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曙光郭凯：农村集体经济的减贫效应与内在机理研究

国粮 · 发表于 2020-4-22 10:5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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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光郭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广大的乡村地区普遍系统性地推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形成、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建设、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构建并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这些工作的精髓和核心，乃是为贫困群体的减贫提供一种集体化和组织化的路径，促使贫困群体在加强互助合作的基础上、在构建强有力的社会网络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可持续、内生性、集体性的自我减贫机制，以克服单纯个体性和外生性的扶贫模式的弊端。
  建立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近年来大规模减贫过程中受到决策层和学术界特别关注的重点和亮点，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壮大集体经济作为乡村振兴的一项核心性的方针政策，鼓励贫困地区依托农村集体经济，创新组织模式，通过实行土地流转、股份合作、创立合作组织、引进龙头企业等各种方式，开发闲置资源，构建可持续的扶贫长效机制，从而从根本上消灭贫困根源。在实践层面，一些地区开始了比较系统的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的模式探索，取得了明显的减贫成效。
  虽然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一种组织化和内生性的扶贫方式，其有效性在一些地区的减贫实践中已得到若干成功案例的证实，但全国各地的致贫根源复杂多样，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农村集体经济的减贫效应是否具有普遍性?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扶贫模式是否值得全国推广农村集体经济减贫的内在机制到底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还要从实证检验和理论层面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本文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利用全国主要省份历年来的面板数据来验证?农村集体经济在全国主要省份是否能够显著地促进减贫，并通过理论上的深入总结，首次系统探讨农村集体经济的减贫机制，以期填补当前在农村集体经济和减贫相关关系研究方面的理论空白。
  二、计量模型及变量解释
  下文将对收集到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回归结果来观察农村集体经济对于贫困是否有显著影响。
  (一)样本选择
  1.时间跨度的选择。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农村形成了以人民公社为主的农村集体经济，其发展进入高速发展阶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家庭承包责任制的逐步形成以及人民公社的解体，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陷入了沉寂阶段;十八大以来国家继续深化农村改革，鼓励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但这一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的运作方式和产权结构与第一时期相比，有了明显的、深刻的差异(王曙光、郭凯，2018)。
  由于我国对于贫困人口的统计是从1978年开始的，而1978~2010年这段时期，实际上正好是农村集体经济的沉寂期，农村集体经济本身的发展极为缓慢，对于减少贫困的贡献就更加有限了，因此这段时间无法用来研究农村集体经济的减贫效应。同时，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2010~2015年这一时间段作为研究的时间跨度。
  2.样本主体的选择。由于本文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农村集体经济是否具有减贫效应，更多的是为了研究农村集体经济在减贫上是否具有制度以及机制方面的优势，因此如果选择的样本主体过小，则样本的异质性(例如农村集体经济管理者的管理才能)可能会影响农村集体经济机制优势的体现。同时基于数据可得性，将省级样本作为本文研究的样本主体。
  另外，由于一些省份及地区本身经济比较发达，贫困人口较少，甚至已经实现了脱贫，例如北京、天津以及上海;一些省份某些年份贫困人口数值较小，在统计上不显著，例如浙江和江苏;还有一些省份本身缺乏相关统计数据，例如西藏、台湾。而香港、澳门不存在集体经济的体制，为避免上述样本主体对研究的干扰及基于数据可得性，在样本选择中将排除上述样本，本文的样本主体是剩余的20个省、4个自治区以及1个直辖市。
  (二)变量解释
  1.衡量贫困的变量。对于衡量贫困的变量一般主要可采取两种指标，一种是绝对的贫困指标，即贫困人口数量;一种是相对的贫困指标，即贫困发生率(农村贫困人口占农业人口的比重)。从贫困发生率的计算方法可以看出，贫困发生率的下降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农村贫困人口下降导致，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农业人口上升导致，反之亦然。因此为了避免农业人口变动对实证研究的扰动，本文将选取贫困人口数量作为衡量贫困的变量，数据来源于2017年发布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2.衡量农民经济状况的变量。由于我国衡量贫困的具体标准主要是基于经济数字的贫困线标准，而现行的贫困线标准是以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不变价为基准，并不定期随CPI调整。为与贫困线采用的衡量标准保持一致，本文将采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2017年)以及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10~2012年)作为衡量农民基本经济状况的变量，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国家统计年鉴》。
