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策略] 马福云：当前值得关注的社会心态问题及其治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推动着利益格局重构、经济关系调整与社会结构演进，使得社会心态随之发生变动。社会心态作用于人们生产生活，又反过来影响经济社会变革的环境氛围，本文拟对这一过程进行深入分析，以把握社会变革中社会心态的变动，有效应对并及时消除不良社会心态，助推积极社会心态的形成。

我国社会心态的发展历程

社会心态的形成、发展，是社会现实全要素的综合反映。伴随改革开放、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我国民众的社会心态产生较大变化，并且愈发呈现更为复杂的演化趋势。

社会心态及其特征。社会心态是超越个体的社会存在，反映整个社会或绝大多数社会群体总体性心理倾向和情绪态度，构成公众心理情绪的基调。社会心态一经产生，会传导给更多的社会成员，直接或间接影响人们的心理动机、情绪倾向，对公众社会行为、人际交流交往等构成潜在的心理或情绪影响，进而再次产生影响社会心态的变动。

社会心态是人们基于日常生产生活感知而产生的普遍社会心理状态。在一定时期内，特定经济社会条件持续作用于广大社会成员的日常生产生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交流交往，使得公众的心理倾向、情绪感受、社会舆论等相互传导而具有相似性，由此形成了弥漫于整个社会或者绝大多数社会群体的共同社会心理状态，也即形成了某种社会心态。

社会心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与一定时期经济社会环境及其给人们带来的心理情绪感受相关联，具有时代性、动态性、传导性和继发性等特征。其中，时代性强调社会心态与一定时期的经济社会条件相关，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与演进将塑造不同的社会心态；动态性强调社会心态的动态变化，经济社会条件变动，给公众带来不同的感受，从而产生社会心态变化；传导性强调社会心态的公众间传导，社会心态生发于感知敏感人群，其后通过传播传导给其他人群，以心理认同使得特定心态在社会中弥散，呈现普遍及趋同特征；继发性强调社会心态受经济社会条件制约，基于特定经济社会环境、被公众感知后而产生，但其产生后会反作用于人们的社会行为。

我国社会心态的演变。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推动着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经济的快速增长推动着我国社会的转型发展。在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经济帕累托改进使得人们的社会生活条件普遍改善，也使得社会心态呈现出积极向上、活力蓬勃的态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成型，人们在市场竞争的效率追逐中开始出现经济收入分化、利益差异显性化的趋向，社会成员之间的阶层差异逐步表现出来。尽管人们的经济社会生活都在改善，但是群体间、阶层间的差异开始出现，人们的经济收入、社会生活条件变得不再相似，由此部分人群产生了相对剥夺感与不满情绪。

21世纪10年代后，互联网、信息技术得到快速发展，网络社会发展起来，网民队伍逐渐壮大。网络社会中数字技术传播给社会心态的形成及其治理增加了全新的要素。在网络社会中，社群同质聚集更方便，信息传播更快捷，社会心理的形成传导加速，社会心态的流变性也更强。同时，网络信息传播使得社会心态向群体行动转化的可能性大增，各类社会风险在网络空间与现实社会之间互动、传导及转化的趋势更加明显，这使得社会心态治理的迫切性剧增。

在此背景下，社会心态研究及其治理实践逐步发展起来。2023年10月初，在中国知网以“社会心态”为主题词进行篇名检索，发现相关中英文文献从20世纪90年代的年均20多篇、21世纪初的50多篇，剧增到21世纪10年代的350多篇，其中2013～2015年的年均文献产出接近或超过400篇。2011年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每年编辑出版《中国社会心态蓝皮书》，研判年度社会心态的现状、趋势及特征，关注社会心态的演进，为培育良好社会心态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同时，党和政府也开始关注社会心态的治理，积极采取措施推进积极心态培育。2011年3月，“十二五”规划中首次提出培育社会心态的社会管理目标，强调要“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人文关怀，注重心理疏导，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在上述政策指导下，我国社会心态治理得以不断推进。

