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仙芝：共同富裕目标背景下的乡村振兴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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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仙芝（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并提出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蓝图：“从2020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既包含密集的城市人口，也涵盖了广大的乡村人口，包含着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的富裕。《国家乡村振兴规划》明确提出：“到2035年，乡村振兴要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要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如何推进乡村振兴从而实现共同富裕？或者说在共同富裕的目标指导下，如何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本文将在理清两者内在逻辑关系的基础上，针对现阶段乡村发展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探讨寻求乡村振兴的基本路径和对策。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共同富裕目标与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我党选择的符合中国国情、具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本道路，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五个特征，尤其是共同富裕的目标，统领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同时也清楚地说明了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之间内在统一的关系。

首先，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和主要内容。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全体人民都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这就意味着，不只是部分群体富裕，而是所有社会群体都富裕；不只是某些地区富裕，而是包含贫困山区、革命老区在内的所有地区都富裕；不只是物质方面的富裕，而是在物质富足的前提下精神也富足，不断走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必须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弱项和瓶颈，是实现共同富裕最艰巨的任务。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和主要内容。具体而言，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不断缩小区域、城乡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不断满足城乡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的需求。农业农村农民的全面发展，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只有真正做到了乡村振兴，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宏大目标，才能确保实现涵盖所有民族、全部地区、各个群体的全体富裕，才能确保达成了物质和精神层面需求的全面富裕。

其次，实现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和根本动力。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中，最后一个是“生活富裕”，也是乡村振兴的最终价值目标所在。实现生活富裕是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没有农民的富裕，就没有乡村的振兴，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更是空中楼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生活富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心任务”。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效果如何，关键还是要通过农民的腰包鼓不鼓、是否实现了生活富裕。

第三，共同富裕目标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规划的指挥棒。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共同富裕目标将成为乡村振兴的指挥棒，引领乡村振兴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迈进。《国家乡村振兴规划》不仅规划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步骤和具体时限，还进一步明确了“为谁振兴”“谁来振兴”“振兴什么”“怎么振兴”“如何推动”等根本问题，明确提出农民生活富裕的要求，提出要“筑牢乡村产业发展基础，确保农民收入持续稳步增加，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在物质生活富裕之外，同样也鼓励农民追求精神上的富裕和文化生活的满足，着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有效提升社会治理和乡村社会发展水平，确保农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基于此，深刻理解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的基本内涵，准确把握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对于促进乡村振兴具有基础性意义。

当前乡村振兴的成就及存在的短板

自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短时间内对乡村振兴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和“促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路径指引下，乡村振兴工作取得良好成效。比如：乡村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农业生产的效率和产值不断提高，产业融合发展出现新的可喜势头，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旅游、农村电商成为新的重点方向。截至2021年底，农业产业融合主体中农户有2000万人，家庭农场有390万家，农村合作社220万个，龙头企业达9万家，投入工商资本达万亿元以上。乡村人才队伍规模逐步扩大，人才储备逐渐增加，人才培养机制和体系逐步完善；乡村文化建设政策法规不断完善，覆盖乡村的文化设施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群众对乡村文化振兴的知晓度和认可度越来越高；实施垃圾分类，推进“厕所革命”，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如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等，大力保护乡村生态，全面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乡村组织治理体系逐步完善，农村干部素质水平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得到加强。与此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乡村发展依然存在诸多局限和问题，有的地方发展还面临瓶颈、存在风险，距离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还有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