  3.衡量农村集体经济的变量。根据《宪法》和《农业法》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组织与管理形式。在理论上，根据王曙光、郭凯(2018)的观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高级形态和低级形态之分，其高级形态主要是指村级集体经济，集体资产归全体村民所有，经营租赁获得的利润，按照一定的方式分配于村民，但在目前不具备法人地位;而低级形态主要指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性组织，是由部分村民或者全体村民以入股或其他经济联合的方式合作成立的“合作社”或者“公司”，在目前可通过相关法规获得法人地位。实际操作中，很多村集体经济组织基于能够实现在市场环境下正常运营的目的，经常以“合作社”的名义，为集体经济组织取得相应的法人地位。综上，基于理论、《宪法》、《农业法》以及相关政策精神，结合实际情况，本文将各省合作社的相关统计数据作为衡量农村集体经济的变量。同时，由于本文实证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体现农村集体经济在减贫上的制度优势，因此在采用衡量集体经济的数据时，本文不采取经济指标进行衡量，而是采用各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数作为衡量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2015年)》等相关材料。
  (三)模型构建
  本文农村集体经济减贫效应的实证模型的构建，主要基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主要文件精神以及我国扶贫工作中的具体工作办法来进行构建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提到，扶贫的总体目标是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穿，保障教育、医疗以及住房，同时还要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指标。另外，考虑到我国在实际扶贫工作中采取的办法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扶贫，例如给予扶贫补助、帮助获取贷款等，这种方式也是我们过去常常采用的，其效果可以直接通过农民的人均收入反映出来;另一种是间接扶贫，例如采取技能培训、开发当地土地资源以及特色产品等，本文想要研究的农村集体经济就属于这种。因此，本文实证模型的构建主要可分成:作为被解释变量的衡量贫困的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的，体现直接扶贫手段的衡量农民经济状况的变量和体现间接扶贫手段的衡量农村集体经济的变量。综上，本文的实证模型可以表示成以下形式:

  其中，P为被解释变量，表示衡量贫困的变量;R和CE为解释变量，表示衡量农民经济状况的变量以及衡量农村集体经济的变量;Ci，α以及β表示待估参数;i表示样本主体(既本文选取的各省份)，t表示时间。
  三、计量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搜集了2010~2015年20个省、4个自治区以及1个直辖市的历年贫困人口、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以及各省农村专业合作社数，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二)计量结果分析
基于上文的数据与模型构建，本文针对样本的特点采用了固定效应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并通过STATA统计软件，计算出了模型中变量的系数，如表2所示。

  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衡量农村集体经济的变量CE的系数β=-0.0027，P=0.0029。从P=0.0029，可知农村集体经济在5%的显著水平下，对贫困人口的影响是显著的。同时，又从系数β的符号为负可知，农村集体经济数量的增长与贫困人口的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因此可以说明农村集体经济的建设与壮大能够有效实现减贫。而且，由于本文采用的衡量农村集体经济的数据不是经济数据而是规模数据，这就从侧面说明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减贫效用不仅仅体现在其经济方面产生的作用，该制度本身就具有减贫效应。
  除此之外，也可以看到衡量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变量R，在5%的显著水平下，P=0极度显著，同时系数α=-0.0055，为负，与贫困人口增长也是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与现实情况是相符的。
  四、农村集体经济减贫机制：六大效应的理论分析
  以上我们通过实证分析验证得出，农村集体经济的建设与壮大能够显著减少贫困，但是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减贫的具体内在机理是什么?为什么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能够有效减少贫困并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以下我们将从理论层面系统探究农村集体经济的六大减贫机制。
  1.公共品供给效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式本身就有利于农村公共积累的规模扩张，这些公共积累带来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有效提升，从而实现有效减贫。这一点很多文献已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进行了证明:如刘炫、李郁芳(2016)通过建立世代交替模型发现，在基础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时候，通过提高公共品供给可以减少贫困;刘成奎、任飞容等(2018)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公共品供给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瞬时贫困和慢性贫困，尤其是通讯、教育、医疗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地减少农村贫困。
