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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娟（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何为企业家精神
从字面上看，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家、企业等概念是分不开的。但在笔者看来，之所以被称为“企业家精神”，是因为一部分社会“能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选择了企业这一组织合约形式，把自己变身为“企业家”，进而提炼出“企业家精神”这一精神特质。事实上，作为一种精神特质，“企业家精神”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得到了凝练和升华。
首先，企业家精神与所有权相随，但并不必然建基在所有权之上。作为经济学的核心概念，资源稀缺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资源的多用性，即资源属性之间存在竞争，资源被选择某一用途必然放弃其他用途。有时这种放弃具有极高的机会成本和极大的不确定性。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社会承担这种高成本、高不确定性进而取得更高水平的发展时，企业作为一种降低机会成本和应对不确定性的方式出现了。一部分社会“能人”为了避免某一资源被用作他用，就“完全”拥有这一资源，进而能够决定资源的哪些属性将被使用。此时，企业家与资本家是统一的。而当社会条件发生变化，如资源丰富到一定程度，特别是资产专用性降低，“完全”拥有资源的必要性随之降低时，产权自然分离出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等，“企业家”与“资本家”的分离也就具备了条件。因此，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与资本家的统一，仅仅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阶段性选择；企业家精神并不必然建基在对资源和资本的所有权之上；“企业家”也并不是因为“资本家”概念的污名化而创造的一个新词，而是分工细化后一个必然的概念。
其次，对企业家精神的奖励，本质上源自系统收益。企业家精神之所以应当受到奖励，本质上是因为创造了系统收益，而不仅仅是因为承担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认定企业家仅仅因为承担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就应当受到奖励，那么对那些在经营上或财务上“失败”了的企业家而言，可能是一种“贬低”。而事实上，那些“失败”了的企业家，可能为新企业的成功铺垫了不可或缺的社会条件。而且，当风险和不确定性来临时，企业家的承担能力是有限的，比如以出资额为限，或个人破产制度等设计，剩余部分乃至大部分的损失都被其他社会主体乃至整个社会所分担了。这样“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观点不再适用，债权人也将承担一定的风险。因此，对企业家精神的奖励，从根本上源自企业家的剩余控制权恰好符合了社会发展需要，带来了新的交易和“交易惠利”，进而启动了整个社会的系统收益。即使那些“成功”的企业家也非常清楚，成功并非完全源自自身能力，很多因素都与社会大系统的力量息息相关，都有机遇的成分。因此，企业家要融入和回馈所在的社会大系统，企业家精神也必然有所在系统的属性。
第三，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基于社会整体的功能。一般我们说企业家精神往往对应的是个人，即个人具有的某种功能，如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柯兹纳所说的对机会的警觉、福斯和克莱因所说的“判断”等。然而，当我们把企业家精神对应个人时，一方面会因为所有人都是企业家而产生违反奥卡姆剃刀原理*的问题，另一方面也难以解释企业家精神的时代和国别差异。事实上，类似于“理性人”的概念，“企业家”“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也是对客观规律的凝练和升华。“理性人”与“企业家”是相辅相成的，前者强调顺应规律实现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后者强调利用规律试图改变现状或改变约束条件；“理性人意识”的普及是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前提，“企业家”是“理性人”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而且，就像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理性人”一样，也不存在必然成功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但是，那些行为符合“理性人”“企业家”预期的人，往往走得更远、更稳。因此，即使所有人都具有企业家精神、所有人都是企业家，往往那些能够利用专业化知识识别重要约束条件、发现关键主体和资源、并将之科学组合起来的企业家，更可能取得成功。这同前文提到的其他社会主体承担“失败”企业家的损失，是笔者强调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基于社会整体功能的原因所在。
最后，企业家精神是劳动分工的必然产物。如前所述，企业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更进一步说，企业、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从根本上说是劳动分工的结果，同时受到交易费用的影响。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分工并非越细越好；而且，也并非所有人都从事自身最擅长或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作就是最优的。以医疗服务为例，假设供给方有专家级医生和非专家级医生之分，需求方有重症患者和轻症患者之别，只有专家可以诊治重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专家只诊治重症，那么因为劳动强度和患者比例等问题，重症服务的定价将会大幅提高。此时，通过医院或专家群体这样的企业或组织，对专家的重症工作量进行规定或约定，使专家的剩余时间能够自行安排，如以较高价格诊治轻症，将会出现既有利于医生又有利于患者的均衡价格。医院及医生联盟的出现，就是分工细化的结果。更一般地，企业是异质性资本与同质性资本的混合体。其中，异质性资本从同质性资本中产生，但决定着哪些是资源以及资源的使用效率如何，对企业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同质性资本总是依附于异质性资本，但同质性资本占比一般更多，且往往随着企业成熟度的提高而不断提高。因此，对异质性资本的管理，往往是企业家的核心工作，更是初创企业的中心工作。而随着企业发展基础的夯实，对同质性资本进行管理的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逐步提升。此时，企业家精神往往在约束条件的边际上发挥作用。如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吃苦耐劳也是一种边际上的企业家精神。
综上所述，企业家精神是在劳动分工中出现的，人们依靠自身剩余控制权，识别约束条件、发现关键主体和资源，并以主观上的理性人意识作出判断和采取行动，但在客观上增加了系统收益的一种社会性功能。企业家精神从理性人意识中产生，又超越了理性人意识。它在特定社会条件下，与企业这一组织合约形式紧密结合，通过把企业家自有资本投入其中，增加了企业家在自身能力范围内最大限度承担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可信性，或者说降低了其他主体作出理性人决策的机会成本，进而放大了企业家精神的作用。现阶段，激发企业家精神，仍然要通过企业这一组织合约形式，但资本的作用正在弱化。在激发和弘扬企业家精神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这一点。
