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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金群，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作为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关乎基层社会治理效能提升以及乡村社会的长治久安，而且是促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城乡融合、实现乡村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为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重大战略目标，需要更加有效地调动农村社会各主体的能动性和积极性，调动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乡村发展，为乡村振兴汇聚相互促进的治理合力。青年是当代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主体和极具创新力的群体。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亦成为当前农村发展和基层治理改革中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作为农村发展的重要力量，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既能促进农村基层治理的民主化和现代化水平，也能激发青年的创造力和社会责任感，促进青年自身的高质量发展。随着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社会各界对“三农”问题一直保持高度关注，各地政府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制定各类人才引进计划和相关优惠政策等，以吸引广大青年积极参与乡村现代化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农村青年和农村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农村青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农村人口结构老龄化、农村青年参与乡村治理能力不足仍是农村基层治理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受宏观层面因素（制度、经济、文化等）和微观层面因素（个体和家庭）的综合影响，青年群体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主体力量与主体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这不仅阻碍农村的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也将影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成效。青年参与是推动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为引领和动员广大青年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青春力量，亟须创新基层治理协商议事模式，构建多层次、系统性的支持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机制体系，提升青年对农村社会事务的关注度和解决问题的实际操作能力，激发青年参与民主实践的意识自觉，进一步凝聚青年力量为乡村振兴贡献青春智慧。一、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时代意涵 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农村基层治理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实现城乡融合和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当前，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随着各项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尤其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相关新政策的出台，农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治理挑战。例如，人口流动频繁、人群结构复杂、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复杂化、基层社区治理碎片化。引导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有针对性地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就需要深刻把握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现实背景和时代要求。（一）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新挑战1.农村人口和人才的外流削弱农村基层治理的参与力量当前，不少农村地区的基层治理呈现参与力量不足的情况，而农村人口和人才的外流是影响农村基层治理形成广泛参与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国“七普”数据显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15856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1984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在四类人口流动（乡—城流动、城—城流动、乡—乡流动和城—乡流动）中，乡—城流动人口占比最高，从2000年的52.2%增加到2020年的66.3%；而城—乡流动的占比最低，从2000年的8.4%降到2020年的1.6%。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都离不开人才这一关键性的支撑要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不仅改变了我国城乡的人口比例，也改变着村庄原有的人口结构，农村社会逐渐变成由妇女、儿童和留守老年组成的“空巢社会”，有些农村甚至出现了“空心化”现象，导致农村基层治理力量不足，尤其是其中作为治理主体的青年人才力量的匮乏。农村文化精英因为教育向外流出，经济精英则通过外出务工或经商流入城市，只有少数的政治精英留下来担任农村基层干部。总的来说，乡村精英外流问题是制约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因素，乡村精英匮乏和精英结构不均衡是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当然，也需要辩证地看待农村人口外流现象，即农村人口向外流动给农村基层治理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比如，农民价值观发生较大转变，传统农业产业得以转型，农村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和调整。