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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飞（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现代工业发展步伐加快，酸雨、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土地沙漠化等生态问题日趋严重，由追求剩余价值引发的生态危机影响到剩余价值自身的实现，进而使整个西方社会陷入到了普遍的绿色焦虑和担忧当中。由此，为缓和人与自然长期对立和对抗的关系，西方环境运动、生态抗议运动频繁爆发，“自然的抗议”开始与“人的抗议”一起进入学界的视野，生态改良主义、环境社会学、生态马克思主义等不同学术流派从各自的理论立场出发，对自然环境恶化、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进入了深入的反思与批判。
而处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当代西方社会，也试图通过发展绿色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化解这场生态危机。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云飞认为，若不消灭资本固有的“生态否定”逻辑，即使绿色资本主义再发达、气候资本主义再发展，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法西斯主义都会变本加厉，进一步加剧西方社会的绿色焦虑和担忧，最终使晚期资本主义的生态希望完全破灭。
Q:生态帝国主义的具体表征是什么？
A:1、西方社会的资源掠夺。高消费和高浪费是晚期资本主义的重要趋势和特征，在高消费遇到国内的极限和限制之后，西方社会必然大肆掠夺世界资源尤其是南方国家的资源，这是加深南北鸿沟的重要原因；
2、西方社会的污染输出。西方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邻避”问题。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萨默斯认为南方国家处理污染的成本低于北方国家，应当鼓励将污染企业和有毒废料转移到第三世界，这充分暴露了代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银行的本来面目；
3、西方社会的生态破坏。西方国家已成为破坏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急先锋。例如，在捕鲸问题上，日本利用《全球禁止捕鲸公约》的漏洞，一直以科研名义公开捕杀鲸鱼，公开销售和消费鲸肉，以满足口腹之欲和贪婪之心，在非法获取他国生物多样性资源方面，西方国家同样不择手段；
4、西方社会的生态战争。“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以“文明的冲突”为借口，到处挑起战争。就起因来看，争夺和控制世界资源尤其是能源资源是美国挑起战争的重要考虑；
5、西方社会的仇恨绿化。在西方社会，一些种族主义者将移民难民问题与生态环境问题勾连起来，滋生出了“生态法西斯主义”（Ecofascism），特别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推行的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措施更是助长了生态法西斯主义。
Q:晚期资本主义存在哪些生态危机？
A:1、占有私有化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环境问题是典型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对贪得无厌的欲望之自私自利的追求，必然会加剧对自然界的掠夺，加剧晚期资本主义的反自然和反生态的本性；
2、资源私有化和污染公共化的矛盾。在西方社会，工人和穷人被完全剥夺了资源的所有权和享有权，而资本主义私有企业制造出的环境污染完全公共化了，资本主义在加剧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同时，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3、消费无限化与资源有限性的矛盾。在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用消费方面的量的平等遮蔽和维持着消费领域的质的严重不平等，降解和瓦解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维持和推动着资产阶级奢靡性的生活方式，势必加大对自然的索取；
4、经济全球化与利益阶级化的矛盾。随着生态帝国主义的扩展，全球生态环境领域的不公不义会进一步加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把“美国优先”正式写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导致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法西斯主义沉渣泛起。从实质上来看，所谓的“美国优先”，其实就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优先。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西方社会陷入到了普遍的绿色焦虑和担忧当中。由追求剩余价值引发的生态危机影响到了剩余价值自身的实现，因此，通过绿色变革和绿色创新，西方社会开始转向“绿色资本主义”。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和加深，又诱发了“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法西斯主义”。这种矛盾状况既是西方社会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心态的反映和写照，又是西方社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表现和表征。