当前我国社会心态的现状与问题

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我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接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等保持了经济持续发展及社会大局稳定。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重大成果。面对国际局势变化，我们保持战略定力，牢牢掌握国家发展和安全主动权，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举世瞩目成果。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日益深入人心，正能量社会舆论不断强化，社会和谐越来越成为民众的共识。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激发了民众自豪感和自信心，人民群众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预期乐观，社会情绪更加积极，社会心态也愈发理性、自信和从容，呈现整体向好趋势。2021年2月，中宣部发布的《2020年全国社会心态调查综合分析报告》显示，我国社会心态主流积极健康、总体明显向上向好。社会各界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未来发展的信心持续巩固，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民心民意基础更加牢固。近年来，全党全国人民的“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对党中央信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愈发笃定。人们获得感的成色、幸福感的暖色、安全感的底色明显提升，人们高度评价“六稳”“六保”工作以及保障改善民生取得的成效。”2022年的接续研究再次肯定了2021年的研究结论。王俊秀、张跃基于2019、2020和2022年的社会心态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民众美好生活需要总体处于高位，社会公平感呈现逐年递增趋势，社会一般信任总体中等偏上；但新冠疫情对民众社会心态产生一定消极影响，社会总体安全感下降，总体社会参与水平仍待提升。

然而，在经济社会持续转型中，各项改革开放举措向纵深推进，民众利益诉求分化，人们价值取向日趋多元，社会利益与矛盾冲突更加复杂，不可避免地也会带来消极、非理性的社会心理心态。我们在实地调研中发现，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消极心理尚未彻底消弭，经济压力引发的焦虑情绪延续，社会风险与不确定性导致的迷茫心态蔓延，传统与现代交织中的诚信危机时常呈现等都是当前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问题。

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消极心理尚未彻底消弭。新冠疫情以各种或隐或现的方式作用于人们的心理情绪，相关的负面事件导致部分人群的消极感知过载，引发不良社会心态。新冠疫情给人们造成了较大的心理消耗，个人可能因耗竭、倦怠、疲劳等出现反应淡漠、不在乎等心理，或者走向另一端、催生应激反应，带来焦虑、抑郁、恐惧等负面情绪。同期，美国等西方国家为维持其霸权地位及发展优势，对我国进行贸易、科技及金融领域的打压，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造成了一定阻碍，相关负面影响也渗透到人们的心理感知和社会情绪中。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整体经济社会生活恢复、社会回归常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既需要宏观经济社会回归常态，也需要个体生活感知、社会心理恢复正常，两者还会互相影响、交互关联强化。当前，部分产业承压，相关中小微企业运营困难，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缓慢，公众投资消费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当一些具有冲击性的负面事件进入社会生活，并给人们带来消极影响时，就有可能诱发人们对未来的不佳预期，使人们对经济行为、社会事件感到无能为力、力不从心，这在个体心理上表现为焦虑、抑郁、烦躁等心理，与人们面对现实可能出现的消极心态、弱势社会行为相交织，给社会及公共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经济压力引发的焦虑情绪延续。伴随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现代经济逐步取代传统经济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现代社会随之来临。传统经济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农业生产固有的自然属性使得农业社会生活节奏缓慢、社会变革迟缓，公众心态相对平和。现代经济建立在社会分工带来的市场竞争与交换基础之上，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理性算计及竞争择优推动着人们的创造性和主体性不断拓展，制造业、服务业持续创新，产业不断追求变革，现代经济就此不断演变进步，进而推进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转轨使得我国经济状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现代化转型而迈入现代社会，也使得现代社会固有的心理焦虑蔓延开来。早在1993年，吴忠民就强调重视对社会焦虑问题的研究。在生产工业化、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生产要素重新配置，资源、利益再分配必然会动摇原有利益格局，人们不可避免因收入差距拉大而出现贫富分化及社会阶层分化。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不断拉高人们的生活及消费期望，导致人们经济收入压力大增，而现代生活中教育、就业、医疗、住房、买车、养老等不可避免地需要个人收入的支撑，收入与需要的不匹配使得人们的生活压力及心理焦虑随之出现。2014年，人民论坛问卷调查显示，因工作、生活、养老及未来无法预期等造成的长期紧张与不安，形成了社会焦虑症，在当今社会十大病症中位列第三。在现代经济社会转型中，传统价值理念、社会道德规范难免不同程度地被破坏或削弱，经济利益配置、资源分配与社会流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都加大了阶层固化的可能。这不仅冲击着传统价值及社会实践，也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内心的焦虑。经济改革成功调动了人们参与市场的积极性，然而面对经济利益的得失与实际社会生活压力，个人唯恐在竞争中失利而被他人及主流社会抛弃，这使得焦虑心理实时浮现并传导，被人们所感知，造成社会焦虑感。

