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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开文（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主任）
——民生视角下的思考
无疑，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是自我强大还是依赖别人的保护，优劣立判。“合作社+农户”模式通过自己的经济组织进行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不仅是增收的根本途径，也是“三农”发展的必由之路。
民生是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关注的主题。农村民生问题，既是农业经济的增长，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的改善，更是农村居民可以不断分享增长成果的持续繁荣。毫无疑问，民生的主体是“民”，既要民得以聊生，还要乐活其中，使农民无论在哪都能体会到“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
农业产业化的两个主体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实现农业经济增长和“三农”发展的重要途径。自从1991年山东聊城率先实施以来，农业产业化经营已经走过了20余年的历程。它的典型特征是将农业从单纯的生产环节（产中环节），向前延伸到生产资料购买等环节，向后伸展到农产品的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过程，形成产前、产中、产后紧密衔接的产业链条。这样增加了附加价值，降低了单个生产者的生产成本、组织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使他们得以在更长的产业链中分割和增加收益。
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有早期的为人们熟知的“公司+农户”模式，有后来逐渐形成的“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市场+农户”、“公司+市场+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模式，以及近来备受关注的“合作社+农户”模式，另外还有比这些更复杂更长的联接模式。但是除了“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外，其他模式在农业经济学者的眼中，基本上都可以看成是“公司+农户”模式的翻版和增强版，因为其中起主导作用的，都是公司或者龙头企业。基地、市场甚至合作社，基本上都是在公司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是服务于公司减少联接农户的交易成本目标的，甚至受控于公司。“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虽然有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合作社参加进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公司+农户”模式的不足，但如果合作社没能强大到与公司分庭抗礼的程度，也就不能改变公司主导的格局，就还应该归类为“公司+农户”的模式中。因此，农业产业化经营，可以概括为“公司+农户”和“合作社+农户”两种基本模式。
农业产业化拥有两个主体，主导“公司+农户”模式的公司和主导“合作社+农户”模式的合作社。从上面关于模式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从“公司+农户”的基本模式走向“公司+农户”和“合作社+农户”两种基本模式并驾齐驱，就是我国农业产业化实践演进的基本线索。
两种模式、两个主体，也是世界农业经济发展中呈现出的基本格局。
美国的农场主平均种植规模200—250公顷，除了有一大批涉农公司提供各种系列化、专业化的服务外，这些规模超大的农场主还要联合起来，组建自己的农场主合作社，提供覆盖产前、产中、产后全产业链、各环节、高度专业化的无微不至的服务。美国杏农合作社的深加工环节就多达数千个。合作社在主导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还形成了垄断经营。1922年通过的《卡帕—沃尔斯台德法》，规定合作社只要实行一人一票，服务成员，股息不超过8%，就可以得到各种财政和税收的优惠，并且可以获得《反托拉斯法》的例外豁免，依法进行垄断经营。受其影响，美国的农场主合作社不仅形成了在农产品上的市场份额优势，而且在非农产品市场上的份额也达到了令人吃惊的高度。最近，农场主合作社控制的电力和电话市场份额分别高达44%和41%。农场主合作社还形成了与总统和国会对话的“绿色通道”，可以随时与最高决策者就农业政策等进行面对面的直接交涉。
邻国日本的合作社——农业协同组合（简称农协）表现得更为强势。自1947年依法组建后，农协一直是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全方位、全过程、手把手的服务者，农协“组合员”要做的只是通过劳动生产出产品，至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有农协“指导员”亲临现场决定。最近农协虽然在进行机构精简、专业化和市场化等方面的改革，但服务农户的质量并没有下降，反倒更体现出适应市场的积极灵活态势。农协不仅通过自身的销售网络将“组合员”的农产品直销给消费者，极大地节省了生产者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充分显现了其他农产品经营者不可能有的直销优势；还在基层农协的销售网点提供各种农产品的直销专柜，让“组合员”摆放自己的农产品，从价格、质量、品种等方面开展销售实战，培养他们的商业化经营能力。农协还形成了对其他涉农企业的排挤态势，不仅保障自己对农产品加工销售的绝对垄断，还使其他涉农企业很难进入农业。因为日本的法律规定，农用地不能租、售给非农经营者，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绝对不可侵犯。不仅是涉农企业，就连公权力也难撼动分毫。有时候国家公路不得不沿着山形非常崎岖，甚至惊险蜿蜒的地方修建，因为山坡、农田属于私有。日本政府保护农民和农业的政策，可谓是不遗余力。政府还给农业经营者高额的补贴，使他们的收入高于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在这样的背景下，农协主导的农业产业化成了主要模式。