当代西方社会的绿色转型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对立和对抗为特征。处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当代西方社会，试图通过发展绿色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化解生态危机。晚期资本主义是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表现和表征。这样，绿色资本主义就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的重要趋势和特征。
晚期资本主义的国内绿色调节。在战后资本主义的新经济繁荣时期，由于人与自然的矛盾激化，生态危机成为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的公害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反弹，环境运动在西方社会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从1975年1989年，以环境和核能为议题的集体性抗争事件，在德国、瑞士、法国、荷兰分别增加了24%、18%、17%、13%。环境非政府组织（绿色NGO）在80年代也迅速发展。在英国，从1981年到1991年，“地球之友”“绿色和平”“保护野鸟协会”等绿色NGO的会员分别增加了533%、1260%、93%。在美国，“绿色和平”“塞拉俱乐部”等绿色NGO的会员分别上升194%、248%。西方环境运动，不仅将纯粹的环境主义和生态主义作为旗帜，而且将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社会主义的作品奉为“圣经”。这样，就促动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绿色转型。当然，这一过程存在多方面的动因机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作为晚期资本主义对生态危机的回应，生态现代化（Ecological Modernisation）思想和模式在西方社会出现。它主要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环境革新（绿色革新）。
第一，科学技术对环境问题的出现有所影响，但也对环境问题的治愈与预防具有实质与潜在的影响。
第二，生产者、顾客、消费者、信用机构、保险公司等市场因素日益成为环境革新的重要力量，其重要性不断提高。
第三，国家管治强调更为分权的、自由的、两愿的模式，同时给予非政府行为者承担传统行政的、规范的、管理的、合作的以及与政府相协调的功能的机会。
第四，社会运动渐渐参与到了环境革新的公共和私人决策体制当中。
第五，完全忽视环境、割裂经济和环境利益之间关系的话语实践和意识形态，不再被人们所接受。
这一理论和模式认为，资本主义能够根据环境议题调整生产关系。因此，胡贝尔首先在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议程中提出了绿色资本主义的概念。德雷泽克视生态现代化为“资本主义的生态重建”。古尔德森和墨菲则视之为“资本主义适应环境挑战的一种手段”。后来，这些绿色议题扩展到了世界各地。
晚期资本主义的国际绿色响应。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全球性问题，生态环境议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课题，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2008年，肇始于西方的次贷危机迅猛地扩展到全球。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金融危机和化石能源价格飙升叠加形成的危机，联合国推出了“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包括以下三大目标：
第一，重振世界经济、创造就业机会和保护弱势群体；
第二，降低碳依赖、生态系统退化和淡水稀缺性；
第三，实现到2025年前结束世界极端贫困的千年发展目标。
这里，“新政”一词借用了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应对大萧条而实施的“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在这样的背景下，绿色经济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新的趋势和潮流。
为了有效应对危机、重振经济，绿色新政成为西方的普遍选择。
第一，美国的选择。2009年2月，美国总统签署《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将新能源作为主要领域之一。2019年2月，美国一些人士力图将绿色新政的构想正式列入国会议程。
第二，欧盟的选择。2008年11月，欧盟推出了一揽子发展可再生能源和低碳经济的政策。2019年12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欧洲绿色新政》，以期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利用脱钩，保存、保护和增强欧盟的自然资本，保护公民的健康和福祉免受与环境相关的风险和影响。德国将绿色技术和生态产业作为重点。法国绿色经济政策重点是发展核能和可再生能源。
第三，英国的选择。2008年以来，英国相继出台了《气候变化法案》等一系列法案。近年来，工党发出了在英国开展“绿色工业革命”的呼吁。这样，就促进了西方社会的绿色转型。
总之，绿色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普遍社会心理和社会心态，绿色资本主义适应了这一要求。绿色资本主义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谋求绿色革新和绿色转型的理论和模式。
西方气候资本主义的困局
围绕着全球气候暖化议题，西方社会出现了“气候资本主义”（climate capitalism）。美国退出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暴露出了气候资本主义的弊端和困境。
气候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实质。气候暖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通过采用碳税、排放权交易等经济手段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可以减缓和延缓全球暖化过程。“精明”的资本家从中嗅到了商机，这样，就出现了气候资本主义。其主要原理是：