  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村庄，能够把相当规模的集体经济收益用于提升本村的基础教育和学前教育，以及本村卫生站的医疗水平和医生收入水平，也能够在老年居民的养老保障方面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在一些农村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村庄，其小学教学设施和卫生站设施比较完备，老年农民的饮食和医疗等得到较高水平的保障，甚至可以以较大的力度推进本村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农田水利建设。在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支持比较有限的约束条件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成为一个村庄公共品自给的重要手段，而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品供给水平的高低，是影响一个地区农民贫困化程度的核心变量。因此，发展好农村集体经济，通过集体经济的力量来有效提升农村公共品供给，是有效减贫的重要保障。
  以往传统的以提升个体能力和突破个体发展约束的所谓精准式扶贫，即使在局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个体能力提升和赋权对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却往往无能为力，比如有效的乡村治理、健康和医疗水平的提升、乡村初级教育、农村养老和社会保障、卫生和垃圾处理等，不会因为个体的收入提升而主动增加其供给，而必须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村庄公共投入才能实现。因此必须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以便为公共品的大规模供给提供物质基础。
  2.民主机制与公共决策能力效应。农村集体经济带有“公共”特征，需要公共决策，这些公共决策不是单个农民能够完成的，必须以一种民主化和集体化的方式及机制来解决。而乡村民主化进程有利于收入分配和公共决策的有效性，如Xiaobo Zhang，Shenggen Fan(200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民主决策能够实现权力共享、责任共担以及运行透明，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如果一个村庄的集体经济发展了，必然会带动村庄民主决策机制的完善、乡村治理的规范，从而极大地提升农民的公共决策能力。而民主机制的完善和村民公共决策能力的提升，会使集体经济发展得更好，使村庄的集体决策更有效率，这必将对贫困人口福利的提升起到很大作用。农村集体经济显然可以通过乡村民主化和公共决策能力的提升来促进村庄整体的社会及经济发展，从而有利于贫困人口的发展与减贫。贫困与民主机制之间的关系在理论界还没有被深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的衰退而使村庄的公共决策能力和村庄民主机制受到严重影响，使村庄达成共识从而改变村庄面貌尤其是提供公共品的能力显著下降，村庄不再能够有效承担教育、养老、医疗等公共品的投入功能，从而导致贫困现象的发生。丧失了集体经济的村庄就丧失了集体行动能力(奥尔森，1995)，也就丧失了通过民主决策改变村庄命运的能力。这一观点在扶贫工作深入开展的今天越来越被人们认识到，村庄民主治理的有效性对村庄发展和减贫的意义越来越凸显，而村庄民主治理的有效性反过来也有赖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
  3.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可以有效激活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农村贫困人群就业，而就业本身不仅可以极大地提升贫困农户的收入，而且会提高贫困人群的个体知识和技能，增加其人力资本。同时，一些贫困人群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农村集体经济的管理，从而提升其管理能力。贫困人群中一些优秀分子，还可以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成长为比较高层级的管理者。Amartya Sen(2009)认为，可行能力的提升是贫困人群摆脱贫困的关键。而可行能力的提升，包含着知识、技能、创新能力、管理才能和企业家精神等多方面的维度，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可以在这些维度上起到积极的培育和促进作用，使贫困人群的人力资本和可行能力得到综合提升。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广泛发展的社队企业，实际上对农民的知识、技能、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和企业家精神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农民身上蕴含着巨大的创造力，其人力资本一旦通过集体经济的途径得到开发，必将爆发出巨大的潜能，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集体经济(包括合作社等)就是一所培育贫困人群人力资本的大学校。
  4.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效应。社会资本是与金融资本、产业资本、人力资本同等重要的资本。社会网络越紧密，成员之间协作越频繁、复杂，成员所获得的社会资本就越多。许多文献的研究都指出，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农村发展和减少农村贫困。如Lee J等(2005)指出，社会资本起源于社会关系的构建，通过构建社区组织以及加强人们的归属感可以产生强大的社会资本，从而有利于农村的发展。王曙光、王琼慧(2018)系统地提出了社会网络扶贫的理念，建议通过实体组织与血脉联系，构建保障体系并产生强大的社会黏性，来保障扶贫制度的稳定性与持续性。