为企业家识别约束条件提供便利
为企业家提供便利，这里的“企业家”泛指一切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人，即所有人。而识别约束条件，就是由“潜在”变为“现实”、由“可能”变为“成功”的第一步。一个有利于识别约束条件的社会环境，更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这样的社会环境具有“三个有利于”的突出特点，即有利于传递信任、有利于实现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统一、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
一是推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如前所述，企业是异质性资本和同质性资本的混合体，异质性资本从同质性资本中产生。铺垫好同质性资本，对于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具有基础性作用。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就是要加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如奠定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基调，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加强对基础产业领域的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等，不断提升同质性资本的可信度。尤其是在当前个性化知识和劳动投入不断增加、服务经济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一方面要关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对基础性产品更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不断夯实和巩固我国在完整的工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等方面的传统优势，使企业家能够基于理性人意识作出判断；另一方面要关注基础性产品“富足”带来的新“稀缺”，如共享单车富足背后是停放区域的稀缺以及对公共区域更高效管理的稀缺。只有准确地把握了稀缺的转移，才能更有针对性地促进真正资源的流动，实现经济上“高质量发展”与“厉行节约”等目的。这也是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基础性问题。
二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统一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分配制度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剩余索取权方面的突出问题，如收入差距拉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较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题等。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更是激活内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其中的突破口，就是提升企业家的剩余索取权、激发企业家精神。如前所述，企业家精神的激发，将一方面增加系统收益，为“双循环”经济提供不竭动力；另一方面改善同质性资本的供给质量，为扩大内需提供深厚基础。对于各级政府来说，一方面要激发社会“能人”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按照《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等制度文件要求，在分配制度中充分体现个人收入的市场化，充分体现对个性化的知识价值和智力劳动的尊重，充分体现个性化知识和劳动在分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要激发所有人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通过完善劳动法律法规，引导人们从关注“物的稀缺”到关注“人的需求和价值”，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的能力，不断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同时，着眼服务经济时代大背景，努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着眼“女性贫困”“老后破产”等特定群体可能存在的现实问题，适时改革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制度，着力构建面向未来的大格局分配制度。这也是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动力问题。
三是推动信用机制向信任机制转变。社会的信任机制，大体经历了由个体信任到制度信任，再到机器信任的过程。这一转变过程，反映了对降低交易费用的社会要求，但本质上还是基于对个体的信任。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事实上建立了基于单位的信用机制和基于少数个体的信用机制，其背后是集体信誉背书或“能人”信誉背书。但在当前服务经济的大背景下，这样的信用机制已经不能满足激发企业家精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我们亟需建立基于个体的信任机制，推动由信用机制向信任机制的转变。在新的机制下，信任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在不确定或风险情境中对互利互惠的期待，能够将企业家从被资本的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出来，发挥更大作用。在实践中，阿里巴巴探索的芝麻信用分和腾讯公司探索的腾讯信用分等，都是改善信用机制、建立个人信任机制的有益探索，但这仍然是一个中心化的、针对社会部分群体的信任机制，仅仅是一个过渡性的探索。更大范围地激发企业家精神，需要技术上的突破，如区块链技术。这也是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成本问题。
为企业家做大系统收益提供便利
当前我国正在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些人担忧，我们可能会陷入“放羊—赚钱—娶媳妇—生娃—放羊”的内卷化循环。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强调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为破解“内卷化”指明了一条道路。为此，要激发企业家精神，做大系统收益。做大系统收益，本质上是通过异质性资本的不同组合改变约束条件，实现“廉价资源”不断推陈出新。事实上，即使是“放羊”的内卷化循环，也存在“免费的草”这一廉价资源。只不过，内卷化循环的廉价资源相对来说是固定不变的。