第一，通过尽可能有效利用所有资源来争取时间。这是一种成本效益最好的方式，是解决人类面临的许多最糟糕问题的最佳方式，同时可为投资带来高额回报。
第二，宏观经济系统和微观经济企业的设计应模仿健康、本土生态系统的多样性、适应性、弹性和地方自力更生的模式。这就需要发展仿生经济、循环经济等。
第三，实现真正可持续的经济必须加强制度管理。例如，经济体系和会计体系应计算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
这样，不仅可以保持效率和创新，而且可以恢复和加强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显然，气候资本主义是一种试图在资本主义体系框架中将应对全球气候暖化和发展资本主义统一起来的理论和模式。
关于全球气候治理《巴黎协定》的达成。围绕着气候议题，按照“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国际社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1992年，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通过了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由于《京都议定书》将在2020年到期，因此，国际社会开始制定《巴黎协定》。2015年12月12日，联合国通过了《巴黎协定》，并于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世界上195个国家签署了这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条约。其主要目标是：将21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摄氏度以内。2018年12月15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卡托维兹大会完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为实施协定奠定了制度和规则基础。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自私行动。长期以来，无论是从排放总量还是从人均水平来看，美国都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大户，理应发挥“表率”作用。但是，美国出尔反尔。《京都议定书》实质上是一份绿色资本主义文件。“实际上有两条线把《京都议定书》的过程与资本积累联系起来。
第一，排费限额交易中，污染排放会略有减少，还可能会产生附加值。
第二，清洁发展机制给企业颁布执照，允许它们在南方国家创立碳隔离项目，例如桉树农场。这一做法使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继续污染并使其荒谬地以为它们的碳将会在未来被循环使用。”即使如此，美国仍然以科学上缺乏充分的理由为借口，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 杭州峰会前，中国和美国向联合国交存了两国关于《巴黎协定》的批准文书。但是，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后，美国决定退出该协定。在他看来，这一协定将使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减少3万亿美元，并使工作岗位减少650万个，对美国形成了不公平的经济负担。出于“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 的考量，2019年11月4日，美国正式通知联合国，将正式启动退出这一协定的进程。这样，美国就成为世界上至今唯一一个退出《巴黎协定》的国家，为其他国家的效仿提供了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借口与掩护。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批评者的两面性。面对特朗普政府这一不负责任的行为，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都展开了激烈的批评和抗争。例如，2017年4月29日，华盛顿爆发了上万人规模的游行活动 ，抗议特朗普的气候政策和能源政策。2018年9月，在全球气候行动旧金山峰会（Global Climate Action Summit）期间，倡导环境保护的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指出，越来越多的人同意有必要对抗气候变化。2019年11月，戈尔在个人推特上发表声明宣称：“没有任何个人或党派能够阻止我们解决气候危机的努力。但是，那些企图为其贪婪而牺牲地球的人，将因其自满、共谋和虚伪而遗臭万年。”但是，戈尔被社会批评为环境保护的“伪君子”。这在于，由于存在着用电加热家庭游泳池等行为，“狡兔三窟”的戈尔住宅的耗电量惊人，一度是一般人家的10多倍，现在已经涨到了普通家庭的21倍，甚至是34倍。显然，戈尔存在着“言行不一”的问题（"do as I say not as I do"）。同时，在发展清洁能源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坚持对中国光伏产业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行为，也表现出了这种矛盾心理。
总之，作为绿色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和形态的气候资本主义，有助于绿色转型。但是，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自私行径表明，气候资本主义难以为继。这种困境其实就是整个西方社会的困境。
西方生态帝国主义的肆虐
尽管“冷战”早已结束，但是，西方国家仍然通过帝国主义的方式维持其在全球的统治地 位，导致了“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生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凭借对外扩张甚至是战争手段维护其生态环境霸权的现象。这是绿色资本主义的反证。