2.农村基层治理中公众参与意愿普遍不高农村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离不开农村各方面力量的积极参与，而目前的乡村社会治理普遍面临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整体水平有限的问题，直接影响农村社会基层治理结构的合理性。农村人口尤其是优秀青壮年人口长期大量外流，导致不少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村“两委”班子苦于经营，缺乏具备引领村庄发展能力的年轻后备人选，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主体则主要是妇女和老年群体。这种基层治理结构不仅制约了治理的决策效率，也降低了治理的整体效能。在田野调查中，笔者了解到，留守在家的老人和妇女常常以自己做不了主为由，对村庄公共事务持观望态度，拒绝参与其中和表达意见，而在外务工的年轻人则忙于挣钱，缺乏参与家乡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村庄里的很多公共事务常因缺乏有效的人员参与而难以推进。3.农村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复杂化随着农村人口大量向外流动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基层治理面临新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大量人口流动而引发的村庄内部结构变化给农村基层治理带来的新问题。农村外出的务工群体从事不同的职业，流向不同的地域，使得原有的乡村社会文化基础逐渐被打破，乡村的文化与价值观日益呈现多元化，乡村的边界以及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稳定性都因此受到冲击，在基层治理过程中人们就某一公共事务形成共识或达成一致目标的难度愈来愈大。二是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断深化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来自城市的各种外部力量不断渗入农村内部并逐渐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打破了村庄原有的平衡，给农村基层治理带来新的变数。比如，驻村第一书记、选派干部、大学生村官、选调生、农村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外来务工人员、农村管理人员、社会组织等，都正在成为参与农村基层治理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同时农村社会结构亦因此变得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既改变了村庄原有的社会关系和交往模式，也改变着农村基层社会的传统治理格局和治理结构。（二）青年是新时代推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生力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青年要肩负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使命与责任。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提出，要将青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纳入重点发展领域，引领青年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使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社会治理现代化旨在不断适应社会变革需要的过程中不断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发展和进步，而青年作为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可以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注入新的动力和思维。1.从人口占比和流动趋势来看，青年是新时期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将青年的年龄范围限定在14—35周岁。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15—35岁年龄段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7.18%，其中，农村青年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为21.40%。从人口迁徙流动的距离来看，近年来我国短距离的省域内流动人口数量在显著增加，2020年我国省内流动人口和省际流动人口分别为2.51亿人和1.25亿人，比2010年分别增加了1.24亿人和0.31亿人，省内流动人口的增长速度显著高于省际流动人口的增速。“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加快推进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等国家一系列重要的顶层设计使得广大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小城镇以及不少农村地区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机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短距离流动人口的增加。相关调查和研究显示，近年来随着城乡之间交通便捷度的不断提升，不少之前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务工的中西部农村人口出于兼顾家庭等考量，开始选择在省域内或县域内流动，从而推动省内、县内就业的农民工比重持续上升，农村青年在城乡之间“两栖”的现象愈发突出。很多农村人口在就近的县城或镇上工作、买房，同时兼顾家里的其他产业（如乡村旅游业、乡村服务业），生产和生活空间在城乡之间不断频繁转换。与之前的长距离流动不同，现阶段青年农民的这种短距离流动和“两栖性”，成为促进其返乡参与农村建设的重要潜在推动力，加之越来越便利的通信交通条件，也使得他们参与农村基层治理成为可能。2.从青年所拥有的资本和优势来看，青年是新时期构建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重要力量之一有学者认为，乡村治理的主要内容就是维护乡村秩序和促进乡村发展。青年作为整个社会中最具生机和创造力的群体，是推动社会治理的先锋力量。青年所独有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在推进乡村文化变革、促进乡村社会关系变迁和推动乡村产业革命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人数众多的青年拥有灵活的思维方式、广阔的视野和自身的资本优势，是构建我国当前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重要力量之一。首先，从青年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来看，青年是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最高、最具活力和创新力的群体。