乡村产业发展滞后。和我国城市地区比起来，农村产业十分脆弱，生产力发展不充分，产业升级困难。加上城乡要素流动方面存在较多的制度壁垒，大大阻碍了农村共同富裕进程。比如，乡村产业发展的核心一直是农业，生产效率一直处于低下状态。虽然我国粮食总产量还是保持逐年提升的，但农民收入指标却没有相应的稳步提升；农业加工业发展较慢，农副产品多在中低端层次上供给，难以满足持续升级的消费需求；乡村产业相对单一，与二三产业融合不足。这些都成为制约乡村产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乡村人才严重短缺。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建设者和受益者，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当前农村人才流失严重、结构不优、素质不高等问题，导致“谁来种地”“谁来兴村”成为推进乡村振兴亟待解决的难题。首先，人才外流严重，人才“荒芜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4月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测算，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亿956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21%以上，占乡村总人口的60%左右。农民工实际上是从乡村流出的高素质的青壮年人群，群体规模越大，说明乡村人才流失越严重。长期流失的人才和劳动力，使乡村发展长期处于“失血”“贫血”状态，难以满足农业农村发展的需求。其次，返乡下乡的创业创新人才稀缺。据有关统计，有些地方通过协作或其他方式鼓励城乡产业合作，平均1个返乡创业创新项目就能带动6.3人稳定就业，带动17.3人灵活就业。但目前这类人才还是比较稀缺，优质项目尤其少。第三，农村人口年龄结构不优，老龄化严重。中国社科院农村所出版的《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研究报告2021》统计，2021年我国农村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20%，完全达到“老龄化社会”的标准。第四，农业生产人员素质整体偏低，结构不合理，不符合现代化发展的需要。绝大部分人员只能从事普通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有的甚至还停留在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而乡村振兴目标指引下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发展已经不再满足于“听天由命”传统生产方式，需要有科技含量的科技型产业，需要人才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和较强的管理能力。此外，基层干部尤其是村“两委”成员的业务能力总体不足，大多数干部缺乏“互联网＋”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现代农业经营管理等新兴业态所需的知识、技术和管理能力，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接受能力和应用能力较差，难以适应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

乡村文化振兴面临困境。共同富裕强调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精神生活富裕需要文化振兴，但当下的乡村文化发展和振兴面临着诸多困境。有的地方乡村“空心化”导致乡村文化传承难以为继；有的地方面对市场经济浪潮的裹挟，传统文化价值、思想观念受到强力冲击，一些文化遗产无人守护。虽然有些地方乡村已经建了剧场、影剧院、体育场馆等文化设施，但有效利用率很低，当地农民还是无法开展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内容比较单一，大部分不能因地制宜，缺乏自身特色，导致乡村公共文化缺乏吸引力，很难激起村民认同共鸣及情感共融，制约了文化凝聚力。

乡村生态整治任务繁重。生态环境是乡村在工业化进程中比较幸运的一种留存性资产，是乡村振兴可资利用的比较优势资源。然而，受制于各种历史与现实、经济与社会、观念和条件多种因素，当前，我国乡村在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村容村貌等方面普遍面临着比较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体现有：一是农业面源污染比较严重。农业生产方式粗放，大水漫灌、高肥高药等高投入的生产方式使农业面源污染长久存在，农业生产环境陷入恶性循环，成为乡村生态治理中的主要难题。二是农民生活环境整治有待加强。比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回收工作还处于管理盲区；“厕所革命”还需继续深化，注重加强后续管理和维护工作；农村的生活污水无序排放，处理基础设施不完善，一时很难解决。三是村容村貌还不够整洁美丽。一些地方村庄规划建设管理不规范，并且在改造村庄时忽视了对原有的村容村貌的保护，失去了原来的特色及文化内涵。

乡村治理组织基础薄弱。一方面，农村基层党组织治理水平有待提升。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地区的组织基础，是推进乡村振兴的“主心骨”，但目前却存在着党员队伍活力不够、治理能力不强等问题。另一方面，当前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各类组织间存在较大的结构性张力。乡村的基层党组织与乡村基层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和社区社会组织之间，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行动中协同不够，职责分工以及相互配合方面不够，相反有些地方还因利益取向、价值偏好、组织资源与行动逻辑的不同而相互掣肘，存在摩擦及内耗，影响整体效能的发挥。