西方社会的资源掠夺。高消费和高浪费是晚期资本主义的重要趋势和特征。西方社会消耗的资源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据塞拉俱乐部2012年的估计，美国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5%，却使用了世界上1／3的纸张、1／4的石油、23%的煤炭、27%的铝和19%的铜。高消费遇到国内的极限和限制之后，西方社会必然大肆掠夺世界资源尤其是南方国家的资源。可将之称为“榨取主义”（Extractivism）。这是指大量采集未加工自然资源的活动，其目的是出口。这种行为不仅限于矿产资源和石油资源，而且存在于农业、林业、渔业中。在南北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的背景下，通过降低从南方国家进口资源产品的价格和抬高向南方国家出口工业产品价格的方式，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进行双向掠夺。这是加深南北鸿沟的重要原因。
西方社会的污染输出。西方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邻避”问题。1991年12月12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萨默斯在一次谈话中认为，南方国家处理污染的成本低于北方国家，世界银行应当鼓励将污染企业和有毒废料转移到第三世界。其部分内容用“让他们吃下污染”的标题，公开发表。这里所说的“他们”即广大穷人尤其是第三世界的穷人。这充分暴露了代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银行的本来面目。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一直将中国作为垃圾出口地。2017年，中国政府出台《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以后，由于自身处理能力严重不足，原来依靠向中国出口垃圾的西方国家不堪一击，瞬间变成了垃圾场。在核废料的处理上，西方社会同样束手无策。
西方社会的生态破坏。西方国家已成为破坏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急先锋。例如，在捕鲸问题上就是如此。1986年，国际捕鲸委员会（IWC）通过《全球禁止捕鲸公约》。1988年，日本停止商业捕鲸。但是，日本利用该《公约》的漏洞，一直以科研名义公开捕杀鲸鱼，公开销售和消费鲸肉，以满足口腹之欲和贪婪之心。到2018年为止，日本共捕获了1.7万头以上的鲸类。这一行径遭到了海洋守护者协会的强烈反对。由于与一艘日本捕鲸船相撞，该团体的一艘舰船曾经沉没。以擅自登上捕鲸船只为借口，日本一家法庭判处这一协会的一位人士两年监禁，缓期执行。即使如此，2019年6月30日，日本正式退出IWC，并于次日重启商业捕鲸。另外，在非法获取他国生物多样性资源方面，西方国家同样不择手段。
西方社会的生态战争。“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以“文明的冲突”为借口，到处挑起战争。就起因来看，争夺和控制世界资源尤其是能源资源是美国挑起战争的重要考虑。美国的化石燃料消耗量是英国居民的2倍，日本居民的2.5倍。只有控制国际能源市场，美国才能保证国内能源需求的同时，保存国内的能源可持续存储。从手段来看，美国不惜采用生物战和生态战等残酷手段。例如，贫铀（depleted uranium）具有重金属和放射毒性双重毒性，贫铀弹会引起严重的健康损害、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但是，美国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使用了290吨贫铀弹，在1995年的波黑战争中使用了3吨，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中使用了9吨，在2000年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也大量使用过贫铀弹。受此影响，在海湾战争结束后的伊拉克，严重先天性畸形儿的出生率高达3%。这样，帝国主义战争就成为了生态灭绝战。
西方社会的仇恨绿化。在西方社会，一些种族主义者将移民难民问题与生态环境问题勾连起来，滋生出了“生态法西斯主义”（Ecofascism）。这是以生态为理由推行种族主义的丑恶现象。“血与土”（Blood and Soil）是法西斯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是指一个种族与一块领土具有天然的、受自然规律支配的排他性联系。作为“入侵者”的移民和难民扰乱了这种联系，因此，清除他们就如同生态环境保护一样，有助于强化这种有机联系。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推行的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措施助长了生态法西斯主义。2017年8月11日晚，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火炬游行”中，数百名白人至上主义者高呼“你们不会替换我们”“犹太人不会替换我们”“血与土”等口号。在新西兰，2019年3月15日，基督城清真寺发生了导致51人死亡的枪击案。凶手自称为“生态法西斯主义者”。在凶手看来，环境破坏的终极原因在于不受控制的移民；为了拯救环境，杀死移民是正当的；即使其碳足迹和资源消耗远低于富国中的白人。这就是“仇恨的绿化”（the greening of hate）。这样，就将社会焦虑和生态焦虑“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总之，西方社会在将发展绿色资本主义成本外化的过程中，大肆推行和放任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法西斯主义，使其绿色言行呈现出腐朽性和反动性。
晚期资本主义的绿色终结
绿色资本主义增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持续性，但是，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法西斯主义同样为晚期资本主义自身所固有。这种矛盾景象严重困扰着西方社会。