随着国家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扩招、各学龄年龄段人口数量减少以及父母对子女支持能力的不断提高，我国青年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年轻人不断提高的受教育水平，使其主体作用在强化知识、科技与数字技术相融合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日益凸显。比如，将地理、人口、农户等基础信息纳入信息管理范畴，实现全方位、动态式的服务；为农民对接多元农业信息，使农民能够及时捕捉到种植、养殖、农产品市场等信息，并利用农产品互联网销售等电子商务体系，带动和帮助农民销售农产品；推动农村公共事务服务手段媒介化、数字化，实现农村社会基层治理网络化、信息化全面覆盖，为村民办事提供便捷的服务通道，加快数字技术在农村社会基层治理各领域的推广和应用。这些治理内容都是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本需求和未来发展方向。青年所独有的文化资本将使其在未来农村基层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此外，当代青年还具有创新的个性特征，对待事物有自己的看法，思维活跃，眼界开阔，体魄强壮，精力充沛，有热情、朝气和闯劲。具有创新个性特征的青年不仅是基层治理理念的创新者，也是基层治理手段的创新者。青年参与农村社区治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统僵化的管理模式，引入城市或其他地区的先进治理经验，具备大胆开拓、不断创新的知识支撑，可以为农村基层治理注入新的活力。因此，无论是从理念创新的角度而言，还是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而言，青年群体所独有的文化资本都是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其次，从青年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来看，青年在追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同时积累着各种社会资本（如不断增加的社会网络、社会参与、社会信任）。当代青年在接受教育、外出务工或创业过程中积累的社会资本在构建和谐乡村秩序尤其是在促进乡村振兴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学者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其就业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即新生代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地调动其社会网络资源和信息资源，促进自身实现更为符合预期的就业。青年在参与农村基层治理亦或是回乡创业过程中也是如此。比如，有研究发现，复员军人在返乡创业过程中具有独特的社会资本优势，即他们不仅能够依靠过去在军队积累的战友情谊和社会网络资源，拓宽农业生产经营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其复员军人的身份和报效国家的服役经历同样有利于帮助他们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建立较好的合作信任基础，提升个人信用度。他们在外参军期间所积累的社会资本和经验同样有利于返乡复员军人更好地参与农村基层治理，为家乡建设和发展发挥自身作用。而且，当代青年具有利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优势，使其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不仅可以跨越线上线下的技术边界，还能克服物理层面的时空阻隔，从而推动他们拓展更为广阔的社会网络和信息获取渠道。最后，从青年所拥有的经济资本来看，当代青年相较于父辈一般都具备更强的生产能力。在传统农业社会，父辈掌握主要的农业资源和技能，占据权威地位，青年处于相对弱势的群体，很少有机会去建构个体的未来。肇始于工业化的现代化进程打破了这一规律，城市的不断发展和外出求学、就业所带来的各种机会使农村青年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积攒一定的经济资本。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年轻人也拥有了自己的发言权和自由选择权，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构建自己的生活。比如，有研究发现，返乡复员军人在经济资本方面，既可以将自己退伍时国家发放的经济补贴转化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经济资本，还可以将国家对复转军人在就业创业方面的税收、信贷等优惠政策转化为农业生产经营中创收增收的有利条件。还有研究发现，青年农民利用家乡的农业资源“精耕细作”，提高耕地使用效率并增加就业机会，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总之，当代农村青年通过流动积累了一定的经济资本，增加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为回乡创业、参与乡村治理、推动乡村发展创造了条件和基础。（三）参与农村基层治理是新时代青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历来高度重视青年发展，把青年高质量发展作为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而青年的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实践和创新来实现。青年参与农村社会基层治理，既有利于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又能够促使青年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增长阅历和见识，推动青年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提出，“引导青年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鼓励青年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等是促进青年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之一。鼓励和引导青年积极地参与各种基层治理实践活动，有利于帮助青年了解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增长阅历和见识，促进自身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持续推进离不开青年一代的主动参与和积极作为。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一方面可以促进青年一代更好地了解农村社会，把握农村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各种具体政策和人才培养机制还可以为青年实现自身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实践空间和发展平台。