一是坚持创新发展，坚定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在完善国家基础设施的同时，要激发企业家精神突破约束条件，实现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发展。在当前有些国家对我们实施技术封锁、贸易封锁的情况下，企业家首先要抓住创新机会成本降低的契机，下大力气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各级政府要给予适当支持，帮助企业形成自生能力。其次，要推动约束条件在边际上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领域，要向“内”扩大效益，以更加“辛苦”的状态深化改革，提高各类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益和效率。再次，要为“辛苦”赋予意义，避免“内卷化”。为“辛苦”赋予意义，本质是推动劳动分工维持在较高水平，而不是任意水平。企业之所以存在，不仅仅是因为从市场上购买中间品的价格太高，更是因为市场上中间品的供给细分不足。因此，基于成本的目的，企业的存在可能将产业链导向更高质量发展，但也可能导向低质量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政府要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通过市场监管、补贴等政策措施，合理设置“焦点”，引导企业家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共同信念和行动；企业家也要树立高质量发展的意识，采取差异化竞争的策略，努力走出“辛苦却不赚钱”的困境。
二是坚持开放发展，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如前所述，企业家精神从根本上说是劳动分工的结果。事实上，全球化既是劳动分工的结果，也是企业家精神的一种延伸。虽然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头，但新的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全球化正在新的劳动分工下酝酿，它是基于人的全球化，而不是基于物的全球化；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不是少数人能够影响得了的。因此，少数国家逆全球化而动，终将以失败告终。我们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展，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对于企业家来说，一方面要顺应大势大胆“走出去”，与各国企业家开展自由合作与交流，突破少数国家对我们的技术封锁和贸易封锁，尽可能缓解自身面临的“辛苦”和压力；另一方面，要担负起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在国际合作与交流中构建起“诚信中国”的认知，为开放型世界经济注入多元力量。
三是坚持共享发展，完善鼓励企业家回馈社会的引导机制。如前所述，企业家的“成功”，离不开系统的力量。因此，企业家应当积极回馈所在的社会大系统。各级政府要通过建立企业家回馈社会的名誉保护机制、引导企业家参与公益事业等方式，进一步完善企业家回馈社会的保护和鼓励机制，推动企业家成为时代典范。企业家一方面要积极投身国家战略，站在整个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高度，积极构建和完善所在产业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配置机制，避免出现成本问题危及“必要消耗”的现象，进而避免“内卷化”；另一方面，要结合自身实际，投身社会公益活动，共同建立和维护企业家的良好形象。
构建面向未来的体制机制
如前所述，企业、企业家以及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都依赖劳动分工。当前，劳动分工出现了新的变化，典型特征就是个性化知识和劳动的投入增多，而对资本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在这一背景下，“两个毫不动摇”将进一步巩固我国的发展优势：一方面，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为个性化知识和劳动提供更广阔舞台的天然优势；另一方面，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进一步解放个性化知识和劳动的生产力。这也是面向未来的制度设计。
一是主动作为，激发国有企业中的企业家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激发国有企业中的企业家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要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这一重大政治原则，确保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坚定贯彻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确保国有企业“带头”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其次，要推动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国有企业要坚持“不离本行”，激励广大员工在这个较为“狭窄”的业务范围内更加积极地从事企业家活动，发挥“代理企业家”的作用。再次，要以管资本为主，进一步完善责任制。特别是要按照“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对国有企业家以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为目标、在企业发展中大胆探索、锐意改革所出现的失误，要予以容错，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最后，要让人才在流动中体现价值。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要进一步完善交流机制，避免累积性的形式主义；对于广大员工来说，要打破“铁饭碗”，让人才在流动中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的能力，激活更大的社会价值。
二是顺势而为，将“企业家精神”从被资本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制度设计，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贪功冒进。如前所述，企业家概念不是基于主观上对避开资本家污名化的需要，而是基于客观的劳动分工的需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为我们带来了理性人意识的普及、共同体意识的复苏和企业家精神的觉醒，也为我们带来了服务经济时代的大背景；新一轮科技革命更是带来了从以物为本迈向以人为本、从信用机制迈向信任机制、从全球化迈向更高层次全球化的大趋势。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首先要立足以人为本，更加关注人的需求与价值，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分配制度改革等，逐步提高个性化知识和劳动等异质性资本在决定资源属性使用上的话语权。其次，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尤其要深化资本要素价格改革，下大力气推进利率市场化。再次，要确保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个人破产制度等现代管理制度与新时代中国特色信任机制同步建立，避免企业成为“内卷化”的工具。最后，要营造尊重企业家，尤其是尊重“失败”企业家的社会氛围，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意识融入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家不再发出“失败了就当做公益”的感慨，而是生发“为后来者创造必要社会条件”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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