  同时，中国扶贫事业的实践也曾经展现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效用的强大力量。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的扶贫事业，主要依靠农村的大规模组织建设和社会重构来促进农村发展和减贫，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供销合作制度和信用合作制度等，强调将分散、原子化的小农组织起来，使农村社会的凝聚力大大提高，从而形成了大规模的社会网络。这些社会网络的形成，对于大面积减少农村居民贫困十分重要，是在当时生产力极低条件下使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得以提升的重要制度因素。在农民组织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紧密的社会网络，农民不再是一盘散沙;这些社会网络赋予农民大量的看不见的社会资本，使个体农民在农村社区中获得发展机会，甚至创造个体农民根本无法想象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成就和社会重建成就，五、六十年代所形成的红旗渠等一大批震撼人心的、堪称世界奇迹的水利工程，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在医疗和教育方面所获得巨大进步，都展现了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巨大作用。
  因此，在当前新的历史时期，通过建立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能够极大地增进农民协作的效率，强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造，降低人与人之间的协作成本，突破单个农民孤苦无助的局限，使农民拥有广泛的社会资本，提升农民创业和增收的概率，增强农村减贫的内在动力。
  5.心理与伦理效应。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所指向的是群体的发展权益、群体的自组织能力、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助和资源共享以及群体借助集体经济组织所获得的安全感和受关注感。贫困人群陷入贫困不能自拔，甚至在贫困状态下感到绝望，除物质层面的原因之外，更加值得关注的原因在于其缺乏安全感和受关注感，导致其陷入孤独和绝望，一些农村地区出现的恶性事件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在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农村地区，集体不仅有较多的财力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需要，而且可以通过群体的力量给予弱势群体更多的精神关照和心理呵护，从而使这些贫困人群(包括因病因残致贫的人群)摆脱绝望感和被抛弃感。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对农村的伦理建设也有非常大的助益。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农村实行了村民自治，乡村治理失效的问题在农村普遍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集体经济式微之后，村集体在村庄决策中的话语权严重下降，其在农村社会事务中的权威逐步丧失，从而导致乡村治理在一些地区的溃败。乡村治理的溃败，再加上村庄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农村社区的逐步开放、农村青壮劳动力外流等，使得农村的伦理失序状况更加严重，有些学者甚至用“礼崩乐坏”来形容当下的农村治理现状。一个伦理严重失序的农村是很难获得发展的，当然也是很难实现有效减贫的，甚至贫困状况会加剧。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加强了农村居民的凝聚力，也使得村集体的经济实力增强，这就使村集体有更强的动力和实力来加强村庄的治理。一些集体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农村，进行道德建设后，风气为之一新，村庄孝亲敬老、互助友爱、诚实互信的精神得到弘扬，村庄的治理得以有效改善，从而有利于村庄贫困人群的生活与生产，使村庄的整体发展更加具备内在动力。总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营造更好的社会氛围，给贫困人群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和稳定感，提升村庄的总体伦理水平，有利于持续深入开展减贫工作。
  6.产业发展和资源配置效应。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主要体现为乡村一、二、三产业的发展。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较为初级的阶段，往往着重于开发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开展具有规模效应的养殖和种植业，从而促进第一产业的发展。在中期阶段，随着第一产业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的开展，农村集体经济更多地着重于发展基于种养殖业的农产品加工和制造业，从而促进了农村第二产业的发展。到较为高级的阶段，农村产业发展不仅局限于本地的农副产品的比较优势，而是逐渐开始发展与当地农业产品完全没有关系的其他产业，并开始发展以文化产业、旅游开发为核心的第三产业，促进农村服务业的迅猛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在促进农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必定会带来巨大的减贫效应，促使贫困农户的就业率和收入提升。更重要的是，农村产业发展更是一个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过程，随着农村的一、二、三产业的联动发展，农村的各种资源都会得到更好的动员和更优化的配置，以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和回报率，从而带动扶贫事业的开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产业扶贫是最有效的扶贫，因为所有的与扶贫相关的农村发展举措(包括社会网络建设、人力资本提升、农村民主机制建设等)，其作用都是更好地提升农村的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从而带动减贫事业的发展。
