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策略] 保母武彦:日本乡村振兴的历史经验及教训

诚如各位所知，日本“二战”战败后，选择了发展经济的道路。1960-1970年的10年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了2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柱，就是发展重化学工业和推进城市化。

但是，经济快速发展带来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增长的同时，其所导致的“社会负面效应”，即社会成本也相应地增大了。这种“社会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对空气、水资源等环境的破坏，也就是“公害”，将日本变成了世界上最恶劣的“公害列岛”；二是贫富差距被拉大了，赚大钱的只是一小撮掌控着巨额资本的人，平民百姓却依旧很穷。这种差距，不仅反映在国民个人收入上，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也有所体现。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农业、农村落在了后头。与工商业不同，农业不仅受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也受到了政府错误的农业政策的危害。

政府虽然鼓励一部分骨干农户开展农地集约化、机械化、规模化生产，但日本大多数地方并不适合这样搞，其收效甚微。因此，导致农村的年轻人大量流向城市，农村出现了少子化、老龄化，农业后继乏人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

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来看一下。日本的农业生产总值虽然从1970年的32770亿日元小幅增长到2007年的44430亿日元，但是，农业总生产占日本国内总产生的比例却从4.4%降到了0.9%。农业生产人口从911万人降到245万人，还不到原来的1/3，这也导致了日本的粮食自给率大幅下降，从1965年的73%降到了2018年的37%。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么，从日本的错误政策中，我们该吸取哪些教训呢？

导致政策失误的理论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谬误。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逻辑，只要削减公共部门提供的福利和公共服务，并将其交由市场进行自由竞争，经济就能变好。

我们把这些谬误和缺陷当作“反面教材”，提出了与政府完全不同的政策，即基于“内生式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理论的“新型农村振兴政策”，也就是从乡村的内部提出“乡村的振兴发展政策”。

这一政策的目标就是，第一，乡村振兴、乡村发展，不应仅仅是收入的增加，还应包括保障人权、促进人的发展、改善生活质量，应该把包括这些内容的综合性区域发展作为目标。第二，不追求区域内没有的东西，而是灵活有效地运用区域内所有资源。地下的矿藏是资源，当地的农产品是资源，区域内的技术、产业、人才、文化、人际网络等也是资源，也就是说，要把硬件资源和软件资源整合起来。在区域振兴方面，采取扩大区域内产业关联的发展方式。如果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就不会出现只有城市不断发展而农村日益落后的状况。

那么，如此好的政策谁来作为实施的主体呢？绝对不是国家，而应是居住在乡村的居民们，他们自己讨论并将讨论的结果形成政策，即以民众参与和地方政府作为施政的推动主体，这样就能避免被国家、大企业牵着鼻子走的恶性循环现象的发生。

在日本，很多地方政府采取这样的政策并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两个例子。

一个是岛根县海士町的例子。海士町把追求工作和生活的价值作为当地乡村振兴的政策目标。

海士町是一个地处离岛（海上独立浮岛）的以农渔业为主的小镇，人口约2300人。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岛上许多居民去了大城市，导致海士町的人口日益减少。海士町没有什么高新技术产业或者待遇好的企业，仅有的产业就是农业和渔业。

但是，近年来，海士町出现了人口流入的好现象。近10年来，通过迁入和迁回的方式，人口在不断增长，截止2014年12月底累计有796人将户籍迁入或迁回海士町。海士町的总人口也开始转为正增长。而且，迁入者几乎都是20-40岁的中青年，也有不少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和一流企业的离职人员。他们迁入（回）到这个离岛上来，并且积极参与到当地的乡村振兴建设中去。

阿部裕志先生就是一位将户籍迁入海士町的新居民。他是京都大学工科专业毕业的研究生，毕业后就职于丰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司从事新型汽车设计开发工作，有着非常可期的未来，可是他工作时间不长就辞职了，并将户籍迁入到海士町。

阿部裕志先生说：直觉告诉我，在海士町能够遇见光明的未来。之前，我对现今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抱有疑问，正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我邂逅了正在努力开拓新型社会形态的海士町。在丰田汽车公司工作期间，我感受到了“过度的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因此，我希望在海士町践行能让大家幸福的全新工作、生活方式，并唤起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第二个例子是岛根县邑南町。邑南町是一个人口1万人左右的乡村，是一个纯农业的乡村。邑南町最新的综合振兴计划的主题是：打造日本第一育儿村。

邑南町是一个偏远地区的农业小镇，虽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传统文化，但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邑南町的人口不断流向大城市，由于人口日益减少，町政府连维持当地公立高中的正常运转都成了问题。

慢慢地，当地的社会价值观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一味追求高收入的价值观是有尽头的。在这种情况下，町政府制定新的综合振兴计划，提出了打造“日本第一育儿村”的构想，从2011年开始出台了各类育儿帮扶措施，3年内就有83户128人迁入邑南町，迁入人口超过了迁出人口，而且迁入的家庭多为年轻家庭，小学里的孩子也增加了21个。

邑南町没有什么高新技术产业和知名企业，有的只是农业以及农村共同体的相互帮扶。在农村共同体中，大家互帮互助，维持共同的生计。其中深深扎根于町民之间的“互助”，正是城市中所欠缺的。“互助”成为“日本第一育儿村”的基础，町政府对此给予了积极的推动和扶持。

以迁入方式移居邑南町的人中，有许多单亲妈妈。有个单亲妈妈A女士，她有两个儿子，一个6岁，一个3岁。A女士说：“邑南町具备搬来后能够立刻开始全新生活的所有条件，这正是我决定搬来的原因。”A女士在蓝莓园从事农业生产。

蓝莓园的老板河野胜信先生表示，人口减少导致农业从业人员严重缺乏，蓝莓园曾面临生存危机，A女士她们来了之后，也给当地农业带来了勃勃生机。

当A女士忙着做晚饭的时候，邻居就会把她的两个孩子接出去玩，这便是农村共同体不同于城市的优点所在。此外，町政府有专人负责协调“新居民”的工作，平时町政府的工作人员也会跟“新居民”沟通，“新居民”有困难的时候，他们随时可以帮助“新居民”解决。

单亲妈妈们要照顾子女的生活，无法加班，因此在大城市很难找到正式工作。由于缺少地方社会的“互助”，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单亲妈妈们都只能一个人死扛。许多人希望摆脱城市这种困境，有一个能够安心抚养子女的环境，因此，她们选择了回归乡村。

现在，除了单亲妈妈的家庭，还有许多年轻夫妇出于同样的目的，以迁入或返乡的方式回归乡村。

作为“日本第一育儿村”政策的一环，邑南町建设了町营住宅。建成后的町营住宅有25个家庭入住，其中5个是单亲妈妈家庭。除住房外，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邑南町还完善了相应的硬件设施，如医院、学校、托儿所和幼儿园、社会福利设施等，并完善了民众服务机制。乡村的复兴，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实现的。

对于乡村复兴来说，仅有以产业振兴为目的的农业生产及其收入政策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内生式发展理论”的“目标”所阐述的那样，我们需要一种综合性的区域发展政策，其目标就是维护人权，促进人的发展，改善生活质量。

2015年联合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世界范围内的乡村复兴也需要基于这一目标去落实、去实现。

【作者系日本岛根大学名誉教授。本文为作者在首届世界乡村复兴大会上的讲话；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1年1期（此为原稿，与书刊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