社会风险与不确定性导致的迷茫心态蔓延。现代社会面临诸多风险与不确定性，从风险社会理论看，风险与不确定性，和危险、不安全等观念相伴随。奥尔特温·雷恩等提出，风险是一种人类所珍视之物（包括人类自己）处于危机中或结果呈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境或事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工业社会在为人类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巨大风险，人为制造的风险开始充斥整个世界，进入工业社会后，人类已经进入一个以风险为本质特征的风险社会。伴随现代化发展，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干预范围和深度都在扩展，人们的社会行动对自然和社会的影响大大增强。即便人类借助现代治理手段和机制来应对风险、提高风险治理能力，其中蕴含的潜在性技术风险、制度风险等也依然难以克服。“当今世界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就是不稳定、难以把握，既包括事物发展状态及其属性的不稳定及变动性，也包括人们囿于自身认知局限对事物发展认知不清晰而无法把握。不确定性可被视为风险的本质特征，当不确定性可以测度时才可给出风险大小或多少的判断，因此应对风险的本质是识别和把控不确定性。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伴随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网络社会信息传播因其固有的虚拟性、流变性给现实社会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风险与不确定性是我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社会发展中的风险、不确定性以及多元复杂性加剧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当前，国内与国际、网络与现实社会中的各种风险与不确定性因素聚合而相互作用，使得各种不可预测性问题相互叠加，以至于人们无法用既有理论体系或是分析框架加以研判，给予恰当回应。例如，青年群体在社会转型发展中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传统价值观念易受到冲击与挑战，他们在竞争合作中重构社会交往与社会信任，在奋斗中不断调整适应，当经过努力依然不能跟上社会变迁步伐时，就可能出现迷茫、失落心理，甚至感到虚无而选择逃避现实的“躺平”。

传统与现代交织中的诚信危机时常出现。人无信不立，诚信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对政府、市场及社会而言，诚信更是其持续运作的基石。在诚信社会中，人人都能相互信任，那么社会必然是低成本、有温情的和谐社会。2011年9月，人民日报发文《我们的信任哪儿去了》指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信任度却在明显滑落，“不相信”的情绪正在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中蔓延。近年来，我国陆续建立一系列诚信治理制度，让守信者和失信者越发泾渭分明。但也应看到，尽管社会信用体系在逐步完善，整体上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碎片化状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市场经济活动增多，陌生人之间的联系交往日益频繁。在市场活动中的义利诱惑下，诚信原则更易失去软约束。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建构中，体制机制缝隙、管理疏漏难以完全避免，法律约束规范手段尚未成熟，行政管理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力有限。伴随网络社会发展，网络传播“放大镜”作用不断强化，人际传播交往更为虚拟化，社会诚信建设亟待加强。

推进社会心态治理的政策建议

当前，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外部打压遏制可能长期化、甚至有可能升级的现实情况，我国改革发展任务更加复杂艰巨，各种风险、不确定性及难以预料的因素增多，一些“黑天鹅”“灰犀牛”事件还有发生可能。在此背景下，社会整体的韧性及其建设，普通民众的乐观精神、斗争意志及较强的心理抗压能力在应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变得愈发重要。为此，要在总结近年来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将社会心态治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范畴，以科学化、常态化、制度化的方式方法应对不良社会心态，提升社会心态治理能力，促进社会成员“内心的强大”、推动社会整体心态的健康发展，提升社会整体的韧性和抗压能力。

增进民生福祉，注重提升民生“三感”。民生连着民心，民生保障是民众社会生活的底线。首先，对干净的饮用水、安全的食品、洁净的空气等最基本需求必须予以保障。其次，围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等社会福利政策提质增效扩面，推动各项工作的精细化，使得福利政策落地更细致、更扎实，为民众带来切实的福利。再次，面对青年群体的焦虑、迷茫，应重点解决青年群体关注的教育与就业问题，可考虑适度扩展技术院校及专业研究生招生规模，完善包括大学生在内的针对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支持。还有，要着力减轻家庭生育养育及教育成本，继续完善落实“兜底线”的社会救助政策，加快探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待遇及养老金，将更多困难群体纳入住房保障范围，继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工程。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民生建设来提升困难群体的生活品质，增强困难群众对疫情影响的抵抗力，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国家叙事切实转化成百姓身边的“小确幸”，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而转化为群众对党和政府更深的信赖、更坚定的拥护，提升民众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为积极社会氛围、社会心态的培育创造条件。