西班牙的合作社——蒙德拉贡，是该国第五大企业，合作社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重要作用可以想见。
合作社要实现自我强大
与国际上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格局相比较，我国的差距明显。国外一直有两个主体、两种农业产业化模式，甚至合作社主导的农业产业化模式更强势，在为农户实现农产品附加价值、增加和保护农户利益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优势。而我国的“合作社+农户”模式最近才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研究发现，“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还存在许多明显的不足：主要局限于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尤其是经济发展较好、合作社创建较久的地区；服务主要表现为农产品的销售，农产品加工方面涉足较少，尤其少见深加工；“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对于农户受益者增加的贡献还不能让人满意。这些说明，“合作社+农户”模式是农业产业化经营中较弱的后来者。
需要强调的是，要给这个新主体足够的重视，并强力推动它的发展。理由是：“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可以减少“公司+农户”模式中的利益纠纷，可以实现和保护农民收益，还可以通过自身的壮大，使弱势农业得到应有的保护和更好的发展。
“公司+农户”模式建立在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契约理论基础上。在公司和农户之间，公司因为具有信息和资本优势，拥有绝对优势的谈判地位，也很容易获得占优的利益格局。弱势的农户要想改变这样的格局，只有选择违约，但违约又会连带失去加入产业化经营的好处，因此他们的违约大多属于无奈之举。反观公司则不同，违约只会在少数情况下受到制约，比如市场价格上涨时。所以其违约行为发生的概率更大，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公司+农户”模式的违约率、违约事件的严重程度都大于其他模式，“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次之，“合作社+农户”模式最小。至今为止，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公司+农户”模式的不公平性，尤其是这种格局不断延续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公司+农户”模式既不属于单次交易、短期契约的市场治理，也不属于多次重复交易形成长期契约的公司治理，而属于介于二者之间的混合治理。农户将自己的农产品委托给公司加工销售，但却不能参与公司的决策，在公司做出对自己不利的决策时却毫无办法，既不能像市场治理一样选择下次回避不再参与交易，也不能像公司治理那样在公司内部“用手投票”、“用脚投票”和下次回避，而是连带失去了参加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好处。“公司+农户”模式的治理机制，是不利于农户的，并且持续下去可能会对农户造成持久的利益侵害。
而“合作社+农户”模式则不同，合作社属于农民自己的经济组织，利益的不一致程度得以大大降低。合作社成立之时，已经通过社会资本（包括地缘、亲缘、产业缘等）等手段，使信息不对称、不完备状况得到了大大缓解；合作社属于农民自己的经济组织这一本质属性，及其“一人一票”、利润返还等原则，保证了农民增收目标实现的可靠性。
“合作社+农户”模式的发展壮大对农业的保护效应也开始受到越来越深刻的认识。无疑，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是自我强大还是依赖别人的保护，优劣立判。“合作社+农户”模式通过农民自己的经济组织进行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不仅是增收的根本途径，也是“三农”发展的必由之路。
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扶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提高农业产业化、组织化程度”。不仅把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都看成了农业产业化的重要主体，而且更突出强调了合作社的重要地位，有力地支持了本文的观点。
亟需政策扶持和引导
本文主张以合作社为主体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但如前所述，“合作社+农户”模式还存在不少不尽人意之处。要使合作社成为名副其实的农业产业化主体，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用法律政策构筑保护农业的屏障。这方面包括尽快制定合作社垄断经营农产品的法律法规，尽快固化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土地、资金等流出农村的政策、法律堤坝，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尤其是对合作社的补贴。
第二，做大做强合作社。通过财政、税收等政策，支持合作社进行农产品的购买、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产业化经营，使合作社的纵向一体化发展不断走向成功；通过培育合作社企业家、管理者，积极示范推广合作社的发展经验，规范合作社制度，使合作社不断走向成熟化和实力化；通过发展合作社的信用合作组织、土地股份合作社，构建包括土地、资金等要素齐全的综合性合作社，使合作社能够全面发展，从而尽快胜任农业一体化主体的使命。
第三，形成“公司+农户”的产业化模式从盈利到示范再到退出农业的政策和机制，使农村真正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总之，民生的宗旨是要民得以聊生，并乐活其中。实现农村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农业产业化经营应该掌控在农民自己的组织手中，也只有通过农民自己的合作社及其“合作社+农户”模式，才能充分实现改善民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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