占有私有化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大为提高，但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西方社会仍然固守新自由主义立场。新自由主义尽力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绿色议题通常持有敌视和反对的态度。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生态环境问题是典型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由于新自由主义主导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全球性的次贷危机。因此，不放弃新自由主义，西方社会就不可能实现彻底的绿色转型。2018年，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特朗普政府给美国富人的减税高达2万亿美元，成为新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典型的“成功”实践，充分暴露了垄断资产阶级的本性和本质。这样，对贪得无厌的欲望之自私自利的追求，必然会加剧对自然界的掠夺，加剧晚期资本主义的反自然和反生态的本性。
资源私有化和污染公共化的矛盾。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相适应，在西方社会，作为“上帝”馈赠给所有人类共同财富的自然资源完全私有化了，工人和穷人被完全剥夺了资源的所有权和享有权。但是，资本主义私有企业制造出的环境污染完全公共化了，尤其是工人和穷人要为之买单。在世界资本主义条件下，西方社会甚至将这种成本和代价转嫁给了南方国家。这样，资本主义在加剧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同时，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在剥夺工人和穷人的劳动成果的同时，剥夺了工人和穷人对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享用。从表面上来看，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行动有助于“铁锈带”（Rust Belt） 工人的就业（再就业）和生存，但是，随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目标的实现，这些举动其实维护的是“铁锈带”资本家的利益。从实质上来看，所谓的“美国优先”，其实就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优先。
消费无限化与资源有限性的矛盾。作为生产关系环节的消费，既受生产影响，又影响着生产。在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消费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在西方社会，晚期资本主义通过广告文化创造了一个“高消费社会”，使奢靡性的生活方式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用消费方面的量的平等遮蔽和维持着消费领域的质的严重不平等。这样，晚期资本主义事实上成为“消费资本主义”，降解和瓦解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维持和推动着资产阶级奢靡性的生活方式。这样，势必加大对自然的索取。但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自然不可能无限制地满足人们高消费的需要，尤其是支撑资产阶级的奢靡性生活方式，便势必会影响其生活水平。这样，消费资本主义对外推动着生态帝国主义的扩张，对内滋生着生态法西斯主义。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异化，使人们进一步陷入了更深的忧虑、担忧，甚至绝望当中。
经济全球化与利益阶级化的矛盾。尽管全球化有助于普遍交往，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是，正如全球化不会自动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一样，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全球生态环境正义。随着生态帝国主义的扩展，全球生态环境领域的不公不义会进一步加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种族主义把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归咎于“文明的冲突”和移民、难民问题，把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导致的社会问题归罪于他国窃取美国专利，把资本逻辑的反自然和反生态本性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归结为外来人口因素。正是出于这样的自私考虑，才导致美国把“美国优先”正式写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才导致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才导致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法西斯主义沉渣泛起。其实，这里存在的不是全球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矛盾，而是经济全球化和利益阶级化的矛盾。毕竟，特朗普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美国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
总之，“‘可持续资本主义’只是生态否定的一种形式，因为它忽视了当前不可持续发展体系——资本主义——的固有的破坏性”。因此，不消灭资本逻辑，即使绿色资本主义再发达，即使气候资本主义再发展，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法西斯主义都会变本加厉，西方社会的绿色焦虑和担忧都会进一步加剧。这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生态希望破灭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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