二、青年参与农村社会基层治理的基本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青年代表年轻、活力、创新和发展，是创新基层治理的生力军。一方面，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个人精力，青年群体都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社会各个治理领域都发挥重要功能；另一方面，随着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发展，青年群体具备更加适应现代化治理环境所需要的技术能力优势，更容易融入新的治理体制。青年积极参与基层治理不仅有利于展现其能力优势和发展潜力，还能够促进基层治理创新。然而，还需看到，当前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仍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和挑战。（一）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现状1.农村基层治理主体结构失衡、青年参与不足首先，从人口数量来看，农村青年的数量在逐年减少。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5—35岁年龄段城市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39.33%下降至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32.14%，即下降了7.19个百分点；农村青年由于其流动更为频繁，下降得更多，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29.60%降低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21.40%。农村青年是农村基层治理的生力军，农村青年数量的不断减少，给当前和未来的农村基层治理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有学者认为，除少数引领人才之外，农村各种产业的持续兴旺和发展还需要大量受教育水平较高、身体素质较好、劳动能力较强、能够满足新产业新业态发展需要的农村劳动人口，特别是青壮年劳动人口。由充足的人才以及大量青壮年劳动人口构成的良好农村人口环境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保障。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人口的大量外流是影响农村产业兴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因素之一。其次，从农村青年的人口结构来看，当前农村青年人口存在着结构化困境。青年是一个随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有所变化和差异的概念。青年群体内部存在年龄、户籍、职业等方面的差异，农村青年亦是如此。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农村青年的内在结构及其差异性。当前，我国农村青年人口不仅存在总量少的问题，还存在人才缺口大、人口结构失衡的问题。从流动方向和流动状态的视角，可以大致将农村青年分为四大类——外出青年、返乡青年、在乡青年和入乡青年。外出青年指长期在外打工的农村籍青年，他们虽长期在外打工，但时常会因家庭原因返乡，对家乡有着较为深厚的情感，在通信条件日益便捷的背景下，他们参与农村基层治理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返乡青年有过流动的经历，但因各种原因后来选择大部分时间在乡务农或创业，这部分人是目前乡村治理的主体和重要力量之一。在乡青年指那些因各种原因一直留守在乡村的青年。在广大的中西部农村地区，由于外出打工比较普遍，这类一直留守在农村的青年人数较少。最后一类是入乡青年。随着我国农村各种改革举措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这类外来青年在农村的数量逐渐增多。这类青年既有非农村籍的青年，如驻村干部、外来投资者、社会组织工作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也有农村籍的外乡青年，如从其他农村地区来的创业青年，他们进入乡村的目的比较明确，也拥有一定的资本，在当前和未来农村基层治理中扮演重要参与角色。由于现阶段农村人口流动仍非常频繁，这几种类型青年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性。除此之外，每一类青年内部还存在性别、职业、能力等不同的差异。比如，从职业特征来看，当前农村青年有政治精英（驻村干部、村官、村干部等）、文化精英（乡村教师、乡村医生、农业技术人员等）、经济精英（种植养殖大户）和其他社会精英；从性别来看，有女性青年和男性青年。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些年由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青年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其结构尚有待进一步完善。比如，目前农村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人才相对较多，文化和社会方面的人才较为缺乏；各个领域的性别平衡仍有待提高。只有提高乡村青年人才的人口结构，才能更好地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2.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意愿不高、参与度弱当前，农村绝大多数青年都有过外出务工的经历，“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是当前农村籍青年的主要组成部分。一项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参与的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参与程度不容乐观，即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参与得分仅为59.20，低于上一代农民工的社会参与得分，也落后于其他劳动群体的社会参与度。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团和社会组织参与度不高，参与社会组织的多样化程度较低，参与组织活动的积极性也不高。另一项有关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意愿和政治参与行为的调查也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总体上政治参与较少，有将近一半（49.08%）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发生过任何一项政治参与行为；在制度性政治意见表达（如各种选举投票）参与率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率较低，只有不到三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参加过村（居）委会选举；新生代农民工也很少直接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他们中只有5.83%的人向政府部门反映过意见，且其通过非制度性途径向政府表达政治意见的政治行为亦较少；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效能感较低，即他们感觉政治参与不能产生实际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对制度化政治参与途径的了解有限，且了解意愿不强。