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结构性复苏仍需扩张性政策支持和结构性改革推动

整体来看，前五个月中国经济开局良好，供需两端和三大需求均有所改善。在经济下行趋势有明显放缓迹象的同时，经济运行也存在明显的不平衡性，呈现结构性复苏特征。针对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和结构性复苏的基本特点，为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未来宏观经济政策仍有必要继续保持较大的扩张力度，加快推动结构性改革，且需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复苏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

第一，供给强于需求。这可以从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情况，以及物价低位震荡走势，产能利用率变化情况等多方面得出这一结论。从产能利用率来看，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3.6%，比上年同期下降0.7个百分点，比上季度下降2.3个百分点，创下自2020年一季度之后的最低值，说明工业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问题。从产品销售率来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94.9%，同比下滑0.6个百分点。从价格表现来看，5月物价延续低位震荡走势，CPI同仅增长0.3%，PPI同比下降1.4%，是连续第20个月下降，这些都表明总量供大于求的矛盾尚未解决。总之，中国仍处于十分关键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旧质生产力”动能不足所导致的产能过剩压力较大、内需不足等问题，仍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

总之，当前的经济运行一方面呈现结构性复苏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总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仍然是主要矛盾。展望全年，如果前五个月这种好的势头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如果政策能够更加应对得当，保持较大的扩张力度，相信全年复苏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能够实现5%左右的增长，但是名义GDP要想实现6%以上看来还有困难。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复苏以及内需不足的问题，与持续深度调整的房地产市场高度相关。今年前五个月，中国房地产市场仍然较为低迷，房地产投资、销售、融资各项指标继续下滑，房地产行业的困境仍然没有趋势性改变，未能摆脱拖累整体经济的状态。一是投资跌幅仍然较大，房地产投资同1-5月份同比下降10.1%，降幅比一季度扩大0.6个百分点。二是销售继续大幅下滑。1-5月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20.3%，住宅销售面积下降23.6%；销售额同比下降27.9%，住宅销售额下降30.5%。三是价格跌幅继续扩大。5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同比降幅均略有扩大。四是房地产去库存任务进一步加大。5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增长15.8%。五是政策面开始出现重大而积极的调整。

4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统筹研究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的政策措施。5月17日又召开了全国切实做好保交房工作视频会议，央行还将设立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再到部门，均已释放出非常明确和积极的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信号，相信这将有助于改变目前市场的过度超跌状态、逐步实现市场的稳定发展，将逐步减轻对于经济增长的过度拖累。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虽然行业的政策底已经显现，但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业正处于调整过程和转型时期，相关政策的支持力度虽然足够大，但积极的政策信号要真正传导到投资、销售端仍需要时间，其效果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观察。

尽管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已呈回升向好态势，但各项数据也表明，当前的复苏仍是结构性复苏，部分行业仍存在产能过剩。但这些只是表象，背后的实质还是总需求特别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对此，必须明确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扩张政策，通过加大刺激内需的力度来稳定经济增长，而且需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这是宏观调控的正常应对和常规操作，不应有任何心里负担。面对居民不愿消费、不愿买房、不愿结婚生子，企业不愿投资这样的局面，没必要过早地担忧过度刺激、通货膨胀、银行坏账和债务负担问题。只要经济能够实现稳定可持续增长，把蛋糕做大，在发展中这些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第一，财政和货币政策、消费和投资政策要积极配合，保持取向上的一致性。目前，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比较大，超长期特别国债也已经开始发行。为此，货币政策需要营造与财政政策相适应的货币金融环境，从数量和价格上配合财政发债、地方化债，支持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与消化存量房产等。后续货币政策仍有必要尽快采取降准、降息等操作来确保流动性合理充裕，并尽可能压低全社会的中长期融资成本，以配合财政政策的“适度加力”。

