更高灵敏度的便携式检测产品，完善快速应急响应的现场处置技术体系，形成重大外来物种入侵风险鉴定与预警处置平台，变“消极被动”为“积极主动”，提升外来入侵物种前瞻性风险评估、预警与处置能力。

创新检验检疫方式方法，提高工作成效。创新动植物检验检疫方式方法，采取直接、经济、有效的防范手段和措施，构筑防范有害外来物种入侵的第一防线。加强口岸检疫力度，杜绝进境人员私自夹带花卉种子、水果、观赏鱼等风险性外来生物入境。例如深圳皇岗检验检疫局创新国门生物安全查验机制，在旅客携带物检疫查验处理流程中创新实现“查—评—处”三分离的闭环管理工作方法，有效提高了工作质量和效率。

加强科学研究，坚持绿色防治与综合治理。要加强对外来入侵物种的科学研究，特别要重视外来入侵物种的入侵和危害机制、引进外来物种环境影响评价方法、外来物种控制技术，如生态系统、生境恢复技术、生物防治、低污染化学防治、生态替代、早期预警、遥感监测等综合防治方法的研究，为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治和管理提供技术支持。创新环境友好型清除方法，力求对入侵地生态环境影响降至最低，最大限度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对于已经入侵的有害物种，要秉承“绿色防治、综合治理”的工作理念，坚持“早发现、早铲除”的工作思路，协调运用生物、物理和化学等综合防治方法，科学制定防治方案，充分发挥各种防治措施的优势，以达到对外来入侵物种的最佳治理效果。

提高民众对外来物种入侵的认识，加强全民生物安全教育。外来物种入侵的治理事关国家安全体系，不仅国家需要大力投入，更需要民众参与。比如鳄雀鳝事件以及一部分外来物种入侵事件均是由于民众生物安全意识淡薄、擅自饲养以及随意放生外来生物导致的，因而提高我国民众的生物安全意识也是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治理的重要手段。从宏观层面来讲，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网络、电视、电影以及新兴媒体等对社会公众进行外来物种入侵知识的科普，包括入侵物种识别、入侵生物的危害、防治方法以及典型案例宣传。对于检验检疫、生物引种等重点行业和港口、物流等重点领域的从业人员，要专门进行针对性教育、培训工作。同时，也要加大对在校学生的生物安全教育，可以通过开展校本课程的形式提高学生对入侵物种的识别能力并学会简单的处理方法。对于最有可能经常接触到入侵生物的基层农民、渔民进行不定期义务培训，加大宣传力度。

加强物种管理的国际合作和外来物种入侵方面的信息流通。外来物种控制措施具有跨国性，甚至会影响国际贸易，因此，进行国际合作十分必要。现今，外来物种入侵已逐渐演变为一个包括科技、经济、政治等诸多内容的世界性问题。在国际背景之下，我国作为面临严重生物安全问题的国家，应积极地参与生物安全事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及时了解国际规定、动态及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在信息化时代，各国各区域间应该加速信息流通，充分利用已有的关于外来入侵物种的信息，建立有效的外来入侵物种信息交流平台，对预防控制外来物种入侵具有重要作用。（来源：《国家治理》2023年10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