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新华：面向数字治理的基层干部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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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新华（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厦门大学县域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成为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高度重视培养造就能够担当重任的干部队伍。”21世纪以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嵌入和应用，数字治理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同时，也为激励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带来了新机遇新变化，但其附带的“数字形式主义”等治理负担，也隐藏着削弱基层干部工作积极性的风险。有必要廓清数字治理带来的新变化和新挑战，寻求有效激励数字时代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新策略。

数字治理对基层干部激励的积极影响

基层干部激励是一项复杂而全面的系统工程，涉及工作环境、个人能力、薪酬待遇等多个层面。在数字技术推动的治理变革背景下，一系列新变化为基层干部的激励创造了有利条件。

数字技术有利于激发基层干部职业荣誉感。基层治理事务繁杂而艰巨，“忙累交错”是基层干部的生活常态。数字治理为基层干部减少重复劳动，改进工作方式，提升工作效率提供了可能。数字技术不仅可以简化工作流程，帮助基层干部从繁琐的程序化事务中解脱出来，降低对纸质文件的依赖，节约时间和精力。数字技术还具备数据分析和任务预测的功能，帮助基层干部科学合理地安排工作日程和分配资源，减少无用功和意外失误的发生。借助即时通信软件、办公内网、电子邮箱等工具，基层干部可在单位内部快速传递信息，提高工作的灵活性，加强同事之间的联络，增进沟通与合作。更重要的是，通过物联网、智能系统，基层干部能够实时监测辖区内的生产生活状况，及时察觉各类异常现象的苗头，提高风险应对和应急管理能力，做到手中有“数”，从而更好地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提高群众对基层干部的认可度，激发基层干部职业荣誉感和工作进取心。

数字技术有利于增强基层干部变革适应能力。持续学习是促进基层干部不断成长、全方位发展的重要激励方式。数字治理为基层干部的学习创造了更多机会和空间，借助数字技术，基层干部可以在干中学，在学中干，摆脱本领恐慌，提升干事创业的信心。通过学习强国、慕课等线上学习平台，基层干部可以获取大量课程资源、讲座资料以补强知识短板，紧跟经济社会发展和政策法规变化的动态，不断更新自身知识结构。一些学习平台还可以根据基层干部的需求为其推荐个性化的学习方案，进行学习效果反馈，帮助他们更好达成学习目标。更进一步说，随着数字社会的加速到来，数字治理对基层干部的数字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基层干部需要提升学网、懂网、用网的能力，通过数字平台的学习和交流，基层干部不仅能掌握必要的网络技能，也能逐步加深对数字技术适用场景和底层逻辑的理解，提高自己的数字素养和认知能力，使任务场景和工具使用更加匹配。学习中提升的有效沟通能力，也有助于基层干部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合理调节工作压力，增强心理调适能力和变革适应能力，保障基层干部人才队伍的稳定和履职质量。

数字技术有利于提高基层干部考评科学性。数字治理为基层政府提供了更加科学精准的干部工作考评方式。一是数字技术有利于提升考评的效率和便捷性。相较传统填表收集和人工统计的工作考评方式，数字技术能实现数据自动上传和汇总，快速生成考核结果，简化基层干部绩效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流程，节约大量时间和资源。数据系统的远程评估功能也为基层干部参与人事考核提供了便利，有利于上级领导对基层干部工作绩效进行跨区域对比，实施差异化激励。二是数字技术有助于提升考评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依据预先制定的评估标准和权重，数字技术所生成的考核结果能够较为客观展现基层干部的任务完成情况、工作质量和效率，并能对成绩进行排序，降低了人为因素的影响，确保了考评过程的公正可信，提升了基层干部对评价结果的认同度。三是数字技术有助于提升考评的连续性和即时反馈度。与传统的周期性考评不同，数字技术能对基层干部表现进行即时动态的追踪和评价，方便基层干部实时了解团队与自身的工作进展、指标完成情况，针对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方案或工作方式，也能以此为据与上级领导进行沟通，争取后者的理解和支持，为担当作为的基层干部提供晋升渠道和干事平台，从而有序推动干部流动，激发基层组织的活力。

数字技术有利于保护基层干部创新积极性。基层治理中的新问题、新状况层出不穷，基层干部必须在坚持大政方针的前提下进行政策创新和调适，以回应基层群众的实际需求和关切。随着数字治理技术的迭代革新，大模型、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工具的智能性、敏捷性大幅提升，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对复杂问题进行多角度的评估，数字治理在为基层干部提供不同政策方案及其结果预测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对政策执行过程的实时动态监控和反馈，提醒基层干部及时调整政策执行策略，保障政策执行的效果，避免政策偏轨走样。基于数字技术的循环反馈机制，基层干部还可以持续进行政策学习和改进，培养良好的政策创新思维。而当政策创新出现意外失误或不慎造成负面影响，数字留痕的结果也能清晰反映基层干部的履职过程，便于在责任纠察中贯彻“三个区分开来”原则，落实干部容错纠错机制，保护基层干部创新的热情和积极性，营造鼓励创新的组织氛围。