围绕共同富裕目标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基于以上问题和短板，根据《国家乡村振兴规划》的总要求，必须多管齐下，抓好乡村振兴中的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五大抓手，围绕共同富裕目标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多措并举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共同富裕要求我们充分发展生产力，首要的就是要多措并举、千方百计地发展乡村产业，要从政策引导、产业升级、产业融合、利益分配机制构建等方面着手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加强政策供给。农业产业作为一种脆弱性产业，除了要依赖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之外，还需要有一系列的政策保护措施。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生产资料改革，促进土地经营权流转，实现生产的集约化、精细化和现代化；同时，要通过破除土地要素交易壁垒，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凝聚和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构建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引导农业企业与小农户建立契约型、分红型、股权型等合作方式，让农业具备持续增收发展的利益格局，获得发展的动力。

坚持高质量发展，促进农业优化升级。农业优化升级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摆脱农业处于价值链底端的现状，促进农业生产的高质量发展。首先，积极促进农业质量升级，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适应经济发展中的消费升级需求，完善农产品的安全质量标准，建立质量监控体系，以提高农产品质量，保障食品安全。其次，各地区可根据比较优势，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培养更多的地方特色名优特产品。再次，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农田水利建设、能源传输、农产品流通重点设施建设、商品粮棉生产基地等设施，不断完善包括农业教育、科研、技术推广和气象预警等保障和服务体系，实现农产品贸易便利化。

探索农村农业产业融合新模式，助力产业融合发展。这些年来，我国各地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中出现了多种成功而有效的发展模式，有的通过构建农业全产业链的产业链延伸模式，延展了“绿色有机种养+农产品精深加工+有机肥气循环利用+直播电商+生物科技”等农业全产业链；有的与农业文化、农业观光、农业旅游等相融合，实现农业产业的功能拓展；还有的通过采用新技术，打造新产品新品牌新文化；有的甚至实现多业态复合叠加，产业和城镇化的融合。这些新的成功模式都有利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推动现代乡村走向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以数字乡村建设为抓手，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有能力克服城乡区域和地理障碍，实现城乡产业融合发展。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正在有力推动数字经济嵌入乡村经济社会生活，为消弭数字鸿沟、融合城乡产业带来绝好良机，为此要加快构建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机制：一是用数字化技术改造农业，着力建设智慧农业。让城市二、三产业的先进技术、管理模式、发展理念快速流入乡村，开发乡村多重功能和价值，推动特色农产品、村庄田园、传统工艺与制造业、旅游业、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城乡产业结构优势互补，形成农业提质、产业增值、农民增收的共赢格局。二要推进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健全产业融合社会服务功能，打破城乡企业间、市场间、农户间的信息壁垒，实现城乡公共信息资源共享，提升农村投资生产销售等整体绩效。三要在乡镇乡村加快普及“互联网+政务”新模式，重构多部门协调共促产业融合体制机制。联通基层治理部门信息资源数据库，开通产业发展业务绿色办理通道，实现网络办理、少跑快办，打破产业融合发展行政壁垒，提高行政效率。

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综合施策推进乡村人才振兴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人才是第一资源。没有人才，就没有乡村振兴。坚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求导向，不拘一格用人才，坚持“育、用、引、留”综合施策，做好适应乡村振兴的人才集聚和人才配置，为乡村振兴提供人力保障和智力支持。

贯彻落实国家人才规划和战略，为乡村振兴培育带头人。在人才强国战略的推动下，中央有关部门十分重视乡村振兴的人才工作，农业农村部专门制定《“十四五”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展规划》，并专门开展了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的“头雁”项目。“头雁”培育工程2022年开始实施，通过开展定制化、体验式、孵化型培育，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变为“领头雁”。《规划》明确：“每年为每个县培育10名，用5年时间培育一支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队伍，带动全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雁阵’，夯实乡村产业振兴人才基础。”同时各项政策配套支持，为广大乡村带去一些创业创新项目，通过发挥带头人示范引领作用，辐射带动广大乡村农民走上兴农富农、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