结合前面对乡村治理青年人才数量和结构的分析也可以看出，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意愿和参与度均不高。（二）影响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主要因素首先，从个人层面来看，青年尤其是新生代农村青年的个人需求和特点未得到充分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主观意愿。青年要扮演好农村基层治理“生力军”的角色，首先要对这种身份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即积极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参与者”。然而，大部分农村青年仍以“旁观者”的心态被动地接收着有关基层治理的各种信息，缺乏自觉性和主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跟青年所处的个体特殊生命周期有关，即青年正处于事业和家庭的关键时期，较之其他年龄段人生压力较大。我国“家本位”的文化传统使大部分青年将“成家立业”“抚小养老”“养家糊口”等作为个人奋斗的主要动力和目标，而忽视公共事务的参与以及政治意愿的表达。此外，青年群体中存在的“个体主义”意识也对农村青年的社会治理参与意愿形成一定的影响。随着农村青年个体意识的不断增强，相当一部分青年愈发希望挣脱来自传统和集体力量的束缚，只专注于追求自己的人生话语权和自主决策权。其次，从农村社区层面来看，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着社会支持度和农村传统观念的挑战，不少农村地区的基层治理缺乏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青年是一个充满创新力和想象力的群体，“敢于创新”“追求发展”是他们最大的特点，但他们的这些特点也很容易让社会给他们贴上负面的标签。比如，易受外界影响，缺乏经验，注重自我，不注重勤俭节约。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青年获得社会资源和社会认可的机会非常有限，无论是家庭还是社区给予青年参与乡村发展的机会都相对较少，以致青年发展受阻。比如，由于忽视对接班人的培养，很多地方的村“两委”成员到了退职年龄，却很难找到合适的接班人选。对返乡青年来说，他们拥有更多的是面向城市的社会资本，由于长期脱离乡村，其返乡就需要重新面对农村社会关系网络，而返乡青年已经形成的城市社会交往思维和习惯往往会影响村民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从而影响其基层治理参与。因此，营造一种支持、信任青年参与乡村建设的社会氛围，打破对于青年尤其是新生代青年的刻板印象，给予他们试错的机会和发展的平台，是促进青年基层治理参与的重要基础和条件。最后，从国家层面来看，有关引导青年基层治理参与的机制和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为推动乡村振兴，国家出台各类政策来吸引青年人才投身于农村建设。近年来，虽然经济领域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村电商、农村职业经理人，政治领域的选调生、驻村干部，社会领域的乡村教师、乡村医生，文化领域的“非遗”传承人、乡村文艺工作者等农村人才规模在总体上逐年提升。但还需看到，农村青年群体内部在职业、性别、受教育程度、个人阅历等方面存在不容忽视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考虑到基层治理的多元化复杂化，需要针对青年群体制定差异化的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以充分发挥各类青年的优势和潜能。目前，有关乡村人才的政策措施还是更多地倾向于对外来人才的引进，而对本地青年人才的培育培养关注不够。外来青年人才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然而，对于大多数农村地区而言，过度依赖外部人才引进既不现实，也不可取。培养农村创新型人才，激发本地青年人才的内在潜能，引导和支持本地青年人才在建设家乡中实现自我价值，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因此，亟须从乡村教育、医疗、就业等相关政策和制度层面，细化乡村人才培育培养措施，加强对本地青年的关心关爱，为各类乡村青年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给予相应的保障支持。三、乡村振兴背景下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路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问题。为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国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振兴涉及的五个方面中，人才振兴是基础和关键。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成效，需要更多青年人才的积极主动参与。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各地政府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制定了吸引青年劳动力返乡的各种人才引进计划和优惠政策。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家政策的引导使城乡之间、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规模、方向、特点等都发生了重要变化。然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给农村基层治理和青年带来重要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乡村振兴是一个全面系统的工程，需要多方面、多领域的人才支持。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当前农村青年人才仍面临数量、质量与结构上的不足，其原因来自个人、社会和国家层面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人学理论的最终目标与价值旨归。为更好地提升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成效，促进青年高质量发展，亟须构建多层次、系统性的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综合性支持体系。（一）国家层面：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为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提供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首先，要重视人才支持政策的多元化、差异化和精准化。