数字治理对基层干部激励的不利影响

数字治理在为基层干部激励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可能因信息过载、数字鸿沟等，导致“减能增负”和效率降低等问题。这些状况不利于对基层干部履职担当的正向激励，亟待关注并加以重视。

数字负担叠加削弱工作积极性。形式主义一直是困扰基层干部的老大难问题。在数字治理中，这一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根治，反而披上数字技术的“外衣”演化成“数字形式主义”，给基层干部带来沉重的负担。由于数字治理强调数据来源的充分可靠以及过程的留痕管理，基层干部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收集和处理数据，办公通信软件中的打卡、晒照，过度挤占了基层干部处理其他事务的时间，降低了工作效率和质量，“白天准备材料，晚上处理实事”“连轴转”成为基层干部的工作常态。更严重的是，基层干部通常需要对接多个上级条块部门，但各部门开发的业务系统往往不兼容，无法实现数据共享，多部门数据同时上报、同一数据重复上报，让基层干部应接不暇，疲于应对。持续面对大量的信息还会导致基层干部之间的低效沟通，面对信息过载，基层干部难以判断信息的质量高低和使用优先级，可能引发基层干部对数字治理的排斥，消解工作热情和责任心。

职责不对等引发数字避责。基层干部长期面临责任大、但可运用的资源有限导致的权责不对等窘境，责任和权力“倒挂”容易诱发部分基层干部利用数字技术操弄信息转移责任的避责行为，助长“躺平”、消极行政等不良风气。一是当部门和个人职责与权力不对等时，部分基层干部可能担心数字技术的公开透明暴露自身的不足和失误，尽可能不使用或少使用数字工具，以规避潜在的责任追究。二是在涉及数据共享和跨部门协作的某些领域，权责不对等可能促使部分基层干部对数字治理持有更保守的态度，选择隐瞒相关信息或数据，避免参与其中而产生新的责任。三是治理资源分配不公使部分基层干部缺少履职所需的技术支持，即便个人通过其他途径努力达成数字治理目标，可能也无法获得相应的回报，导致基层干部责任回避的动机。

数字鸿沟扩大导致职业发展受限。数字鸿沟是数字治理的非普惠性发展带来的社会不公平，其本质是信息分配的不正义，在给一部分人带来福利的同时，也使另一部分人成为“数字弱势群体”。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基层干部内部也存在“数字弱势群体”现象。一是数字鸿沟导致基层干部在信息和资源获取上不平等。“数字弱势群体”因不懂或不擅长使用数字工具，在了解政策动态、重要数据等方面往往滞后，决策与执行的速度自然也“慢半拍”。二是数字鸿沟导致基层干部参与治理机会不平等。随着基层民主的不断发展，基层政府越来越重视决策制定的民主性和透明性，在线征集内部成员和外部群众关于重大政策的意见已成为常态，“数字弱势群体”因为缺乏必要的技术能力，不能充分发表自己见解，进而导致决策参与权难以行使。三是数字鸿沟导致基层干部职业发展和晋升不平等。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深入应用和扩展，导致许多关键岗位对掌握和善于运用数字技术的人才需求日益凸显。然而，“数字弱势群体”在内部岗位竞争和晋升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使其职业发展和职务晋升途径受到限制。

舆情应对不当影响干群关系。数字时代网络成为民情民意的重要聚集地，其溢出效应不可小觑。通过网络与民众开展沟通，正确应对网络舆情是数字治理中基层干部的“必修课”，应对不慎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在舆情处置过程中，若信息透明度不足或处理结果未能达到合理、公正的标准，民众可能会认为自身诉求未受到充分关注和满足。这将可能引发对基层干部行为动机及决策合法性的质疑，从而导致干群信任关系出现裂痕。如果舆情事件中基层干部对于焦点问题处理不妥、回应不当，可能会再次激化群众的不满和愤怒，使舆情进一步发酵、升级，对基层治理秩序与干群关系的稳定造成严重冲击。换言之，如果网络舆情问题未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可能会导致干群沟通受阻，基层干部难以获得群众的支持。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基层干部集体被污名化，个人或团体的能力和名誉被否定，丧失晋升提拔甚至保留原有岗位的机会，进而使职业发展面临严重危机。

面向数字治理的基层干部激励新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干部是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关键。要关心和爱护广大基层干部，为他们创造良好工作和成长条件，保障他们的合理待遇，帮助他们深入改进作风，提高发展经济能力、改革创新能力、依法办事能力、化解矛盾能力、带领群众能力，引导他们扎根基层、爱岗敬业、争创一流。”面向数字治理的基层干部有效激励，要从制度、机制、技术、观念等多层面着力，在帮助基层干部成长、进步的过程中，提升基层干部的能力，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和归属感。