有针对性地培养乡村专门人才，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关键在教育，在通过教育培养优秀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绿色农业带头人、乡贤人才、农业职业经理人等，从而形成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当前，培养农村适用人才的职业学校、夜校，效果不是很理想，基层的干部培养也难以适应乡村振兴要求。对此，一定要通过现代技术开展大规模的农村人才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通过信息化手段把农村科技培训班、职业农民培训班办起来，办出实效，以满足农业人才的培养需要。

多方引才，吸引各界优秀人才投身乡村振兴事业。一是大力吸引人才回归乡村创业创新。各地要因地制宜，从本地资源和区位特点出发，发展适合回乡人员投资和建设的项目，吸引人才回乡干事创业。二是吸引更多的优秀企业家到农村，有效盘活农村土地与资产。可以鼓励村庄合并、村庄资产整合，包括构建农村的资产运营平台，引入更多市场型、竞争型的企业家进行经营。不仅要在农村构建这种平台，更要在县城构建这种平台，有效促进要素的集聚，包括企业家的集合和产业的集群成长，以缓解甚至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最后，要优化环境，确保乡村人才留得住。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提升乡村的交通、住房、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和水平。

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农村社会关系，实现本土人才合理回归利用。在当下乡村自身发展潜力不突出，各类资源要素缺乏，难以聚集乡村振兴需要的各类人才的情况下，要发挥新乡贤作用，助力推动产业振兴、乡村治理和文化振兴。目前，很多地方都在推进乡贤回归工作，把乡贤工作作为统一战线发挥优势、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作为人才振兴的一个有力抓手。如浙江金华各县市在乡镇一级建立乡贤会，以乡贤会带动本地经济发展：一是吸引乡贤回乡，为其搭建创业舞台，让乡贤成为产业兴村的排头兵；二是在基层治理中大力吸收乡贤参与，不断完善“乡贤+两委”的村级治理模式，让乡贤成为善治安村的生力军；三是发动乡贤投身公益慈善，帮扶乡村弱小老幼，让乡贤成为公益扶村的志愿者，引领乡风文明和谐社会建设。

移风易俗传承文化，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由此可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十分重视文化振兴。

深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做好乡村本土文化传承。农村的乡土文化实际上是很宝贵的文化和精神资源，寄托着人们的情感和各种文化实践，要加以保护和发扬光大。文化主管部门和乡村基层政府要对各地的文化资源给予科学性、系统性、差异化的规划和保护。要动员和吸引农民继承和保护地方性文化资源，让他们参与其中，了解、理解和认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推进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一是结合乡村居民所需，提供高质量的、多层次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如有的地方根据乡村实际所需，建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联络员体系；有的在村里建设文化祠堂，讲述和宣传当地的优秀传统和道德人物榜样；有的还利用乡村乡贤及当地文化村民自主开展文化活动，提高乡村公共文化资源的利用率，注重优化公共文化服务配套设施，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二是创新文化供给体制机制，确保文化供给获得持续不断的动力。比如，将乡村文化供给纳入政府工作考核指标体系，并制定科学合理可操作的标准，建立起相关部门供给联动机制；建立互动机制，努力将广大农民群众吸引到文化供给体系中来，形成政府引导和号召、群众主动积极参与的良性互动局面。

健全乡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做大做强乡村文化产业。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助于推动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提高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也有助于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遗产，弘扬乡村文化传统，提升乡村文化的价值和影响力。要通过制定、实施、完善相关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项目，利用好国家和各级政府对文化产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人才培养、试点创新等，结合本地的文化特色发展乡村文化。如贵州榕江、台江等地的“村超”“村BA”，就是整合了当地的体育和文化资源，融合其特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利用好现代传播技术，把民间的体育活动变成全球瞩目的乡村体育、乡村文化盛会，从而带动了当地及周边的经济发展，为乡村的文化振兴探索了一条由文化资源驱动向文化创新驱动转变、由单一型发展向融合型发展转变、由依靠内生文化资源发展向吸收多元文化资源发展转变的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千方百计保护生态，坚定不移推进乡村生态振兴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独特的地理优势，应充分发挥生态环境的潜力，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催化剂”。例如，浙江安吉余村从“黑山恶水”的矿山经济和“石头经济”发展到“以山养山”的生态产业，它的成功佐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也走出了一条具有安吉特色的绿色、和谐的文旅融合之路。浙江安吉余村的经验启示我们，保护生态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础，乡村振兴必须要和生态振兴统一融合。具体而言：