建构社会心态治理体系，提高全社会抗压强度及抗逆力。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探索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但总体建设进展与人民群众的期待、社会的需求依然存在距离。一方面，要破除“经济发展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的简单思维，认识到经济发展后还会遇到新的问题；另一方面，要科学认知个人及社会心理心态，扭转公众对心理疾病存在的病耻感和对不良社会心态的消极应对态度，要科学分析社会与时代发展中存在的心理心态及情绪问题，据实评估重大社会事件对个体和大众造成的心理情绪影响。社会治理，是人的管理和服务，在很大程度上是民心抚慰与人心治理。建议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社会心理心态治理等纳入新建的社会工作部工作范畴，在建设、干预与服务三个层面进行统筹，建立社会心态监测预警、演变研判、干预引导及研究分析等多层面的治理架构，从而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心态治理体系，建构适应新时代需求的社会心态治理机制，以完善的心理服务体系机制来应对负面心理、不良社会心态，进而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心理抗压强度，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社会心理感知，提升公众心理抗逆力。

推进社会规范体系建设，重塑社会信任与诚信心理。市场经济本质是法治经济，现代社会中的社会行为、人际与群体互动同样需要按照一定规范规则进行。现代社会是基于规范、合理、公正规则而运行的，社会规范的存在使得人们的行为可预期，减少了人们经济交换、社会交往中的不确定性，推动社会互动可持续进行。在2000年前后，我国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打破了原有社会规范，又缺乏适时的新的社会规范建构，给经济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导致一些非理性、消极社会心态的产生。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也是社会制度安排、法规规范设计的价值基础。要基于公正理念、法治原则，强化各领域社会规范的建构，以规范、合理、公正的社会规则来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强化行为预期和社会目标，约束人们过度功利的行为，提高社会道德底线，助推社会焦虑、迷茫的缓解，倡导社会信任及诚信行为。需要注意的是要以社会制度规范建设来推动社会诚信建设，要以法律规范公权力运行，提高公权力的诚信度，包括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导向，健全相关法律及奖惩机制，推进公权力运行的公开透明，切实做到政府信息公开，避免、防范公职人员的权力滥用，鼓励民众参与社会治理和社会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强化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推动商业诚信和个人诚信，从制度、宣传、教育等多方面着手，坚决打击破坏诚信的行为，让讲信用、守诚信的行为得到保护和奖励，提高诚信的社会回报率，引导社会诚信良性运行。

强化网络社会心态治理，引导其传播正能量。网络信息技术固有的及时性、流变性等使社会共识、社会认同的维系面临去中心化风险，使得原有治理过程手段难以应对信息时代生成的问题与挑战。而且网络社会信息传播强化了心态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互动性，使得网络成为舆情、心理心态酝酿发育的空间。因此，需要统筹线上线下、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的心态治理，应对网络社会给社会心态治理带来的挑战。要依法管网、从严治网，加强网络法律法规建设，让法治成为网络治理的基本遵循，强化网民的规则意识，引导网民树立网络表达自律意识，在法律范围内行使言论自由权，形成理性、健康、自律的网络表达氛围，营造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的网络空间。要在政府指导下完善平台内部治理机制，引导网络平台承担主体治理责任，加大对网络暴力、网络水军等不良网络行为的整治力度，净化网络内容、涵养网民心态，减少网络不良行为对社会心态的负面影响；提升网络平台自我管理水平，主动识别并纠正其所管理的个人或机构用户制造焦虑、挑唆矛盾等诱导不良心态的网络行为，提高平台网络信息治理力度和水平。推动公众网络社会素养教育，增强公众社会参与意识，推动公众从线上知情转向线下参与，使公众在了解社会现实基础上参与网络互动，提升个体信息辨别辨识能力，推进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的良性互动，以网络传播引导积极社会心态的建构与社会共识的形成。

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积极社会心态培育。伴随各种社会思潮传播，古今中外文化思想观念不断交流交锋，面对繁多的新旧价值理念，部分人群会陷入内心矛盾甚至分裂状态，多元社会价值给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带来了挑战。要应对焦虑、迷茫等不良社会心态，培养社会成员的心理韧性，就必须要有一个相对固定的“锚”来形塑社会氛围，引导积极社会心态的塑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多元化、包容性和与时俱进的特点，具有极大稳固社会价值及安定内心世界的作用。要强化普通民众面对负面社会事件时的坦然心态，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需要我们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切实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落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党和政府的社会治理、公共服务中去，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积极推进社会建设，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等日常社会生活。同时，通过促进文化产业事业发展，给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而又涵养文明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在实现社会现代化过程中营造更积极的社会氛围、培育更良好的社会心态，从而更好地凝聚人心、凝聚民力、凝聚意志，增强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进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人心基础。（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3年11月下（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