减轻数字负担。数字治理中基层干部承受一定的数字负担不可避免，但必须把基层干部从不必要的数字负担中解脱出来，增强工作向心力。一要树立正确数字治理观。数字形式主义的产生在于领导干部政绩观、注意力错位以及责任心缺失，个别领导干部将数字技术作为管控下属和追求政绩的手段，这种做法忽视了满足人的价值需求和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核心治理目标。必须端正领导干部对数字技术的认知，重视基层干部的治理主体价值，使数字治理成为改进组织工作成效，改善上下级沟通，传达组织关怀的重要载体，更好激励基层干部担当作为。二要规范基层留痕管理。制定数字政务平台管理规范，防止工作留痕现象过度取代实际工作成效评估，精简政务APP、工作群组上传的数据、图片、视频等材料，确保基层干部能够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核心工作中。三要构建数据共享平台。从技术层面而言，数字形式主义的核心诱因是无法实现基层数据的标准化采集、规范化汇聚与价值化应用。可以依托国家或省级电子政务平台，建立跨地区、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平台，破除数据系统重复建设、部门数据无法共享等问题，切实减轻基层干部重复采集数据的任务负担。

强化制度供给。激励基层干部担当作为需为他们想干事、能干事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通过制度和技术双重赋能帮助基层干部干成事，提升个人荣誉感、获得感。第一，优化基层治理权责体系。可以从制度上明确基层政府的权责边界，推动资源下沉，保障基层干部履行职责所需的权力和资源，避免基层干部“空忙”“瞎忙”，使其能有的放矢应对各项工作任务。在保障权力不滥用的前提下，减少上级政府部门利用数字手段对基层干部的工作干预，赋予基层干部更多履职自主空间，使数字技术成为辅助其谋事成事的有力帮手。第二，健全干部容错纠错机制。满足新治理场景下群众的多元需求，离不开基层干部对现有政策的创新性执行和治理工具革新性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引发与现有制度规范的摩擦和冲突，也可能出现一定的失误。为保护基层干部担当作为的积极性，必须健全和落实基层干部容错纠错机制，结合数字治理实际对干部的失误错误进行综合分析，合理界定基层干部错误的性质，对该免责的干部要大胆容错，使制度切实为担当作为的基层干部撑腰。第三，改进干部考核评价方式。建立统一的干部人事数据库，全面汇总、整合与基层干部履职相关的各项指标，从“德能勤绩廉”等方面对基层干部进行全方位动态评估，精准绘制基层干部的“个人画像”，并强化考核结果的应用，破除“干好干坏一个样”“邀功避责”等不良风气，为基层干部的培育和选用提供科学依据，激励基层干部奋发进取。

重视教育培训。分层次、分类别开展基层干部数字技能培训，是提升基层干部数字素养，提高基层干部面对新场景、新工具的领悟能力和驾驭能力的必要途径。首先要建立常规干部培训机制，将提升基层干部的数字素养作为重要培训内容，打造面向基层干部的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数字教育平台，将数字课程列为新任基层干部入职培训的必修课，将参与数字培训的频率、课堂表现作为干部晋升评优的重要条件，调动基层干部参加培训的积极性。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与相关单位合作，打造一批数字教育实践基地，形成选派干部挂职实训的常规性机制。其次要优化干部培训课程体系，深入基层调研摸清基层干部数字素养的现状，了解不同部门、层级的基层干部对于数字培训的真实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培训项目，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基层干部数字培训课程体系，力争做到“缺什么补什么”“管什么教什么”，兼顾理论与实操，使基层干部操作的数字技能精准匹配履职需求。最后要重点关注“数字弱势群体”，为数字素养薄弱和学习能力欠佳的基层干部量身定制课程，通过小班教学、一对一指导等，帮助他们以“小步慢跑”的方式克服能力恐慌，鼓励基层干部内部开展团队学习，以“传帮带”方式切实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增强学习获得感和组织归属感。

加强舆情治理。正确处理网络舆情有助于筑牢干群关系的“防火墙”，为激励基层干部担当作为添加动力。其一，增强舆情治理意识。舆情本质上是民情的体现，只是呈现的方式和载体发生了变化。基层干部要根植人民情怀，从舆情之中察觉群众的合理诉求以及对政府的期待，将回应舆情视为做好群众工作，培育良性干群关系的重要机遇，化解面对舆情的畏难心理。其二，改进舆情沟通方式。面对舆情要以我为主，主动出击，针对舆情关切的焦点问题，坚持双向互动沟通，深入分析群众的心理需求，通过构建共情话语争取群众支持，并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以事实为依据讲清事情原委，公布问题处理的过程、结果及其依据，向群众传递政府解决问题的信号，引领舆论正向发展。其三，畅通群众参与表达渠道。基层政府要以政府留言板、地方论坛等载体，提供常规性的诉求表达平台，主动倾听群众意见。同时，基层干部应养成经常上网的习惯，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将合理的建议和意见吸纳到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真正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提高自身的群众认可度和履职获得感。（来源:《国家治理》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