  同时，集体经济比个体农民能够更有效地对接外部的资源，如企业资源、政府资源以及各种中介机构、社会公益慈善组织和志愿者等。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村集体更有动力和能力与各种外部资源进行对接，从而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引入外部智力资源与新的发展理念，促进本村的产业社会事业的快速、高质量发展。Bill Edward(2001)就曾提出，通过建立伙伴关系，可以形成一条强有力的纽带，从而可以将资源更多、更有效地输送到农村，而资源的富集和有效利用无疑都有益于农村减贫。
  五、总结与进一步讨论:如何建设农村集体经济以有效促进减贫
  通过本文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可以发现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是有利于减少贫困的，而且其减贫效用具有普适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农村集体经济的减贫机制不仅仅是其能够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且其作为一种制度本身就拥有减贫的制度优势。这种制度优势主要体现在农村公共品供给、民主决策形成、人力资本提升、社会资本积累、伦理规范以及产业发展等方面。农村集体经济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点，它的作用会随其壮大和发展不断丰富。就未来如何建设农村集体经济从而促进减贫，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明确职责，清晰定位。职责认识不清会导致农村集体经济建设偏离其原本的目的，从而失去应有的效果。农村集体经济是服务于整个村集体的一种经济管理制度，它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和运营农村公共财产，实现公共品供给，提升集体的公共福利。因此农村集体经济建设是以惠及全体村民为集体条件的，虽然目前而言它的主要组织运营模式类似于企业的组织模式，但其并非主要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以实现农村集体福利提升及社会保障职责为主要目的。只有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的职责,才能确保其有效发展和壮大。
  2.建立民主监督机制，科学规范运营。农村集体经济虽然归村集体所有，但是其日常管理和运营都往往由少数人执行，为了避免少数人利用集体资产谋取个人利益，必须建立民主监督机制。通过建立民主监督机制，实现重大决策民主决定、重大问题民主评议、日常运营民主审计，确保农村集体经济的运行过程公开透明，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由委托-代理关系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避免集体资产流失及集体的利益受到损害(王曙光、郭凯，2019)。同时通过民主监督机制的建立，可以鼓励和促进村民积极参与农村集体经济的建设和运营，有利于村民集体意识的觉醒，进而进一步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和发展。
  3.配套相应金融体系和综合支持框架。农村集体经济的建设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尤其是部分地区的集体经济基础薄弱，村集体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组织日常运营，许多集体资产和资源也缺乏资金进行有效运转，必须配套相应的金融体系为农村集体经济注入活力，确保其顺利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不同于一般的投资项目，其建设往往是长期的，同时其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此与之相配套的金融体系必须能够稳定而又持续地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建设，且有足够的风险防控能力来抵御农村集体经济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风险。同时，国家必须通过系统性的政策框架，通过财政措施、土地政策的调整以及其他手段对农村集体经济进行综合支持，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当然，今天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内在和外在因素的挑战:内部来说，委托-代理问题所导致的管理上的道德风险无处不在，农村经理人市场的发育不足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水平受到重大局限;内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均存在缺陷，导致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层面良莠不齐，可持续的机制构建任重道远;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建设更加有利于底层的贫困人群的发展机制，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从外部来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还受到地区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要素配置效率、人力资本市场和地方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严重制约，这些因素都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减贫绩效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从制度层面和机制层面进行系统创新，以增强农村集体经济的内在活力，促进其在减贫方面的机制设计，这是未来一段时间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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