从扩大内需的两大方向来看，今年的重点是“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这一要求是非常切中要害的，有效益的投资可以带来有潜能的消费，低效益的投资会影响消费潜能的激发。“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应当着眼于长远和整体，兼顾供给侧和需求端，统筹传统消费和新型消费，力争提升投资效益和市场运行效率，不断强化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增强消费政策和投资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实现投资和消费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提高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特别是，未来我们在恢复和扩大消费方面应有新举措。中央一再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这需要财政转变思路。思路的转变主要体现在未来扩大内需主要的着力点是消费而不是投资。政策支持的重点也应从“以扩大投资为主”，逐步转向“以扩大居民消费为主”，从中央到地方、到各部门要像重视招商引资、重视项目投资一样重视恢复和扩大居民消费和公共服务消费，适当把财政资金安排向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农村老年人群、城市高龄离退休人员倾斜。对政府来说，这笔钱是值得花的。因为投资需求毕竟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才是最终需求。为此，要从顶层设计上创设一套支持扩大消费的全新模式和政策体系，大幅度增加扩大消费的财政预算。例如，可以尝试每年都发行一定规模的专项债，并且创设中央财政直接补贴消费、直达居民部门的创新型工具，用于促进和扩大消费，特别是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消费，如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医疗、教育、培训、社保、养老等方面的消费，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第二，加强统筹协调，保持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之间的取向一致性，并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为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要加强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间的系统谋划和协调配合。为此，需要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提质增效，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精准有效，产业政策发展和安全并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房地产政策要统筹消化存量房产和优化增量住房，微观政策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内外循环，科技政策要强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支撑，改革开放政策要增强发展动力，社会政策要兜住民生底线。相关重大政策在出台前需要以是否有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判断标准，进行综合性考量、全局性评估、部门间会商，力争各项政策间实现相互配合、相互促进，非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同频共振，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同时，由于就业、区域、科技、环保等非经济政策涉及面较广，统筹经济政策与非经济政策的取向一致性，需要加强机制设计，通过建立更高层级的协调机构、引入相对独立的第三方评估、举行有相关微观经济主体参加的行业听证会、开展问卷调查、先试点后推广等方式，动态开展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确保其不会对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

首先，供给端（融资端）的重点是，让开发商能顺利地把房子盖起来，确保交楼。在引导金融机构保持房地产信贷融资渠道稳定并持续增加的同时，需要在债券、股票发行等方面继续支持房地产商的融资，要重视救助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房地产企业，既要救项目，也要救房企，最终目的是救市场，避免局部风险蔓延至市场整体。为此，需要政府信用的强力介入，除了央行安排专门资金外，也有必要设立处置房地产企业债务风险的专门金融机构，加大力度救助问题房企、确保交楼，从而稳定行业和市场预期。

其次，需求端（销售端）的重点是，让开发商能把房子尽快卖出去，消化存量住房。除了降低首套住房和二套房的按揭贷款利率，还应逐步降低所有存量住房的按揭贷款利率，这对于减轻居民的房贷负担、促进消费扩张有重要意义；大幅降低房地产交易的相关税费。鼓励地方政府和地方国企、城投企业采取“以旧换新”政策，直接收购在售存量住房并转为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库存较大城市紧缩供地和开工，加快推进实施老旧小区补短板改造，提升存量住房挂牌效率，在提振国内需求的同时，化解市场风险。

今年前几个月的数据显示出经济转型中的某些结构性特征，在宏观总量总体向好的背景下，未来需更多关注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变化，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缓解经济复苏的不平衡性问题。

第一，探索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今年以来。民间投资的增速始终较慢，远远慢于全社会的投资增速。应全面清理不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帮助他们形成稳定而良好的预期，增强扩大投资的积极性。同时，进一步拆除各种藩篱，降低面向民营企业的投资准入门槛，扩大行政性垄断领域对民间资本的开放，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在更多领域让民间投资进得来、能发展、有作为，从投资准入方面真正把民营企业当作“自己人”看待。

第二，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亟待全方位破题。几个要点：一是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边界，合理界定政府的收入结构和支出规模，以稳定宏观税负，增强财政可持续性，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二是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进一步完善分税制。三是不断完善支持科技创新、绿色环保和制造业发展的财税制度。四是基于防风险和守底线的基本要求，尽快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结构。

第三，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启动“居民收入倍增战略”。长期来看，需要通过改革完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以富民特别是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为目标，尽快制定并实施“居民收入倍增战略”，争取每十到十五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启动并实施“居民收入倍增战略”的关键与核心是：既要努力增加居民收入，又要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即一手抓做大蛋糕、一手抓分配好蛋糕。这些都要求我们通过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来扭转和改善消费者对于未来就业和收入的悲观预期，提振他们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让广大民众敢于消费，甚至是适当的提前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