鉴于不同青年群体在参与农村基层治理方面的需求和能力存在差异，应从青年群体的主体性需求出发，研究不同地区、不同青年群体的特点，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青年群体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和措施，在精准解决各类青年就业创业实际需求的同时，充分发挥各类青年的优势和潜能。为此，需要针对不同农村地区和不同青年群体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保持对现有政策的及时追踪和评估。其次，要进一步探索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具体机制和路径。鉴于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仍面临信息不对称以及参与渠道不畅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信息传播和参与机制建设，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参与机制，如青年代表制度、青年农民合作社、青年志愿者组织、青年之家、青年社会组织、青年创新实验室。同时，注重提升机制运作的透明度、公正性和包容性，鼓励青年发表意见、参与决策，以确保他们能够获得实质性的参与机会，充分展现其治理才能。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农村外出务工的流动青年拥有更多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可能和机会，为促进流动青年更有效地参与农村基层治理，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传播平台，充分发挥网络媒介的作用，建立各种青年参与乡村治理的媒介渠道，将外出青年和在乡青年联合起来，搭建为农村基层治理献言献策的意见表达平台。最后，要进一步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为青年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参与乡村治理提供基础和保障。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是许多“90后”“00后”新生代农民工不愿返乡的原因之一，也是引进外来人才的阻碍因素。因此，进一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之间的差距，是吸引青年返乡入乡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同时，也要认识到，相较于农村，城市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要提升农村对青年人才的吸引力，既需要不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加快农村社会发展，还要从政策和制度层面破除阻碍青年自由流动的壁垒，让那些有志或有能力在乡村发展的青年能够拥有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和选择的机会。（二）社会层面：营造青年发展友好型农村社区，给予青年更好的发展平台和更多的发展机会在实践中，青年人才参与乡村振兴与依靠自身经验来发展农业的乡村传统存在一定的冲突和张力，农村社区的一些传统观念限制了青年参与基层治理的空间和权力。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有关青年在基层治理中角色和作用的正面宣传，以生动的案例展示青年参与乡村建设的价值和优势，凸显青年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生力军作用，改变社会对青年“缺乏经验、冲动、注重自我”的刻板印象，增强父辈对青年治理主体身份的认同，使青年优先发展理念成为社会普遍共识。此外，还要帮助回流或入乡青年构建乡村社会网络，从社区层面营造一种友好、平等、支持和信任的社会氛围；鼓励和引导青年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集体活动，培养其表达政治意愿、发展诉求的能力，畅通意见表达渠道。吸引青年人才回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提升农村青年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振兴乡村文化是推动乡村发展、增强青年对家乡认同感和自信心的重要契机和途径。传播和弘扬乡村文化所具有的乡土情怀，有利于增强青年人才的自主返乡意愿，激发青年建设美丽乡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比如，现在很多村庄在做“村魂”、村史和村文化建设，挖掘当地文化资源和价值，这对提升青年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还有一些村创建“乡贤会”或“学子人才库”，建立相关动态管理机制，定期更新本地的乡贤信息，掌握其动态，利用节假日举办各种形式的联谊活动和座谈会；给予返乡创业大学生、在读大学生充分的信任和支持，为他们参与乡村建设、接触乡村现实提供机会，安排本村大学生假期期间参与乡村产业或其他志愿活动，为乡村治理培养后备人才。（三）个人层面：增强青年参与治理的能力和主体意识，为青年个体发展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作为农村基层治理的生力军，青年的主体意识是促使其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要改变一部分青年对基层治理的“旁观者”心态，培育基层治理人才队伍，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农村产业，提升农村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为青年创建发展的机会和平台，完善相关激励机制，以提高青年投身乡村建设、参与基层治理的主观意愿；另一方面，要针对青年的个性特点和发展需求，加强青年的培训和教育，积极发挥社区自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青年参与基层治理的途径，提高其经营乡村产业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引导更多青年有序参与社会治理。作为农村家庭核心力量的青年，面临着各种家庭角色冲突，我们应该多方位为青年提供支持与保障。比如，利用乡村的“儿童之家”“妇女之家”“青年之家”等公共场域为学龄儿童提供课后照看服务，为农村老人提供各种医疗和公共服务，激活村庄原有的邻里互助传统，让青年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个人和家庭发展之外的事务，提高青年参与农村基层治理的广度和深度。此外，还要重视对青年一代尤其新生代农民工志愿服务精神的培育，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服务，让青年人与社区发生联系，使其有机会感受到自己于细微处为这个社会带来积极改变的价值和乐趣，从而培育其公共意识以及“脚踏实地、胸怀天下”的家国情怀。编辑：翊明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3年第11期“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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