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减少高耗能、高污染的农作物种植，增加绿色低碳的农作物种植；推广节水灌溉、精准施肥、废弃物处理等清洁生产技术，降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能耗和物耗，减少环境污染；推广智能化技术，实现农业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进一步降低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推进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将其转化为有机肥料、生物质能等，实现农业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持续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倡导生态文明思想和行为，培育和增强村民的生态道德意识，发挥村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引导村民自觉力行环保、节约、低碳、健康，从根本上减少乡村生态破坏，加强乡村环境保护。大力开展环境综合整治，综合做好农业综合开发、危旧房屋改造、饮水安全、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等民生小事，持续改善农村生活环境。

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以制度保障乡村生态。乡村生态保护和振兴，需要对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绿色生产生活进行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的顶层设计。可以通过立法、立规，甚至基层村民组织利用乡规民约等方式，加快制度创新，用严格的制度、严密的法治来保护生态环境。

在保护的前提下实现乡村生态资源的合理利用，实现生态效应的价值化。因地制宜，结合当地的森林、水源以及优美风景等优势，做好文化旅游产业的融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结合“双碳”目标的要求，探索“双碳”工作的体制机制创新，实现乡村生态价值的合理保护和价值开发。

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抓好党建推进乡村组织振兴

坚持党的领导，是乡村振兴的政治保障。农村基层组织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组织者、领头人，是各项政策的具体实施者，抓住组织振兴，就抓住了乡村振兴的关键，抓住了推动乡村振兴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终端和末梢，基层党组织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发挥着核心力量和重要抓手的作用。然而，当下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领导力、凝聚力和活力均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现象。对此，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定向发力，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实的政治和组织保障。要围绕“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有利于开展党的组织生活、有利于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有利于密切联系群众”的具体目标，探索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有效设置方式；要强化党员队伍建设，严格党员队伍管理，优化党员队伍结构，从而不断优化党组织构建体系，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组织基础。

建立和完善农村各类基层组织的工作体制机制。要健全农村基层党建考核评价体系，加强党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的领导，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组织振兴的发展优势，引领各类村级组织积极发挥作用。要明确各类基层组织的职能关系，有效承担集体经济经营管理事务和村民自治事务，实行政经分开制度。

要有基层群众积极参与的乡村治理机制。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通过搞好基层自治，更好地实现自身发展。村级党组织对基层自治组织要发挥引领作用，掌握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动权，不断探索村民自治新的实现形式。要培育和引领农村各类经济组织，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要培育和引领农村社会组织，提高村民的参与意愿与能力和村民自组织化水平，激活村庄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村庄公共性成长。

不断探索和逐步提升乡村振兴组织能力。目前我国对乡村振兴有很多帮扶政策，如很多地方的乡村都有外部协作力量，有的还下派驻村第一书记。要积极利用外部资源和优势，保持开放发展、创新发展的势头，借助城乡融合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借助人才帮扶、信息帮扶实现产业帮扶，不断促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各类帮扶力量也要抓住扎下根去，挖掘村集体经济与各类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潜力，牵线搭桥将优质城市资源注入乡村，为乡村产业振兴找到可行出路。

总而言之，乡村振兴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项长期的多目标的系统工程。乡村振兴要牢牢抓住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五大振兴，全面发力，周密安排，统筹兼顾，不断优化政策协调，不断促进乡村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最终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源：《国家治理》2024年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